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因为要给女儿换护照，政府说旧护照要注销，便翻箱倒柜地在贮藏室折腾起来。不经意，翻到了一叠传真复印件，那上面记录着当年我与一位加拿大国会议员来往的一段事，写下来，自己再开心一回。
申请配偶移民，应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偏偏那一年流年不利，硬是让我摊上了倒运的事。申请表、工作、收入……各种证明、认证、公证，还有付费的汇票，一应俱全，寄去了移民局。四个星期后，移民局来了一信，说收到了，case 转去北京，以后有事问北京吧。两个月后，丈夫收到了体检表。三下五除二，体检合格。我想，可以高枕无忧了，大不了再等三两个月，那张纸头也该到手了。
不曾想，紧随其后，使馆给丈夫来了一信，约他去北京谈。谈话的是一位年轻的一秘。破费一张来回机票，换来十几分钟的对话，完了让他回家等。结果从秋到冬，从春到夏，又是来年秋天了，依旧杳无音讯。这期间，我给移民局写信，始终没人理我。丈夫给北京打电话，只有录音，查询电话概不接听。再飞北京，使馆把门的同胞十分尽责，连门都没让进，让回家等消息或写信给使馆。他给使馆去信，也是石沉大海。那时，说我是热锅上的蚂蚁，一点也不过。都说加拿大是个先进的国家，可官僚起来，一点也不比中国政府逊色。那个年代，互联网还是个新生事物，不象现在可以随时查进度。
一天，与一位本地人谈到这事，她提议找议员试试。两眼一抹黑，我不知何处可以挖掘到一位能帮得上这忙的议员。给自己鼓了一夜的劲，第二天一早，我冲进世家保的 town centre，选了一个人进人出的大楼，逮住个看门的便说，我要找议员。对方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找错地方了，去对面的楼问吧。对面的楼，出奇的安静，大厅里空旷的可以甩保龄球。一个类似于问讯处的counter后面，坐着个一脸严肃的工作人员。这更令人惶恐，我战战兢兢重复了一遍提问，他倒头脑清楚，city councilor不管这事，边说边麻利地从一堆公文里抽出一份材料，看了一眼，顺手撕下一片纸，龙飞凤舞地写了几笔，递给我：找他吧。我一看，上面有人名、地址、电话。心想，大约是个更大的官。顺藤摸瓜，总可以找对人。
按图索骥，找到地方。敲门，听到应答声后，我推门进去。屋里只有一位女士，大约是听到推门声，她从写字台后面抬起头。我说明来意，她笑了：对不起，你找错地方了，MPP（省议员）管不了这事，你应该找 MP（国会议员）。说着，抄起电话拨了个号，跟一个叫 Vicky 的人聊了几句。她搁下电话，同样撕下一小纸片，划拉几下交给我，再次微笑：你明天一早去，他在，祝你好运。
晚上，对着那一张小纸片（现在还保存着呢），我为自己祈祷。Jim Karygiannis，你可是我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第二天起早，赶在上班的第一时间到了MP在世家保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已有三位来访者在等候，两位女工作人员（大约是秘书吧）在忙着。其中一位说她是Vicky，让我坐等。大约十分钟后，从里间办公室出来一个男人，西装便服,矮个，壮实。秘书把我介绍过去，我赶紧起身。他过来握了一下手，说：我是Jim。我把故事又说了一遍，递给他case号。这事不正常，沉吟片刻之后他说。转身从桌子上拿起一张文稿纸，刷刷几笔，交给秘书：马上发北京。回头又对我说：通常他们会在24小时内给我答复，有消息我们立刻通知你。秘书问我是否要传真的复印件，我赶紧说要。
第二天下午，我给Jim的办公室电话，回答说还未收到北京回音，也许是时差，让我多等一天。到了第三天，还是不见有消息。我又去电话，Vicky说，只有让Jim再催了。第二天，Vicky告诉我，Jim又发了一个传真，让我继续耐心。每隔一两天，我便给Jim的办公室去电话询问，每次都很失望。十多天后，Vicky来电话，说Jim刚刚亲自打电话去北京使馆了，他们答应立刻就办。
离圣诞节还有几天，Vicky突然来电话，叫我去她那儿拿一份传真，北京终于有消息了。第二天，我赶紧去Jim那儿，Vicky不在。Jim从他的办公室拿来了几页传真。首页上是Jim的批示，让copy一份给我。还有Vicky的greeting：圣诞快乐！一位叫NinonValad的一秘向Jim解释，接到Jim的传真、电话后，他们在加紧办理。他们要找我，因为我搬了家、换了工作，联系不上。让我打电话去使馆，由他们付费，或者他们再联络我，等等。通篇只字未提之前case为何拖延这么久。
离圣诞节还剩三天。凌晨两点，我被电话铃声吵醒，睡眼惺忪爬起来听电话，居然是加拿大驻北京使馆的。对方问了几个问题后，解释丈夫前一次的体检，已过了他们规定的一年有效期，必须重新体检。并保证在收到体检结果后，马上签发签证。
这场马拉松试的团聚申请，在Jim的传真和电话干预后，终结于有惊无险，皆大欢喜。只是这一简单的case为什么在北京拖了这么久，我始终不明所以。
丈夫拿到签证后，我去Jim的办公室，向大家道了谢。后来，每逢圣诞节，便会收到Jim寄来的贺卡。有一年的贺卡里还有Jim和他的妻子、儿女们的全家照。
大约一年以后的一天的下午，门铃突然响了。开门一看，嘿，我乐了，是Jim。便衣夹克工装裤，不认识的，准以为是来查电表的。几步之遥，两位随从在指指点点。Jim说，能否在你家门口插块竞选的牌子。我快乐地回答：行，十块都成。
那一年的联邦大选，我把来加拿大后第一张神圣的选票，毫不犹豫，也是理所当然地投给了J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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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配偶移民，应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偏偏那一年流年不利，硬是让我摊上了倒运的事。申请表、工作、收入……各种证明、认证、公证，还有付费的汇票，一应俱全，寄去了移民局。四个星期后，移民局来了一信，说收到了，case 转去北京，以后有事问北京吧。两个月后，丈夫收到了体检表。三下五除二，体检合格。我想，可以高枕无忧了，大不了再等三两个月，那张纸头也该到手了。
不曾想，紧随其后，使馆给丈夫来了一信，约他去北京谈。谈话的是一位年轻的一秘。破费一张来回机票，换来十几分钟的对话，完了让他回家等。结果从秋到冬，从春到夏，又是来年秋天了，依旧杳无音讯。这期间，我给移民局写信，始终没人理我。丈夫给北京打电话，只有录音，查询电话概不接听。再飞北京，使馆把门的同胞十分尽责，连门都没让进，让回家等消息或写信给使馆。他给使馆去信，也是石沉大海。那时，说我是热锅上的蚂蚁，一点也不过。都说加拿大是个先进的国家，可官僚起来，一点也不比中国政府逊色。那个年代，互联网还是个新生事物，不象现在可以随时查进度。
一天，与一位本地人谈到这事，她提议找议员试试。两眼一抹黑，我不知何处可以挖掘到一位能帮得上这忙的议员。给自己鼓了一夜的劲，第二天一早，我冲进世家保的 town centre，选了一个人进人出的大楼，逮住个看门的便说，我要找议员。对方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找错地方了，去对面的楼问吧。对面的楼，出奇的安静，大厅里空旷的可以甩保龄球。一个类似于问讯处的counter后面，坐着个一脸严肃的工作人员。这更令人惶恐，我战战兢兢重复了一遍提问，他倒头脑清楚，city councilor不管这事，边说边麻利地从一堆公文里抽出一份材料，看了一眼，顺手撕下一片纸，龙飞凤舞地写了几笔，递给我：找他吧。我一看，上面有人名、地址、电话。心想，大约是个更大的官。顺藤摸瓜，总可以找对人。
按图索骥，找到地方。敲门，听到应答声后，我推门进去。屋里只有一位女士，大约是听到推门声，她从写字台后面抬起头。我说明来意，她笑了：对不起，你找错地方了，MPP（省议员）管不了这事，你应该找 MP（国会议员）。说着，抄起电话拨了个号，跟一个叫 Vicky 的人聊了几句。她搁下电话，同样撕下一小纸片，划拉几下交给我，再次微笑：你明天一早去，他在，祝你好运。
晚上，对着那一张小纸片（现在还保存着呢），我为自己祈祷。Jim Karygiannis，你可是我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第二天起早，赶在上班的第一时间到了MP在世家保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已有三位来访者在等候，两位女工作人员（大约是秘书吧）在忙着。其中一位说她是Vicky，让我坐等。大约十分钟后，从里间办公室出来一个男人，西装便服,矮个，壮实。秘书把我介绍过去，我赶紧起身。他过来握了一下手，说：我是Jim。我把故事又说了一遍，递给他case号。这事不正常，沉吟片刻之后他说。转身从桌子上拿起一张文稿纸，刷刷几笔，交给秘书：马上发北京。回头又对我说：通常他们会在24小时内给我答复，有消息我们立刻通知你。秘书问我是否要传真的复印件，我赶紧说要。
第二天下午，我给Jim的办公室电话，回答说还未收到北京回音，也许是时差，让我多等一天。到了第三天，还是不见有消息。我又去电话，Vicky说，只有让Jim再催了。第二天，Vicky告诉我，Jim又发了一个传真，让我继续耐心。每隔一两天，我便给Jim的办公室去电话询问，每次都很失望。十多天后，Vicky来电话，说Jim刚刚亲自打电话去北京使馆了，他们答应立刻就办。
离圣诞节还有几天，Vicky突然来电话，叫我去她那儿拿一份传真，北京终于有消息了。第二天，我赶紧去Jim那儿，Vicky不在。Jim从他的办公室拿来了几页传真。首页上是Jim的批示，让copy一份给我。还有Vicky的greeting：圣诞快乐！一位叫NinonValad的一秘向Jim解释，接到Jim的传真、电话后，他们在加紧办理。他们要找我，因为我搬了家、换了工作，联系不上。让我打电话去使馆，由他们付费，或者他们再联络我，等等。通篇只字未提之前case为何拖延这么久。
离圣诞节还剩三天。凌晨两点，我被电话铃声吵醒，睡眼惺忪爬起来听电话，居然是加拿大驻北京使馆的。对方问了几个问题后，解释丈夫前一次的体检，已过了他们规定的一年有效期，必须重新体检。并保证在收到体检结果后，马上签发签证。
这场马拉松试的团聚申请，在Jim的传真和电话干预后，终结于有惊无险，皆大欢喜。只是这一简单的case为什么在北京拖了这么久，我始终不明所以。
丈夫拿到签证后，我去Jim的办公室，向大家道了谢。后来，每逢圣诞节，便会收到Jim寄来的贺卡。有一年的贺卡里还有Jim和他的妻子、儿女们的全家照。
大约一年以后的一天的下午，门铃突然响了。开门一看，嘿，我乐了，是Jim。便衣夹克工装裤，不认识的，准以为是来查电表的。几步之遥，两位随从在指指点点。Jim说，能否在你家门口插块竞选的牌子。我快乐地回答：行，十块都成。
那一年的联邦大选，我把来加拿大后第一张神圣的选票，毫不犹豫，也是理所当然地投给了J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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