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在中国一个省份内发生灾荒的次数超过一个欧洲国家。
——乔治·斯当东
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有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十八世纪，直到公元二十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几乎无年不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至称我国是饥荒的国度。
——邓拓
历史造就一个民族。
——《历史的真相》
一、“灾变论”的文化适应论
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互相“适应”。如果说“自然的观念”是文化的基本内容，那么就可以说，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如果我们同意这一达尔文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意味着解释不同的文化就要确定不同文化的生存环境是不同的。生存环境首先包括地理环境，然后包括以地理环境为基础的、人类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与文化产品。后者可通称为“非地理环境”。灾变论把“文化比较”理论建立在生存环境比较的基础之上，它的基本论点是：中国文化是中国人面对连续而激烈的灾变连续而激烈地适应的结果。
地理环境与必须适应论
“灾变论”首先必须确定自然灾难在中国出现的频率和严重性要高于西方。由于专业的局限性，我将尽力证明这一点。这种勉为其难的论证如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那么我可以不情愿地将上面这个判断作为我的理论体系的基本假设，就象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源有限”和“经济人”的假设一样。
起源论要说明：如果企图为亚欧大陆两侧居民不同的文化形态提供一个全新的充分的解释，通过求异推理，只能在自然灾害在两边分布的不同始能找到文化差异的“最后”根基。
灾变事件具有文化意义必须满足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1、灾变发生在时间上具有频繁性和经常性，在空间上具有普遍性。这需要“大历史”的研究方法和"小历史"的研究方法相结合。
2、每次灾变几乎都具有严重的人类危害性。
具有这两个特征的生存环境迫使人类必须适应环境（顺从与“应战”），长期适应生成一种民族文化。
3、灾变发生的不可预测性。这包括两层意思：第一，人们知道灾难肯定将要发生，但是，第二，即将发生的灾难将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发生却无法预期。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正是灾变的非理性预期的这个特征，导致了“生存恐惧”或“灾民恐惧”，并使这种恐惧心理上升为恐惧人格。
非地理环境与再适应论
满足上述三项条件的自然灾害将引起社会动乱和生存恐惧，人在这种社会危机中还“必须”适应这种灾难性的“人为灾害”。在上述三项条件下，人类生产力水平长期得不到显著提高。在人类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漫长历史时期，自然灾变和社会灾变又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此外，记忆、传播和遗传同时延续并放大了灾民恐惧并强化了灾民理性。“东方专制主义”是再适应过程生成的灾民政治文化。
灾民理性和政治专制主义并不能有效整治灾变和应付灾变，相反，由于专制主义自身的逻辑，它是自然环境恶化和社会动乱的新的根源；而继续恶化的灾变状态又进一步强化了专制主义。这表明，灾民文化是“现实”的，但未必是“合理”的。我将非地理因素强化或制造的灾变，称为“再适应灾变”。
“再适应灾变”以自然灾害为基础，同时作为一种独立力量在文化生成中发生作用。它是对自然灾害的本能反应，或是“命运的宗教”。人类必须同时对两种灾变进行适应，这无疑强化了灾民理性的“超稳定性”。
正面的文化适应
自然灾变在中国还存在另外一个“正面”特征：间断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暂时性”的较好的土壤、水文和气候等条件，这是文明延续得以可能。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它确保中国没有变为第二个非洲，并使“中华文明”得以绵延迄今。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良好”的自然条件的频繁交错共同控制了中国人的命运。但重视这一特征丝毫不意味着否定灾变是中国历史的结构性特征，毋宁说恰恰证明了这一特征----灾难间歇期的安逸是紧张状态中的安逸。
二、灾害中国——中国自然灾害史
在说明“灾民理性”之前，我们必须说明“灾变”事件如何构成中国历史的“结构”。这种说明主要在与西方文明起源的西欧特别是希腊的地理环境的比较中进行。尽管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共同构成“灾变”的全部内容，并且经常是互动关系，但为叙述方便起见，我们分别予以解说。
中国结构性自然灾害的地理学解释
1、地理位置、面积与典型的季风性气候、大陆性气候、气候的复杂性
中国独特地理位置和国土面积等自然地理特征构成了中国独特的或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基础。
“中国位于世界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的东南部，濒临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由于海陆之间的热力差异而造成季风气候特别显著……中国是世界上季风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1）季风气候的主要特征是季节变化剧烈，降水集中，干旱也相对集中。这一气候特征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严格说来，从季风的成因和概念考虑，世界的典型季风区仅出现于亚洲东部、东南部和南部。”（2）亚洲在全球7大洲中面积最大，约为4400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9.4%。“与其他大陆相比，亚洲多数地区的大陆度平均在50%以上。”“亚洲内陆到海岸的距离最远超过2500公里，而在西欧各地与海岸的距离最大距离不超过600公里。”（3）陆路辽阔意味着远离海洋的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存在“强烈的大陆性”，这首先意味着干旱问题极端严重，其表现之一就是亚洲腹地的沙漠化;这一特征构成魏特夫的理论前提。其次是寒暑变化极端，酷热与严寒同在。太平洋西部复杂的洋流系统对中国气候的剧烈变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大陆性和季风性特征一起，导致气温和降水的地区差异和季节差异。亚洲----因此也是中国----的典型的季风气候和强烈的大陆性以及气候类型的复杂性等气候特征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西欧显著的海洋性气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欧特别是希腊群岛，温暖湿润，季节变化不显著。中国人生活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特别是在中国文明发祥地的华北地区和黄河流域----必须不断适应季节的激烈变化。中国西北高原、华北内陆远离海洋，旱灾极端严重。那里的居民几千年挣扎在生存线上，生存危机抑制了生产力的提高。
2、轮廓特征、地势特征、地形特征与地质特征
中国是一个为高山和海洋岛屿、深海沟封闭的大陆。“欧洲犹如亚欧大陆向西伸入到太平洋中的一个大半岛，因此盛行西风能够将北大西洋暖流的暖湿汽流吹送到欧洲大部分地区，使之具有温和湿润的气候。”（4）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起伏极端，几大河流由西向东顺势狂奔；加之降水在时间上相对集中，水灾特别严重，中国是世界上水患最严重的国家。同时，中国地形复杂多边，山高谷深，迎风坡降雨、锋面降雨、泥石流等易成灾害。中国人可以说是“斜坡上的居民”，在这个灾难不断滚滚而来的斜面上，稳定生存往往受到威胁，生活往往被摧毁，人类被迫匍跗于斜面上，失去了“直立”的尊严和从事精神生活的闲暇。
在地质方面，几大“版块”在中国交接，以地震为主要灾变的地质灾难相对集中。“（亚洲）大陆东缘有巨大的岛弧----海沟系，是地球上最活跃的活动带，这里地震频繁，具有浅、中、深源地震，世界大部分的强震都发生在这里。岛弧----海沟系也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带，目前全世界的活火山大约有830个，其中一半以上分布在太平洋周缘的岛弧----海沟系地带。”（5）此外，中国内陆沙漠面积、戈壁面积广大，土壤品质低劣，水土流失严重。
3、“冲积扇上的紧张”
总体上来说，人类是地球上河流的邻居。中国文明同样是大河文明。但由于季风气候和地形特点，中国的河流冲积扇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它供给农业发展优越的土壤条件和灌溉条件----这使文明得以产生并生生不息；但另一方面是激烈变动的水灾、旱灾和低温天气----这使文明局限于较低的层次并经常中断从头再来。在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生存环境中，农业生产和收获处于十足的战争状态，生存紧张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国的主要自然灾害及其对中国历史结构性作用
中国是一个多灾之国，这是中国地理的一个基本特征。自西周至清末约3000年间，共发生大灾荒5168次，平均每年发生1.723次。（6）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本世纪以来全球发生的54起特大自然灾害中，中国就有8起，占15%；因灾死亡人数约占同期全球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的44%。中国社会是一个灾难气氛笼罩下的灾民社会，这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近40年来，中国平均每年都因自然灾害造成数万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500—700亿元人民币，近年已达到1000亿元以上，并继续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950年到1992年43年的时间里，中国灾害损失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5.09%，美国1991年的同类数字是0.27%，日本是0.5%。
根据《灾害与我们》（7）一书的介绍，中国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按其成因归类，可分为四大类：即地质灾害、气候灾害、海洋灾害和生态环境灾害。
1、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主要包括被称谓群害之首的地震以及火山喷发、山体崩塌、滑坡、地面沉降、泥石流、地裂等灾害现象。中国至少有13个省会城市和京津两市分布在地质灾害集中的区域。其中32.5%的国土和45%的大中城市均位于地震高烈度区（大于7度）。
在中国历史上，仅有记载的地震就有8137次，其中1004次为6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从1303年至今，发生8级以上强震17次。其中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县的大地震造成83万余人的死亡，居世界震灾史上死亡人数之首。1976年唐山大地震让人类至今谈虎色变。从1501年到1900年的499年中，发生有害地震419次。在全球历史上死亡人数大于5万人的17次大地震，有7次发生在中国，其中死亡人数大于20万人的4次大地震全在中国；全球7级以上的陆源地震，有30%发生在中国。有人统计中国平均每年因地震死亡2000-3000人。
2、气候灾害
气候灾害可以包括旱灾、涝灾、风灾、雹灾、霜灾、冻灾、雪灾等等。其中旱涝之灾尤为严重，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1949年的2155年间，共发生较大水灾1029次，较大旱灾1056次，几乎平均每年都有一次较大的水灾和旱灾。1949年以来，重大的天气和气候灾害平均每年达25次之多，干旱和洪涝面积平均每年达2733万公顷，登陆台风平均每年7次，均居世界各国之首。根据《洪荒启示录》（8）一书提供的统计字，1950年至1980年仅水灾平均每年经济损失150-200亿元。“我国是一个多山多暴雨的国家……各大江河中下游平原共约7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是我国最精华的地区，集中全国半数以上人口和70%工农业产值，这些地区地面高程有不少都处于江河洪水位以下……洪水问题就更为严重。”（9）
黄河2000年来中下游决口泛滥1593次，大的改道26次。1920年黄海流域发生了著名的大旱灾，约2000万灾民在饥饿中号啕；1942年至1943年的旱灾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876年至1879年晋、冀、鲁、豫一次大旱灾就饿死1300万人。
长江1931-1949年成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1954年长江流域的水灾导致2万人死亡。
淮海近500年来发生水灾350次;海河近300年来有5次淹及北京，8次水进天津……
中国的每一条大河都是西太平洋的残忍的信徒，千百年来无数中国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的生命和财产都成了他们东下朝圣的牺牲。或者可以把它们比作极端过分的恶作剧者，他们为人类送来牛羊和稻谷，但其目的仿佛就是为了马上将之掠走。各河流冲击扇，产生多少丰饶和文化，就产生多少饥荒和反文化。
3、海洋灾害
海洋灾害包括热带风暴（台风）、风暴潮、海浪、海冰、海雾、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海水入侵和赤潮等，其中台风和风暴潮的危害最大。据统计平均每年影响中国的台风近20个，其中登陆的7-8个，约相当于美国的4倍、日本的2倍和前苏联的30多倍。
4、环境灾害和生物灾害
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是比较严重的。环境的不断恶化，如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不仅是自然灾害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强烈增加了人类生存危机感，它导致人的绝望和歇斯底里，反过来加剧了生态灾难。
生物灾害有两种：直接危及人类生命的和毁坏粮食与设施的。前者在远古时代危害比较突出，史籍记载的很多。后者因蝗灾和鼠灾及各种虫害而闻名。据统计，现在生物灾害每年造成经济损失达10-15亿元人民币，在科技落后的古代，生物灾害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各种自然灾害几乎都附带造成各种瘟疫和传染病，这种附带危害往往超过自然灾害本身的危害程度。
5、再适应灾害
很多自然灾害并不完全是自然的，“天灾”往往由于“人祸”，灾民理性不仅是自然灾害的文化适应，也是各种灾害的非地理性根源。如在专制社会因“公有物不幸”的问题，导致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从而加剧或引发了自然灾害。专制政府对公共工程的漠不关心和决策的随机性，也导致和加深自然灾害。还有战乱，它不仅常常是灾害的产物，而且是灾害的延续与扩大。专制制度的官僚只对上负责，为讨上面高兴和显示政绩，往往隐慝灾情，导致灾害恶化。《后汉书》有载:“间者郡国或有水灾，妨官秋稼，朝廷推咎，忧惶惶惧；而郡国欲获丰穰虚饰之誉，遂覆敝灾害，多张垦田……”
总之，中国的自然灾害随时间的进展，必须和政治文联系起来才能深刻地理解。正因为如此，再适应灾害问题的极端突出挑战了国际社会公认的灾害概念。“20年代中期和晚期毁灭性的几次饥荒，毫无疑问是军阀管理不当的结果，以致照章只救济自然原因造成的饥荒受害者的华洋义赈会，不得不改变其饥荒的定义，以便它能向因管理不当和剥削造成的状况而挨饿的人提供援助。事实上，美国红十字会那时拒绝参与中国饥荒救济，因为这种饥荒是由政治而不是自然现象引起的。”（10）
对中国自然灾害进行统计，以及对中国和西方自然灾害进行统计比较研究，无疑会对灾变论提供“科学的基础”。专业和资料所限，我们将尽力而为。以下是我们从《皇权与中国社会经济》以及《灾害与我们》两本书中分别转引的反映中国灾难史的两个统计图表：
图一：点击此处
图二：点击此处
关于中国灾变问题之突出严重性，1999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灾荒史记》作了这样的综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历史上发生的自然灾害实已无计其数。数千年来，中国的自然灾害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普遍性。……战争也是造成灾荒的人为条件之一。…中国历史上，掠夺战争相当频繁。……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自然灾害对于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除了灾荒的“社会因素”，编著者对中国灾荒发生的自然条件作了这样的总结：
“中国幅员辽阔，环境条件复杂，致灾因素和灾种较多，如：中国大陆地处中纬度，东濒太平洋，西为世界地势最高的青藏高原，海陆大气系统形成复杂的反馈关系，大气中极地高压与热带高压的消长，季风的影响，太平洋环流海温的巨变及厄尔尼诺现象对大气环流和风暴源的作用都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大气形势，加之大陆区多变而剧烈的地势起伏，植被覆盖率低，地下放热放气的影响等，都是造成我国气象与海洋灾害众多的因素。中国强烈宏大的环太平洋构造带与地中海----喜玛拉雅构造带交汇部位，地壳活动剧烈，地形变化复杂，因而成为世界上地震与地质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生态环境多样，具有多种病、虫、鼠、草害滋生和繁衍的条件。”
最后，编著者“毫不夸张”地宣称：“有史以来中国人就是在抗御和战胜自然灾害斗争中发展建设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同自然灾害的斗争史。”
灾民社会的产生
有史以来，中国人仿佛是大自然里的犹太人，在自然的淫威下成为流浪者。这是地球东方一个灾民部落。生存是斗争，是生死之战；“与天斗”的被迫适应同时转化为“与人斗”的争夺有限生存资源的再适应。大禹和女娲，我们的伟大祖先首先是灾民英雄；象地球上其它地区的居民躲在上帝的背后一样，我们躲在灾民英雄的背后，让他们为我们补天安地，遮风挡雨；同时把他们当做上帝，赋予他们绝对支配我们生命和财产的专断权力。灾民恐惧成为民族集体潜意识，在理性引导下发展为灾民理性。长期的与天斗与地斗，使中华民族具有了罕见的生存能力，这可能是种族绵延不绝于今的原因之一。
自然灾变是灾民文化产生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有史以来遭受这么频繁这么残酷的“天罚”，所以古人有“天降丧乱”之说。这一灾变特征使中国和欧洲国家区别开来。同时中国另一个众所周知而又众说纷纭的特征是“没有历史”（停滞）的中国专制主义史，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应受到了关注。我们同样关注这种相关性的不合理性。以上统计表明，在时间上，中国年平均发生灾害的次数呈递增状态；而根据另外的统计同样证明了这一趋势迄今有增无减：“近十年来,自然灾害的发生次数增多，频率加快，危害加重。全国年均成灾面积80年代是70年代的1.7倍，是50年代的2.1倍。”（11）可以认为，首先灾害递增同灾民理性日益强化和完善是正相关的关系；其次，灾民理性虽然诞生与灾民的求救声中，但它只是不断强化使它得以出生和成长的灾难基础而已。这一结论意味着，自然灾变与灾民文化的相关性不等于合理性。
关于灾害在中国特殊性，事实上已经被一些在中国有长期居住经验的传教士和学者所注意，遗憾的是，灾变却未能在他们那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我们发现，尽管他们广泛描写了中国“饥荒”问题的突出，但在阐述“中国文化的特质”或“中国人的精神”的时候，却从不关注二者的相关性。
费正清可以说与灾变“失之交臂”，他对中国人生活的有关描述本来足以为他关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描述作最好的注解：
“就水的供应来讲说，华北在正常年份仅足以勉强维持，于是周期性的缺雨就易于产生旱灾饥馑。从水源上来说，华南占据优势。但就土壤而论，华南相形之下就差些，因为不断有水渗过它那温暖的土地，把那些对于植物生长至关重要的矿物养分溶化渗走了。在这两种情况上，自然资源由额度不懈努力加以补充，而利用人粪不过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形式。如果没有足够的粪便或相当的化肥施回土中，中国是没有一块地区供养它今日这么多的人口的。在小块土地上花费大量人力并以人粪尿为肥料，这一事实已经产生了它的社会影响，因为它是稠密的人口和精耕细作的土地相依为命，彼此缺一不可。人口的密集使精耕细作成为必要并给它提供条件。这种经济一旦建立之后，就凭其惯性继续发展，并树立起关于人的价值的标准，把许多人手的折腰断背的劳动视为当然，而一直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大河泛滥平原上的生活始终是艰辛的，那里的人们依靠自然，超过依靠他们的主动性。“生死在天”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广阔的平原上，耐性的中国农民听任天气摆布，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他们不得不接受世代不绝的水、旱、饥、疫等天灾。这同生活在地形多样化土地上的欧洲人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前生活在地中海区域乊欧洲大陆的西方人，决不离开水源太远，他们只要有主动精神，总可以靠渔猎来弥补农业的不足。在西方人的经济生活中，航海通商自古以来就一直起了直接的作用。为了便利通商而进行的勘探和发明，是西方人与自然作斗争盯饿典型手段，而决不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12）
事实上費正清已经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但他没有进一步用这种认识来解释中国社会的一些精神想象，所以他说“然而，说来奇怪，一个中国人和他的同胞，一直这样密集地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使他也成为最具有社会观念的人，使他实施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四周的社会习俗;因为在他整个一生中,很少生活在其他人听闻所不及的圈子之外。”（13）我将在后文中探究这种“社会观念”的本质，并说明这种“社会观念”恰恰是灾民社会的必然产物，是丝毫不值得“奇怪”的。
三、动乱中国——中国社会动乱史
我们已经说过，社会动乱往往是一种再适应灾害；越是自然灾害严重的地方，越是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方，社会动乱与自然灾害的相关性越强；在极端情况下，自然灾害必然导致社会动乱。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动乱与自然灾害有高度的相关性。中国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社会动乱史,“盛世”之说，反证了“乱世”的普遍性。特别是在灾民社会的历史早期，摧毁性的自然灾变奠定了社会动乱的自然基础，然后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之间，以及各种社会动乱之间交替出现。在以后的历史灾变的重复中，历史的线性发展面临巨大的障碍，永远存在下一个动乱使每一次社会发展的努力回到或接近出发点。“摧毁性自然灾变”是“掠夺性社会动乱”的第一基础，然后发生自然灾变和社会灾变的不断置换以及掠夺与反掠夺的动乱循环。因此，中国历史与中国自然灾乱史具有基本相同的特征：社会灾难和变乱极端严重并反复发生；只不过这里的主角是人类自身。
生存之战：怎一个“乱”字了得
摧毁性自然灾害严重威协了人类的生存，将人类社会沦于死亡、贫困和恐惧的边缘；由于灾变扫荡了生活资料，毁坏了生存资源，掠夺有限的生存资源就成了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人与自然的恶劣关系转换为人与人的恶劣关系。中国社会动乱的本质是生存之战。生存之战的原则是“你死我活”，与主义和荣誉之战比较更具残酷性。
生存之战是掠夺性社会灾难；由于灾变摧毁了“交换成本”并加剧了生存必需品的极度短缺，无成本的征收和掠夺彻底取代了商业交换和竞争关系，“扩展性秩序”摧毁于掠夺性经济之中。
生存之战支配了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主题是生存而不是发展；每次动乱的引发点都是饥荒和极度贫困，每次动乱以后都要重建生存，每次动乱以前都要“准备”在动乱中如何生存。这在政治史上就表现为王朝循环和文明的静止或停滞。
再没有比动乱（所谓农民战争）推倒动了历史进步的理论更颠倒是非的了。中国的农民造反100%是灾民起义，这种动乱正是历史停滞的原因之一，尽管我们在人类的同情心上对“农民革命”可能表示同情。希望真理和伦理合二为一是方法论上的一个优点，但却可能是认识论上的一个缺点。
中国社会动乱分类述要
1、灾民造反
农民造反基本上发生在饥荒年代，是最典型的生存之战（灾民起义）。它包括造反和内乱两种形式，前者针对王朝，后者是不同的灾民队伍之间的互相攻伐。
2、血亲纷争
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生存利益分配之争。主要围绕家庭地位、继承权、大家庭财产分配和老人赡养等“经济”问题展开。这种“该隐与其弟艾贝尔”的冲突遍及世界，但在中国具有结构性特征。中国的家庭成员因家庭资源和社会资源都极度希缺，使他们很难通过“多样化”发展来实现自我价值，他们将把各种冲突内化并推向极端（1）；“家庭动乱”往往恶化为悲剧性的自相残杀。中国普通家庭的内部纠纷，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是极其经常的，其中发展为大打出手、视如寇仇、乃至蓄意杀害的例子不胜枚举。古代还有“7文钱小细造奇冤”这样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化清界限”运动表面揭示了家庭悲剧的政治动乱根源，但其实质是对个人物质利益的极端焦虑。考虑亲情之重和幼儿的成长环境，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动乱比家庭内战更严重地败坏人性和人类道德了，在某种意义上，家庭内战几乎是人类道德堕落的第一根源。
这种疯狂在权力集团内部尤其严重，王权世袭制度导演了中国高层家庭内部特别是兄弟之间的互相残杀史。《郑伯克段与鄢》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手足相残已经卑鄙为政治艺术了的故事，曹值在胞兄的屠刀下死里逃生的故事家喻户晓……我们不能忽视社会高层家庭内战对低层家庭以及社会内战的示范效应。
3、“战斗者小团体”
生存之战更普遍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人与人是狼”这一霍布斯定理可以看作是灾民文化的一种准确的概括。生存之战是中国人人际关系冷漠和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的根源；也是唯家族主义和唯团体主义的根源，因为家族和团体是“生存之战队伍”，是“战斗者小团体”，它比单个个人有更强的生存战斗力因而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因而也产生了灾民对这个团体的依附性或费正清所说的“社会观念”或王学泰所定义的“游民意识”。灾民团伙是掠夺性和资源垄断性组织，是灾民社会基本的组织形式。它奉行一种极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政治原则。小团体的内部之战和外部之战共存，后者表现为掠夺之战，前者表现为分赃之争。这是一种充满无限悖论的社群主义。
我们先介绍战斗小团体的外部之战。它主要发生在尚未垄断国家权力以前的游民时代。各种造反和骚乱（以“梁山”为代表）无不指向粮食和财富的掠夺。当它们壮大到一定规模的时候，由于资源短缺和贪地无厌，互相攻伐不可避免。我们的祖先黄帝和炎帝勾结起来率领各自的灾民部落，和我们的另一位祖先蚩尤在远古的旷野里，似乎进行了第一场著名的生存之战。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之战是典型的战斗小团体的外部之战（“春秋无义战”）。你不能设想他们会打到谈判桌上来，你也不能奢望他们会达成罗马帝国分裂后欧洲多国共存的势力均衡，更不能指望他们能打出一个联邦制来；它们的原则是你死我活。刘邦与项羽、宋江与方腊、朱元彰与张士诚、李自成与张献宗、蒋介石与汪精卫……各种灾民队伍进行搏斗只有一个目的：把对手的饭碗抢过来；因此也必然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彻底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因为生存需要基本上是肉体需要，消灭别人的肉体就在根本上消灭了“需求”，同时，也消灭了“敌对势力”因生存需要而必然发动的现实的挑战和潜在的挑战。曹操夺得了江夏，一定要将刘琮母子赶尽杀绝。在极端情况下，只要你活着，你就会被当作一个潜在的敌人：“总而言之，你在我身边活着就是你错”。“夷灭九族”的目的就是“赶尽杀绝”。
张艺谋先生导演的电影《井》形象地描写了中国的村落之战。那是旱灾地区典型的生存之战。
4、权力内战：不是意识形态分歧而是利益分歧
权力斗争是战斗者小团体内部之争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它垄断了国内资源以后必然产生的分赃之战。这里没有贵族，有的仅仅是军事贵族或前战斗小团体的贵族化形式。当外部之战完成资源掠夺以后，建立内部的资源分配制度成为一个新的任务，由于掠夺的非法性，这个分赃过程必然产生无序状态，再分配同样是无法无天的；分赃斗争从掠夺战争结束之日起始。“杯酒释兵权”是一种有限的妥协，但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权力斗争主要依靠军事力量、战争年代提供了这种政治资源。考虑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以及所有的权力者都是军警首脑的特点，我们将权力集团内部的斗争称谓“权力内战”。“权力内战”往往蔓延到社会或利用社会动乱（当然也可能同时被社会动乱所利用），从而导致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
5、对外扩张
这里主要指在生存欲望支配下的王朝对外战争。这种对外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特别是存在于中国历史的早期和中期的“开疆拓土”时代，也存在于同游牧民族作战的年代。此外，一些处于弱势地位的战斗小团体也往往为了逃避剿杀和开辟新的生存资源向境外扩张。但总的说来，中国的对外侵略问题并不突出。很多对外征服都是防御性的。这主要原因可能是“内战”的工作太多太繁重，使统治者没有精力“照顾”国际问题。
6、对内扩张或内部侵略
我们将王朝或统治者对国内的战争征罚和行政侵犯称谓“内部侵略”或“内部帝国主义”；这是一种隐喻的说法。如果说，经济原因或生存空间问题是国际战争的主要根源，那么灾民社会的“内部帝国主义”政策完全出于同一目的。正因为如此，国际上的侵略战争的残酷性和侵略者在占领区所推行的蛮横虚伪的文化政策，与“内部帝国主义”大同小异。由于误导，或者也由于人类种族中心主义的本性，内部侵略的罪恶往往被忽视，至少在同外部侵略相比较时是这样。如果我们承认个体生命价值至上，如果我们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就必需从受害者的角度而不是施害者的身份上来确定罪恶。这是一个丢失的常识。历史上中国人杀中国人的野蛮与被害人之众，可能远远超过“日寇”和新老“列强”的战绩，对残暴的“番邦”愤怒声讨当然是正义要求，但“愤怒声讨”中国凶手的声音为什么100多年来总是那么微弱呢？大兴（远远不止大兴）和奥斯维辛（2）发生了一样性质的事情，德国人说：千年易过，德国人的罪孽难消！但中国人呢？有谁在深刻地反省“自己”的罪恶？不仅如此，民族反省却往往被攻击为卖国。但这些爱国者将无法评价东史郎，因为根据“爱国主义”的狭隘逻辑或低能的热情，他如果赞同东史郎，就等于赞同东史郎“卖国”；不是有日本人把东史郎咒骂为“卖国贼”吗？但如果反对东史郎，那也是“卖国”，“卖中国”，因为东史郎批评的是屠杀中国人的日本军队。拒绝自省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十足的精神错乱，如果它不是一场阴谋的话。1925年6月18日，鲁讯先生就有这样的感慨：“上海的英国捕头残杀市民之后，我们就大惊愤，大嚷道：伪文明的真面目显露了！那么，足见以前还以为他们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国的有抢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莫非因为动手的是‘国货’，或者连残杀也得欢迎；还是我们是真野蛮，所以自己杀几个自家人就不足为奇呢？”（3）或者是因为我们伪勇敢，因为在自己国家这里声讨远处的外国是不需要什么勇气因而无需承担什么现实的风险？我的结论是，“爱国主义”往往是一种经济策略，其被攻击的风险最小，而其目的是指向权力资源。正因为如此，非理性的仇外一直是群起攻之式的伪勇敢者表扬的商业项目之一。
与此相关的却相反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似乎是我们更容易宽恕“国际仇人”，可谓恨也容易，爱也容易。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女士说：“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全面侵化战争中，惨遭杀害的中国无辜生灵超过两千万。解放后，人民政府却立足于让中日两国子孙万代地友好下去，慷慨地放弃了向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款的权利。理由是：由于我国人民过去受够了战争赔偿的苦，所以不愿意让日本人民也受同样的罪。为什么对昔日敌国的老百姓抱着这样的菩萨心肠的我国最高决策人，竟不肯哪怕稍微对本国的平民百姓发点善心，仿佛嫌百年间的帝国主义战争还没把中国人杀够似的，竟然又发动了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一页呢？这个问题，直到23年后的今天，我依然百思不得其解。”（4）蒋介石们在1945年以后对日伪和冈村宁茨都是网开一面的，但在抢夺地盘方面是一丝不苟的。这一切都只能在“政治是糊口型经济”这一角度来理解。
事实上，由于内部侵略的经常性和直接性，其危害更大。同时，由于内部掠夺的机会成本更低，比较效益更高；所以内部侵略往往是人类战争的真正主流形态。这种“自上而下的动乱”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中国人一直“沦陷”在这样的“自我侵略”状态之中。因此我不赞同储安平先生1945年关于“沦陷区”的议论，他说，（大意）日本入侵是中国人的“第一次沦陷”，但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国沦陷区的人民又“第二次”“沦陷”于“缺德透顶”的本国官僚的统治之下（5）----“第一次”、“第二次”从何谈起呢？由于生存竞争导致的内部侵略，“沦陷”一直是“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正常”的生存状态。
7、“绿祸”----四边烽火越千年
“绿祸”显然是与“黄祸”相联系制造出来的概念，我用它来指中国四周草原民族的长期间断性的入侵与征服。中国的边界基本上为游牧民族所环绕，那里的更加恶劣的生存环境是他们不断向中国农业地区侵犯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在另一方面恰恰证明了“灾变论”具有广泛的理论意义，如果说，“在其他社会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不同就是自然条件的不同”（魏特夫），那么在生产力水平较底的历史时期（这首先是灾变导致的结果），自然条件的不同必然产生文化的不同。游牧部落与游民社会相比更具野蛮性，不过是那里的自然条件更恶劣罢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被很多学者所认识。
“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尔……他们，伟大的野蛮人，出现于完全文明化了的时代，而在几年之间突然地把罗马世界、伊朗世界或中国世界变成为一堆废墟。他们的来临，他们的动作和他们的失踪似乎是难以解释的，以至于实际的历史，将这些人看作是上帝降下来的灾难，对古老的各种文明的一种惩罚。但是人类从来不曾是大地的儿子以外的东西，大地说明了他们，环境决定了他们，只要认识了他们的生存方式，则他们的动作和他们的行为便会立刻‘一目了然’的。草原制造了这种体格矮小和粗短的人，他们是不可驯服的，因为他们继续存在于那样的自然条件下。高原上的烈风，严寒酷暑把他们的面孔塑造成为有细长眼的，颧骨突出的汗毛稀少的，把他们多节的身体坚硬化了。随意逐水草而居的畜牧生活的需要决定了他们的游牧制度，游牧经济的条件使他们的定居居民发生了关系，这种关系有时是怯懦性的借贷，有时则是屠杀性的掠夺。……他们是土地的自然创造物，是饥饿和惨苦的儿子;骑射是游牧人民的唯一的手段，使他们在饥馑的年代里避免全部的死亡。”（6）
游民部落（勉强可以定居的农业社会）的内战无异弱化了它对草原民族进攻的抵抗力，同时作为“近邻”因此必然遭受比西方更严重的征服。“草原灾难”或“绿祸”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历史，长城是中国这种突出的不幸的历史见证。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沿岸，这些自然条件恶劣的荒漠地带是一条绵延不绝的火药线。……这些以畜养马匹和骆驼为业的牧民耐苦而又凶残，当他们因冲突、干旱或人口增长而被逐出自己的草地时，便侵入邻近的草地……（欧洲所遭受的这种恐怖）同游牧部落向中国和印度的胜利相比，还真是不值一提。……东欧各民族组成的堤坝保护着欧洲，他们用自己的不幸换得了欧洲的安宁。”（7）
中国的农业文明生存在草原文明的包围之中，也意味着羊生存在狼群之中。这种“农耕孤独”状况和美国对比是非常突出的：美国的地理环境和国际环境更有利于美国的安全和民主，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波及到美国的本土（中国无一幸免），美国周围也不存在侵略性的民族。托克维尔说美国的环境优势是“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8），这样说来，“中国”仿佛是上帝的弃儿。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元朝和清朝在中原的杀伐对民族文化和灾民理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两个世界的撞击”：近代西方国家在华存在导致了各种冲突。
西方入侵各种“文明的野蛮”（雨果）和中国排外的历史情结以及文化的差异（“两个聋子的对话”）共同作用，共同推动了很多流血的冲突。这些冲突和战争在已经动乱不堪的中国历史中添加了更多的尸体和炮灰。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我们应该回倒马克思的立场上来（9），在表达人道主义的愤怒的同时，也不能失去基本的理性判断力。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无疑是一种新的灾变力量（部分在灾民看来是如此），尽管这也是“数千年未有之机遇”。
9、日本——现代蛮族、海上灾民
日本的侵华战争根源于日本的生存恐惧，就象草原部落的入侵根据他们的生存恐惧一样。中国的周边地区的生存环境显然是更加残酷和恶劣的；而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在他们的“生存空间有限”的危机感中熊熊燃烧起来。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遭受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是空前的，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8年侵华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一切社会灾难、自然灾难和政治专制灾难的罪魁祸首之一，是野蛮中之野蛮者。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任何谴责都不过分。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是中国“军事”上的敌人，也是中国“政治”上的敌人。然而我们发现，日本军国主义一直是近代中国政府的亲密朋友，从溥仪的满清帝国和袁世凯的军人政权一直到后来的“汪精卫政府”。我们经常看到这两位老朋友在国内危机中为寻求释放之道而称兄道弟，无限政府和株式会社之间，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之间，有无限充分的合作机会。
上述社会灾变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我的结论是：生存型动乱是中国的历史结构。正如本雅明所说，我们能确信，现在我们现实和心理中的“紧急状态”，并不是反常情况，倒是例常情况。今天的欧洲人回顾欧洲历史对五件灾变事件仍心有余悸，谈虎色变。一是成吉思汗的侵略，二是法国大革命，三是奥斯维辛灾难和纳粹的兴起，还有两件事是自然灾害，黑死病和里斯本大地震。这种惊恐是“少见多怪”。这些灾变我们中国人见多了。我们可以说，中国每个朝代末年至少都发生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恐怖和暴政；而几乎每个君主甚至包括他的大大小小的跟班就是一个不同形状的希特勒，至于“成吉思汗”式的入侵更是每个帝王必须面对的“外交”难题。自然灾害和传染病嘛，家常便饭，死人嘛，我们见多了。
一代一代生活在这种残酷杀伐的历史环境里的人，将不断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呢？
个案分析
孟德斯鸠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特征与欧洲的不同、以及这种差异对文化的意义。他在他的时代有一个统计：“亚细亚曾被征服十三次……而欧洲只发生过四次巨大的变化。”他接着分析说：“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10）这使我联想到不稳定的生活可能同样导致了“犹太人的贪婪”。
对上述各种社会动乱的形式提供一份详细的历史资料是一项负责的也是复杂的工作。这首先是一个资料收集的问题。我们已经说明，每次自然灾害几乎都可能导致一次相关的社会动乱。以外，二十四史是另外一个证明。二十四史至少意味着24次持续几年的巨大的社会动乱；而其中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帝王易位都可能导致一场规模不等的骚乱。加上异族入侵和其它各种社会灾乱，我们发现了一部混乱而血腥的中国历史。欧洲历史上出现的1815-1914年间的“百年和平”（11）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而在一定意义上，欧洲的和平是以“远东”的战乱来补偿的。
为方便起见，我只选择政治动乱史的某一片段进行“抽样”考察；这种证明显然需要一定的想象力，但我们确信这种推理的可行性。
现在我们仅以西汉为例，来说明中国的动乱之害的突出严重性。虽然我们认为，1800年至1949年期间是中国灾乱最突出最频繁最激烈的时期（中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后期经历了无数次社会动乱，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白莲教，1796-1804年;对英战争，1839-1842年;太平天国，1850-1864年;捻军，1853-1868年;回民起义，1855-1873年;对英法战争，1856-1860年;对法战争，1883-1885年;对日战争，1894-1895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军阀战争与北伐战争，1915-1928年;中日战争，1937-1945年;国共内战，1946-1949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而且对塑造现代政治文化更具直接意义，但我们更应在历史深处寻找起因。下面的一些资料来自法国的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先生的《中国社会史》（12）一书。西汉显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稳定与发展的时期，然而即使如此，西汉的社会动乱仍然是接连不断的：
○公元前212年秦末的社会大动乱开始,这场动乱持续了12年；
○公元前202年刘邦与项羽决战；
○公元前201年分封之乱；
○公元前201—200年与匈奴作战；
○公元前200年定都长安之乱；
○公元前199年内战；
○公元198年匈奴之乱；同年山东和长江流域的10万人被强行迁至华北地区,这一灾难持续到公元1世纪。
○公元前192年—190年,渭水流域的30万人被征修建长安的城墙；
○公元180年之前的吕氏之乱和180年对吕氏党羽的镇压；
○公元179年收附南越;
○公元前177年匈奴入侵；
○公元前166年匈奴入侵；
○公元前158年北方边境军屯；
○公元前157年—154年七国之乱；
○公元前144年匈奴入侵；
○公元前135年进攻越国；
○公元前133年远征匈奴；
○公元前132年10万人被命令修复黄河决口；
○公元前131年谋取西南；
○公元前130年四川到广东的道路工程；
○公元前129年渭水和黄河工程；
○公元前128年远征满州和高丽；
○公元前127—119年进攻匈奴；
○公元前124年—122年刘安事件；
○公元前123年对蒙古地区发动进攻；
○公元前122年—109年汉朝向南征服；
○公元前120年大水灾,70万难民被迁往陕西
○公元前117年—115年建甘肃诸郡；
○公元前113年在西北地区征民进行大规模的灌溉和土地开发工程；
○公元前112年远征南越；
○公元前110年征服福建越国；
○公元前109年远征北部和中部高丽,灭云南西部的滇王国;
○公元前108年远征西域；
○公元前104—101年在西域和帕米尔远征；
○公元前102年驱士兵和苦役犯修建长城；
○公元前101年消灭大宛国；
○公元前99年,帝国东部人民起义；
○公元前97年对匈奴战争；
○公元前95年,陕西的水利工程；
○公元前92年宫廷审判；
○公元前90年在西域、蒙古和吐鲁番地区征战；
○公元前89年汉武帝去世；官吏队伍和宫廷之间持续80年的各种斗争；
○公元前86—82年云南远征；
○公元前78年对满洲远征；
○公元前77年对西域远征；
○公元前76年在全国各地大兴土木；
○公元前72—71年,匈奴入侵；
○公元前71年在新疆作战；
○公元前67年对吐鲁番远征；
○公元前51年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开始儒学专制和思想迫害；
○公元前18年出售官位；
○公元前14年,农民起义；
○公元1—25年,“王莽乱政”
○公元11年黄河决堤并改道,灾害持续近10年；
○公元17年“吕母”领导人民起义；
○公元18年樊崇领导农民起义；
○公元20年王莽在长安大兴土木；
○公元22年赤眉战争,期间黄河下游发生水灾；
○公元23年王莽政权在战乱中灭亡；
○公元25年赤眉军杀入长安;同年刘秀建都洛阳,史称东汉；
○公元27—28年宫廷内乱与镇压赤眉起义；
……
以上的统计仅仅是历史记载的史实，而且是历史记载的史实中的一部分；如上面的统计就不包括《史记·货殖列传》中发生于西汉时期的这样一次灾难：“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与西汉帝国相比，中国其它王朝时代的社会动乱之多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以战争为例,“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13）喊杀声漫过每一个世纪的关隘，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在血雨腥风中飘摇，每一个心灵在皮鞭和饥饿的恐惧中颤抖——于是，每一个救世主先后揭干而起了。通过后面的分析我们将进一步说明，中国的专制主义诞生于中国的灾乱之中；并在这种超历史的灾乱中编制了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救荒还是新掠夺
除了兵灾，灾民政府的另一种反映就是救荒。公正地说，这种政府救济活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饥荒的压力。但总的说来，政府自我救助的目标永远高于救助灾民的目标，而灾荒的恶化也往往是政府失职（公共工程的荒废和仓储政策的失败）造成的后果。政府失职最恶劣的表现是在灾荒年月中“囤积居奇”和横征暴敛，苛政往往为了表现政绩而与灾荒并行。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政府是在救灾中建立自己的合法性的，于是救灾往往是为了表现“恩人执政”的合法性，而不是真正为了灾民的利益，否则就很难理解“丧事作喜事办”这种政治传统。历代政府救灾不止，同时掠夺不止。但这种频繁市恩的政府行为无疑客观上表明了中国灾变问题的极端特殊性。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乔治·斯当东
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有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十八世纪，直到公元二十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几乎无年不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至称我国是饥荒的国度。
——邓拓
历史造就一个民族。
——《历史的真相》
一、“灾变论”的文化适应论
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互相“适应”。如果说“自然的观念”是文化的基本内容，那么就可以说，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如果我们同意这一达尔文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意味着解释不同的文化就要确定不同文化的生存环境是不同的。生存环境首先包括地理环境，然后包括以地理环境为基础的、人类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与文化产品。后者可通称为“非地理环境”。灾变论把“文化比较”理论建立在生存环境比较的基础之上，它的基本论点是：中国文化是中国人面对连续而激烈的灾变连续而激烈地适应的结果。
地理环境与必须适应论
“灾变论”首先必须确定自然灾难在中国出现的频率和严重性要高于西方。由于专业的局限性，我将尽力证明这一点。这种勉为其难的论证如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那么我可以不情愿地将上面这个判断作为我的理论体系的基本假设，就象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源有限”和“经济人”的假设一样。
起源论要说明：如果企图为亚欧大陆两侧居民不同的文化形态提供一个全新的充分的解释，通过求异推理，只能在自然灾害在两边分布的不同始能找到文化差异的“最后”根基。
灾变事件具有文化意义必须满足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1、灾变发生在时间上具有频繁性和经常性，在空间上具有普遍性。这需要“大历史”的研究方法和"小历史"的研究方法相结合。
2、每次灾变几乎都具有严重的人类危害性。
具有这两个特征的生存环境迫使人类必须适应环境（顺从与“应战”），长期适应生成一种民族文化。
3、灾变发生的不可预测性。这包括两层意思：第一，人们知道灾难肯定将要发生，但是，第二，即将发生的灾难将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发生却无法预期。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正是灾变的非理性预期的这个特征，导致了“生存恐惧”或“灾民恐惧”，并使这种恐惧心理上升为恐惧人格。
非地理环境与再适应论
满足上述三项条件的自然灾害将引起社会动乱和生存恐惧，人在这种社会危机中还“必须”适应这种灾难性的“人为灾害”。在上述三项条件下，人类生产力水平长期得不到显著提高。在人类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漫长历史时期，自然灾变和社会灾变又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此外，记忆、传播和遗传同时延续并放大了灾民恐惧并强化了灾民理性。“东方专制主义”是再适应过程生成的灾民政治文化。
灾民理性和政治专制主义并不能有效整治灾变和应付灾变，相反，由于专制主义自身的逻辑，它是自然环境恶化和社会动乱的新的根源；而继续恶化的灾变状态又进一步强化了专制主义。这表明，灾民文化是“现实”的，但未必是“合理”的。我将非地理因素强化或制造的灾变，称为“再适应灾变”。
“再适应灾变”以自然灾害为基础，同时作为一种独立力量在文化生成中发生作用。它是对自然灾害的本能反应，或是“命运的宗教”。人类必须同时对两种灾变进行适应，这无疑强化了灾民理性的“超稳定性”。
正面的文化适应
自然灾变在中国还存在另外一个“正面”特征：间断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暂时性”的较好的土壤、水文和气候等条件，这是文明延续得以可能。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它确保中国没有变为第二个非洲，并使“中华文明”得以绵延迄今。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良好”的自然条件的频繁交错共同控制了中国人的命运。但重视这一特征丝毫不意味着否定灾变是中国历史的结构性特征，毋宁说恰恰证明了这一特征----灾难间歇期的安逸是紧张状态中的安逸。
二、灾害中国——中国自然灾害史
在说明“灾民理性”之前，我们必须说明“灾变”事件如何构成中国历史的“结构”。这种说明主要在与西方文明起源的西欧特别是希腊的地理环境的比较中进行。尽管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共同构成“灾变”的全部内容，并且经常是互动关系，但为叙述方便起见，我们分别予以解说。
中国结构性自然灾害的地理学解释
1、地理位置、面积与典型的季风性气候、大陆性气候、气候的复杂性
中国独特地理位置和国土面积等自然地理特征构成了中国独特的或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基础。
“中国位于世界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的东南部，濒临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由于海陆之间的热力差异而造成季风气候特别显著……中国是世界上季风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1）季风气候的主要特征是季节变化剧烈，降水集中，干旱也相对集中。这一气候特征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严格说来，从季风的成因和概念考虑，世界的典型季风区仅出现于亚洲东部、东南部和南部。”（2）亚洲在全球7大洲中面积最大，约为4400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9.4%。“与其他大陆相比，亚洲多数地区的大陆度平均在50%以上。”“亚洲内陆到海岸的距离最远超过2500公里，而在西欧各地与海岸的距离最大距离不超过600公里。”（3）陆路辽阔意味着远离海洋的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存在“强烈的大陆性”，这首先意味着干旱问题极端严重，其表现之一就是亚洲腹地的沙漠化;这一特征构成魏特夫的理论前提。其次是寒暑变化极端，酷热与严寒同在。太平洋西部复杂的洋流系统对中国气候的剧烈变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大陆性和季风性特征一起，导致气温和降水的地区差异和季节差异。亚洲----因此也是中国----的典型的季风气候和强烈的大陆性以及气候类型的复杂性等气候特征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西欧显著的海洋性气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欧特别是希腊群岛，温暖湿润，季节变化不显著。中国人生活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特别是在中国文明发祥地的华北地区和黄河流域----必须不断适应季节的激烈变化。中国西北高原、华北内陆远离海洋，旱灾极端严重。那里的居民几千年挣扎在生存线上，生存危机抑制了生产力的提高。
2、轮廓特征、地势特征、地形特征与地质特征
中国是一个为高山和海洋岛屿、深海沟封闭的大陆。“欧洲犹如亚欧大陆向西伸入到太平洋中的一个大半岛，因此盛行西风能够将北大西洋暖流的暖湿汽流吹送到欧洲大部分地区，使之具有温和湿润的气候。”（4）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起伏极端，几大河流由西向东顺势狂奔；加之降水在时间上相对集中，水灾特别严重，中国是世界上水患最严重的国家。同时，中国地形复杂多边，山高谷深，迎风坡降雨、锋面降雨、泥石流等易成灾害。中国人可以说是“斜坡上的居民”，在这个灾难不断滚滚而来的斜面上，稳定生存往往受到威胁，生活往往被摧毁，人类被迫匍跗于斜面上，失去了“直立”的尊严和从事精神生活的闲暇。
在地质方面，几大“版块”在中国交接，以地震为主要灾变的地质灾难相对集中。“（亚洲）大陆东缘有巨大的岛弧----海沟系，是地球上最活跃的活动带，这里地震频繁，具有浅、中、深源地震，世界大部分的强震都发生在这里。岛弧----海沟系也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带，目前全世界的活火山大约有830个，其中一半以上分布在太平洋周缘的岛弧----海沟系地带。”（5）此外，中国内陆沙漠面积、戈壁面积广大，土壤品质低劣，水土流失严重。
3、“冲积扇上的紧张”
总体上来说，人类是地球上河流的邻居。中国文明同样是大河文明。但由于季风气候和地形特点，中国的河流冲积扇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它供给农业发展优越的土壤条件和灌溉条件----这使文明得以产生并生生不息；但另一方面是激烈变动的水灾、旱灾和低温天气----这使文明局限于较低的层次并经常中断从头再来。在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生存环境中，农业生产和收获处于十足的战争状态，生存紧张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国的主要自然灾害及其对中国历史结构性作用
中国是一个多灾之国，这是中国地理的一个基本特征。自西周至清末约3000年间，共发生大灾荒5168次，平均每年发生1.723次。（6）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本世纪以来全球发生的54起特大自然灾害中，中国就有8起，占15%；因灾死亡人数约占同期全球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的44%。中国社会是一个灾难气氛笼罩下的灾民社会，这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近40年来，中国平均每年都因自然灾害造成数万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500—700亿元人民币，近年已达到1000亿元以上，并继续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950年到1992年43年的时间里，中国灾害损失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5.09%，美国1991年的同类数字是0.27%，日本是0.5%。
根据《灾害与我们》（7）一书的介绍，中国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按其成因归类，可分为四大类：即地质灾害、气候灾害、海洋灾害和生态环境灾害。
1、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主要包括被称谓群害之首的地震以及火山喷发、山体崩塌、滑坡、地面沉降、泥石流、地裂等灾害现象。中国至少有13个省会城市和京津两市分布在地质灾害集中的区域。其中32.5%的国土和45%的大中城市均位于地震高烈度区（大于7度）。
在中国历史上，仅有记载的地震就有8137次，其中1004次为6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从1303年至今，发生8级以上强震17次。其中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县的大地震造成83万余人的死亡，居世界震灾史上死亡人数之首。1976年唐山大地震让人类至今谈虎色变。从1501年到1900年的499年中，发生有害地震419次。在全球历史上死亡人数大于5万人的17次大地震，有7次发生在中国，其中死亡人数大于20万人的4次大地震全在中国；全球7级以上的陆源地震，有30%发生在中国。有人统计中国平均每年因地震死亡2000-3000人。
2、气候灾害
气候灾害可以包括旱灾、涝灾、风灾、雹灾、霜灾、冻灾、雪灾等等。其中旱涝之灾尤为严重，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1949年的2155年间，共发生较大水灾1029次，较大旱灾1056次，几乎平均每年都有一次较大的水灾和旱灾。1949年以来，重大的天气和气候灾害平均每年达25次之多，干旱和洪涝面积平均每年达2733万公顷，登陆台风平均每年7次，均居世界各国之首。根据《洪荒启示录》（8）一书提供的统计字，1950年至1980年仅水灾平均每年经济损失150-200亿元。“我国是一个多山多暴雨的国家……各大江河中下游平原共约7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是我国最精华的地区，集中全国半数以上人口和70%工农业产值，这些地区地面高程有不少都处于江河洪水位以下……洪水问题就更为严重。”（9）
黄河2000年来中下游决口泛滥1593次，大的改道26次。1920年黄海流域发生了著名的大旱灾，约2000万灾民在饥饿中号啕；1942年至1943年的旱灾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876年至1879年晋、冀、鲁、豫一次大旱灾就饿死1300万人。
长江1931-1949年成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1954年长江流域的水灾导致2万人死亡。
淮海近500年来发生水灾350次;海河近300年来有5次淹及北京，8次水进天津……
中国的每一条大河都是西太平洋的残忍的信徒，千百年来无数中国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的生命和财产都成了他们东下朝圣的牺牲。或者可以把它们比作极端过分的恶作剧者，他们为人类送来牛羊和稻谷，但其目的仿佛就是为了马上将之掠走。各河流冲击扇，产生多少丰饶和文化，就产生多少饥荒和反文化。
3、海洋灾害
海洋灾害包括热带风暴（台风）、风暴潮、海浪、海冰、海雾、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海水入侵和赤潮等，其中台风和风暴潮的危害最大。据统计平均每年影响中国的台风近20个，其中登陆的7-8个，约相当于美国的4倍、日本的2倍和前苏联的30多倍。
4、环境灾害和生物灾害
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是比较严重的。环境的不断恶化，如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不仅是自然灾害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强烈增加了人类生存危机感，它导致人的绝望和歇斯底里，反过来加剧了生态灾难。
生物灾害有两种：直接危及人类生命的和毁坏粮食与设施的。前者在远古时代危害比较突出，史籍记载的很多。后者因蝗灾和鼠灾及各种虫害而闻名。据统计，现在生物灾害每年造成经济损失达10-15亿元人民币，在科技落后的古代，生物灾害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各种自然灾害几乎都附带造成各种瘟疫和传染病，这种附带危害往往超过自然灾害本身的危害程度。
5、再适应灾害
很多自然灾害并不完全是自然的，“天灾”往往由于“人祸”，灾民理性不仅是自然灾害的文化适应，也是各种灾害的非地理性根源。如在专制社会因“公有物不幸”的问题，导致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从而加剧或引发了自然灾害。专制政府对公共工程的漠不关心和决策的随机性，也导致和加深自然灾害。还有战乱，它不仅常常是灾害的产物，而且是灾害的延续与扩大。专制制度的官僚只对上负责，为讨上面高兴和显示政绩，往往隐慝灾情，导致灾害恶化。《后汉书》有载:“间者郡国或有水灾，妨官秋稼，朝廷推咎，忧惶惶惧；而郡国欲获丰穰虚饰之誉，遂覆敝灾害，多张垦田……”
总之，中国的自然灾害随时间的进展，必须和政治文联系起来才能深刻地理解。正因为如此，再适应灾害问题的极端突出挑战了国际社会公认的灾害概念。“20年代中期和晚期毁灭性的几次饥荒，毫无疑问是军阀管理不当的结果，以致照章只救济自然原因造成的饥荒受害者的华洋义赈会，不得不改变其饥荒的定义，以便它能向因管理不当和剥削造成的状况而挨饿的人提供援助。事实上，美国红十字会那时拒绝参与中国饥荒救济，因为这种饥荒是由政治而不是自然现象引起的。”（10）
对中国自然灾害进行统计，以及对中国和西方自然灾害进行统计比较研究，无疑会对灾变论提供“科学的基础”。专业和资料所限，我们将尽力而为。以下是我们从《皇权与中国社会经济》以及《灾害与我们》两本书中分别转引的反映中国灾难史的两个统计图表：
图一：点击此处
图二：点击此处
关于中国灾变问题之突出严重性，1999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灾荒史记》作了这样的综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历史上发生的自然灾害实已无计其数。数千年来，中国的自然灾害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普遍性。……战争也是造成灾荒的人为条件之一。…中国历史上，掠夺战争相当频繁。……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自然灾害对于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除了灾荒的“社会因素”，编著者对中国灾荒发生的自然条件作了这样的总结：
“中国幅员辽阔，环境条件复杂，致灾因素和灾种较多，如：中国大陆地处中纬度，东濒太平洋，西为世界地势最高的青藏高原，海陆大气系统形成复杂的反馈关系，大气中极地高压与热带高压的消长，季风的影响，太平洋环流海温的巨变及厄尔尼诺现象对大气环流和风暴源的作用都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大气形势，加之大陆区多变而剧烈的地势起伏，植被覆盖率低，地下放热放气的影响等，都是造成我国气象与海洋灾害众多的因素。中国强烈宏大的环太平洋构造带与地中海----喜玛拉雅构造带交汇部位，地壳活动剧烈，地形变化复杂，因而成为世界上地震与地质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生态环境多样，具有多种病、虫、鼠、草害滋生和繁衍的条件。”
最后，编著者“毫不夸张”地宣称：“有史以来中国人就是在抗御和战胜自然灾害斗争中发展建设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同自然灾害的斗争史。”
灾民社会的产生
有史以来，中国人仿佛是大自然里的犹太人，在自然的淫威下成为流浪者。这是地球东方一个灾民部落。生存是斗争，是生死之战；“与天斗”的被迫适应同时转化为“与人斗”的争夺有限生存资源的再适应。大禹和女娲，我们的伟大祖先首先是灾民英雄；象地球上其它地区的居民躲在上帝的背后一样，我们躲在灾民英雄的背后，让他们为我们补天安地，遮风挡雨；同时把他们当做上帝，赋予他们绝对支配我们生命和财产的专断权力。灾民恐惧成为民族集体潜意识，在理性引导下发展为灾民理性。长期的与天斗与地斗，使中华民族具有了罕见的生存能力，这可能是种族绵延不绝于今的原因之一。
自然灾变是灾民文化产生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有史以来遭受这么频繁这么残酷的“天罚”，所以古人有“天降丧乱”之说。这一灾变特征使中国和欧洲国家区别开来。同时中国另一个众所周知而又众说纷纭的特征是“没有历史”（停滞）的中国专制主义史，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应受到了关注。我们同样关注这种相关性的不合理性。以上统计表明，在时间上，中国年平均发生灾害的次数呈递增状态；而根据另外的统计同样证明了这一趋势迄今有增无减：“近十年来,自然灾害的发生次数增多，频率加快，危害加重。全国年均成灾面积80年代是70年代的1.7倍，是50年代的2.1倍。”（11）可以认为，首先灾害递增同灾民理性日益强化和完善是正相关的关系；其次，灾民理性虽然诞生与灾民的求救声中，但它只是不断强化使它得以出生和成长的灾难基础而已。这一结论意味着，自然灾变与灾民文化的相关性不等于合理性。
关于灾害在中国特殊性，事实上已经被一些在中国有长期居住经验的传教士和学者所注意，遗憾的是，灾变却未能在他们那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我们发现，尽管他们广泛描写了中国“饥荒”问题的突出，但在阐述“中国文化的特质”或“中国人的精神”的时候，却从不关注二者的相关性。
费正清可以说与灾变“失之交臂”，他对中国人生活的有关描述本来足以为他关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描述作最好的注解：
“就水的供应来讲说，华北在正常年份仅足以勉强维持，于是周期性的缺雨就易于产生旱灾饥馑。从水源上来说，华南占据优势。但就土壤而论，华南相形之下就差些，因为不断有水渗过它那温暖的土地，把那些对于植物生长至关重要的矿物养分溶化渗走了。在这两种情况上，自然资源由额度不懈努力加以补充，而利用人粪不过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形式。如果没有足够的粪便或相当的化肥施回土中，中国是没有一块地区供养它今日这么多的人口的。在小块土地上花费大量人力并以人粪尿为肥料，这一事实已经产生了它的社会影响，因为它是稠密的人口和精耕细作的土地相依为命，彼此缺一不可。人口的密集使精耕细作成为必要并给它提供条件。这种经济一旦建立之后，就凭其惯性继续发展，并树立起关于人的价值的标准，把许多人手的折腰断背的劳动视为当然，而一直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大河泛滥平原上的生活始终是艰辛的，那里的人们依靠自然，超过依靠他们的主动性。“生死在天”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广阔的平原上，耐性的中国农民听任天气摆布，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他们不得不接受世代不绝的水、旱、饥、疫等天灾。这同生活在地形多样化土地上的欧洲人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前生活在地中海区域乊欧洲大陆的西方人，决不离开水源太远，他们只要有主动精神，总可以靠渔猎来弥补农业的不足。在西方人的经济生活中，航海通商自古以来就一直起了直接的作用。为了便利通商而进行的勘探和发明，是西方人与自然作斗争盯饿典型手段，而决不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12）
事实上費正清已经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但他没有进一步用这种认识来解释中国社会的一些精神想象，所以他说“然而，说来奇怪，一个中国人和他的同胞，一直这样密集地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使他也成为最具有社会观念的人，使他实施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四周的社会习俗;因为在他整个一生中,很少生活在其他人听闻所不及的圈子之外。”（13）我将在后文中探究这种“社会观念”的本质，并说明这种“社会观念”恰恰是灾民社会的必然产物，是丝毫不值得“奇怪”的。
三、动乱中国——中国社会动乱史
我们已经说过，社会动乱往往是一种再适应灾害；越是自然灾害严重的地方，越是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方，社会动乱与自然灾害的相关性越强；在极端情况下，自然灾害必然导致社会动乱。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动乱与自然灾害有高度的相关性。中国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社会动乱史,“盛世”之说，反证了“乱世”的普遍性。特别是在灾民社会的历史早期，摧毁性的自然灾变奠定了社会动乱的自然基础，然后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之间，以及各种社会动乱之间交替出现。在以后的历史灾变的重复中，历史的线性发展面临巨大的障碍，永远存在下一个动乱使每一次社会发展的努力回到或接近出发点。“摧毁性自然灾变”是“掠夺性社会动乱”的第一基础，然后发生自然灾变和社会灾变的不断置换以及掠夺与反掠夺的动乱循环。因此，中国历史与中国自然灾乱史具有基本相同的特征：社会灾难和变乱极端严重并反复发生；只不过这里的主角是人类自身。
生存之战：怎一个“乱”字了得
摧毁性自然灾害严重威协了人类的生存，将人类社会沦于死亡、贫困和恐惧的边缘；由于灾变扫荡了生活资料，毁坏了生存资源，掠夺有限的生存资源就成了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人与自然的恶劣关系转换为人与人的恶劣关系。中国社会动乱的本质是生存之战。生存之战的原则是“你死我活”，与主义和荣誉之战比较更具残酷性。
生存之战是掠夺性社会灾难；由于灾变摧毁了“交换成本”并加剧了生存必需品的极度短缺，无成本的征收和掠夺彻底取代了商业交换和竞争关系，“扩展性秩序”摧毁于掠夺性经济之中。
生存之战支配了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主题是生存而不是发展；每次动乱的引发点都是饥荒和极度贫困，每次动乱以后都要重建生存，每次动乱以前都要“准备”在动乱中如何生存。这在政治史上就表现为王朝循环和文明的静止或停滞。
再没有比动乱（所谓农民战争）推倒动了历史进步的理论更颠倒是非的了。中国的农民造反100%是灾民起义，这种动乱正是历史停滞的原因之一，尽管我们在人类的同情心上对“农民革命”可能表示同情。希望真理和伦理合二为一是方法论上的一个优点，但却可能是认识论上的一个缺点。
中国社会动乱分类述要
1、灾民造反
农民造反基本上发生在饥荒年代，是最典型的生存之战（灾民起义）。它包括造反和内乱两种形式，前者针对王朝，后者是不同的灾民队伍之间的互相攻伐。
2、血亲纷争
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生存利益分配之争。主要围绕家庭地位、继承权、大家庭财产分配和老人赡养等“经济”问题展开。这种“该隐与其弟艾贝尔”的冲突遍及世界，但在中国具有结构性特征。中国的家庭成员因家庭资源和社会资源都极度希缺，使他们很难通过“多样化”发展来实现自我价值，他们将把各种冲突内化并推向极端（1）；“家庭动乱”往往恶化为悲剧性的自相残杀。中国普通家庭的内部纠纷，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是极其经常的，其中发展为大打出手、视如寇仇、乃至蓄意杀害的例子不胜枚举。古代还有“7文钱小细造奇冤”这样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化清界限”运动表面揭示了家庭悲剧的政治动乱根源，但其实质是对个人物质利益的极端焦虑。考虑亲情之重和幼儿的成长环境，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动乱比家庭内战更严重地败坏人性和人类道德了，在某种意义上，家庭内战几乎是人类道德堕落的第一根源。
这种疯狂在权力集团内部尤其严重，王权世袭制度导演了中国高层家庭内部特别是兄弟之间的互相残杀史。《郑伯克段与鄢》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手足相残已经卑鄙为政治艺术了的故事，曹值在胞兄的屠刀下死里逃生的故事家喻户晓……我们不能忽视社会高层家庭内战对低层家庭以及社会内战的示范效应。
3、“战斗者小团体”
生存之战更普遍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人与人是狼”这一霍布斯定理可以看作是灾民文化的一种准确的概括。生存之战是中国人人际关系冷漠和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的根源；也是唯家族主义和唯团体主义的根源，因为家族和团体是“生存之战队伍”，是“战斗者小团体”，它比单个个人有更强的生存战斗力因而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因而也产生了灾民对这个团体的依附性或费正清所说的“社会观念”或王学泰所定义的“游民意识”。灾民团伙是掠夺性和资源垄断性组织，是灾民社会基本的组织形式。它奉行一种极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政治原则。小团体的内部之战和外部之战共存，后者表现为掠夺之战，前者表现为分赃之争。这是一种充满无限悖论的社群主义。
我们先介绍战斗小团体的外部之战。它主要发生在尚未垄断国家权力以前的游民时代。各种造反和骚乱（以“梁山”为代表）无不指向粮食和财富的掠夺。当它们壮大到一定规模的时候，由于资源短缺和贪地无厌，互相攻伐不可避免。我们的祖先黄帝和炎帝勾结起来率领各自的灾民部落，和我们的另一位祖先蚩尤在远古的旷野里，似乎进行了第一场著名的生存之战。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之战是典型的战斗小团体的外部之战（“春秋无义战”）。你不能设想他们会打到谈判桌上来，你也不能奢望他们会达成罗马帝国分裂后欧洲多国共存的势力均衡，更不能指望他们能打出一个联邦制来；它们的原则是你死我活。刘邦与项羽、宋江与方腊、朱元彰与张士诚、李自成与张献宗、蒋介石与汪精卫……各种灾民队伍进行搏斗只有一个目的：把对手的饭碗抢过来；因此也必然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彻底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因为生存需要基本上是肉体需要，消灭别人的肉体就在根本上消灭了“需求”，同时，也消灭了“敌对势力”因生存需要而必然发动的现实的挑战和潜在的挑战。曹操夺得了江夏，一定要将刘琮母子赶尽杀绝。在极端情况下，只要你活着，你就会被当作一个潜在的敌人：“总而言之，你在我身边活着就是你错”。“夷灭九族”的目的就是“赶尽杀绝”。
张艺谋先生导演的电影《井》形象地描写了中国的村落之战。那是旱灾地区典型的生存之战。
4、权力内战：不是意识形态分歧而是利益分歧
权力斗争是战斗者小团体内部之争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它垄断了国内资源以后必然产生的分赃之战。这里没有贵族，有的仅仅是军事贵族或前战斗小团体的贵族化形式。当外部之战完成资源掠夺以后，建立内部的资源分配制度成为一个新的任务，由于掠夺的非法性，这个分赃过程必然产生无序状态，再分配同样是无法无天的；分赃斗争从掠夺战争结束之日起始。“杯酒释兵权”是一种有限的妥协，但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权力斗争主要依靠军事力量、战争年代提供了这种政治资源。考虑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以及所有的权力者都是军警首脑的特点，我们将权力集团内部的斗争称谓“权力内战”。“权力内战”往往蔓延到社会或利用社会动乱（当然也可能同时被社会动乱所利用），从而导致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
5、对外扩张
这里主要指在生存欲望支配下的王朝对外战争。这种对外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特别是存在于中国历史的早期和中期的“开疆拓土”时代，也存在于同游牧民族作战的年代。此外，一些处于弱势地位的战斗小团体也往往为了逃避剿杀和开辟新的生存资源向境外扩张。但总的说来，中国的对外侵略问题并不突出。很多对外征服都是防御性的。这主要原因可能是“内战”的工作太多太繁重，使统治者没有精力“照顾”国际问题。
6、对内扩张或内部侵略
我们将王朝或统治者对国内的战争征罚和行政侵犯称谓“内部侵略”或“内部帝国主义”；这是一种隐喻的说法。如果说，经济原因或生存空间问题是国际战争的主要根源，那么灾民社会的“内部帝国主义”政策完全出于同一目的。正因为如此，国际上的侵略战争的残酷性和侵略者在占领区所推行的蛮横虚伪的文化政策，与“内部帝国主义”大同小异。由于误导，或者也由于人类种族中心主义的本性，内部侵略的罪恶往往被忽视，至少在同外部侵略相比较时是这样。如果我们承认个体生命价值至上，如果我们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就必需从受害者的角度而不是施害者的身份上来确定罪恶。这是一个丢失的常识。历史上中国人杀中国人的野蛮与被害人之众，可能远远超过“日寇”和新老“列强”的战绩，对残暴的“番邦”愤怒声讨当然是正义要求，但“愤怒声讨”中国凶手的声音为什么100多年来总是那么微弱呢？大兴（远远不止大兴）和奥斯维辛（2）发生了一样性质的事情，德国人说：千年易过，德国人的罪孽难消！但中国人呢？有谁在深刻地反省“自己”的罪恶？不仅如此，民族反省却往往被攻击为卖国。但这些爱国者将无法评价东史郎，因为根据“爱国主义”的狭隘逻辑或低能的热情，他如果赞同东史郎，就等于赞同东史郎“卖国”；不是有日本人把东史郎咒骂为“卖国贼”吗？但如果反对东史郎，那也是“卖国”，“卖中国”，因为东史郎批评的是屠杀中国人的日本军队。拒绝自省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十足的精神错乱，如果它不是一场阴谋的话。1925年6月18日，鲁讯先生就有这样的感慨：“上海的英国捕头残杀市民之后，我们就大惊愤，大嚷道：伪文明的真面目显露了！那么，足见以前还以为他们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国的有抢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莫非因为动手的是‘国货’，或者连残杀也得欢迎；还是我们是真野蛮，所以自己杀几个自家人就不足为奇呢？”（3）或者是因为我们伪勇敢，因为在自己国家这里声讨远处的外国是不需要什么勇气因而无需承担什么现实的风险？我的结论是，“爱国主义”往往是一种经济策略，其被攻击的风险最小，而其目的是指向权力资源。正因为如此，非理性的仇外一直是群起攻之式的伪勇敢者表扬的商业项目之一。
与此相关的却相反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似乎是我们更容易宽恕“国际仇人”，可谓恨也容易，爱也容易。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女士说：“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全面侵化战争中，惨遭杀害的中国无辜生灵超过两千万。解放后，人民政府却立足于让中日两国子孙万代地友好下去，慷慨地放弃了向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款的权利。理由是：由于我国人民过去受够了战争赔偿的苦，所以不愿意让日本人民也受同样的罪。为什么对昔日敌国的老百姓抱着这样的菩萨心肠的我国最高决策人，竟不肯哪怕稍微对本国的平民百姓发点善心，仿佛嫌百年间的帝国主义战争还没把中国人杀够似的，竟然又发动了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一页呢？这个问题，直到23年后的今天，我依然百思不得其解。”（4）蒋介石们在1945年以后对日伪和冈村宁茨都是网开一面的，但在抢夺地盘方面是一丝不苟的。这一切都只能在“政治是糊口型经济”这一角度来理解。
事实上，由于内部侵略的经常性和直接性，其危害更大。同时，由于内部掠夺的机会成本更低，比较效益更高；所以内部侵略往往是人类战争的真正主流形态。这种“自上而下的动乱”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中国人一直“沦陷”在这样的“自我侵略”状态之中。因此我不赞同储安平先生1945年关于“沦陷区”的议论，他说，（大意）日本入侵是中国人的“第一次沦陷”，但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国沦陷区的人民又“第二次”“沦陷”于“缺德透顶”的本国官僚的统治之下（5）----“第一次”、“第二次”从何谈起呢？由于生存竞争导致的内部侵略，“沦陷”一直是“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正常”的生存状态。
7、“绿祸”----四边烽火越千年
“绿祸”显然是与“黄祸”相联系制造出来的概念，我用它来指中国四周草原民族的长期间断性的入侵与征服。中国的边界基本上为游牧民族所环绕，那里的更加恶劣的生存环境是他们不断向中国农业地区侵犯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在另一方面恰恰证明了“灾变论”具有广泛的理论意义，如果说，“在其他社会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不同就是自然条件的不同”（魏特夫），那么在生产力水平较底的历史时期（这首先是灾变导致的结果），自然条件的不同必然产生文化的不同。游牧部落与游民社会相比更具野蛮性，不过是那里的自然条件更恶劣罢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被很多学者所认识。
“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尔……他们，伟大的野蛮人，出现于完全文明化了的时代，而在几年之间突然地把罗马世界、伊朗世界或中国世界变成为一堆废墟。他们的来临，他们的动作和他们的失踪似乎是难以解释的，以至于实际的历史，将这些人看作是上帝降下来的灾难，对古老的各种文明的一种惩罚。但是人类从来不曾是大地的儿子以外的东西，大地说明了他们，环境决定了他们，只要认识了他们的生存方式，则他们的动作和他们的行为便会立刻‘一目了然’的。草原制造了这种体格矮小和粗短的人，他们是不可驯服的，因为他们继续存在于那样的自然条件下。高原上的烈风，严寒酷暑把他们的面孔塑造成为有细长眼的，颧骨突出的汗毛稀少的，把他们多节的身体坚硬化了。随意逐水草而居的畜牧生活的需要决定了他们的游牧制度，游牧经济的条件使他们的定居居民发生了关系，这种关系有时是怯懦性的借贷，有时则是屠杀性的掠夺。……他们是土地的自然创造物，是饥饿和惨苦的儿子;骑射是游牧人民的唯一的手段，使他们在饥馑的年代里避免全部的死亡。”（6）
游民部落（勉强可以定居的农业社会）的内战无异弱化了它对草原民族进攻的抵抗力，同时作为“近邻”因此必然遭受比西方更严重的征服。“草原灾难”或“绿祸”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历史，长城是中国这种突出的不幸的历史见证。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沿岸，这些自然条件恶劣的荒漠地带是一条绵延不绝的火药线。……这些以畜养马匹和骆驼为业的牧民耐苦而又凶残，当他们因冲突、干旱或人口增长而被逐出自己的草地时，便侵入邻近的草地……（欧洲所遭受的这种恐怖）同游牧部落向中国和印度的胜利相比，还真是不值一提。……东欧各民族组成的堤坝保护着欧洲，他们用自己的不幸换得了欧洲的安宁。”（7）
中国的农业文明生存在草原文明的包围之中，也意味着羊生存在狼群之中。这种“农耕孤独”状况和美国对比是非常突出的：美国的地理环境和国际环境更有利于美国的安全和民主，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波及到美国的本土（中国无一幸免），美国周围也不存在侵略性的民族。托克维尔说美国的环境优势是“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8），这样说来，“中国”仿佛是上帝的弃儿。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元朝和清朝在中原的杀伐对民族文化和灾民理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两个世界的撞击”：近代西方国家在华存在导致了各种冲突。
西方入侵各种“文明的野蛮”（雨果）和中国排外的历史情结以及文化的差异（“两个聋子的对话”）共同作用，共同推动了很多流血的冲突。这些冲突和战争在已经动乱不堪的中国历史中添加了更多的尸体和炮灰。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我们应该回倒马克思的立场上来（9），在表达人道主义的愤怒的同时，也不能失去基本的理性判断力。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无疑是一种新的灾变力量（部分在灾民看来是如此），尽管这也是“数千年未有之机遇”。
9、日本——现代蛮族、海上灾民
日本的侵华战争根源于日本的生存恐惧，就象草原部落的入侵根据他们的生存恐惧一样。中国的周边地区的生存环境显然是更加残酷和恶劣的；而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在他们的“生存空间有限”的危机感中熊熊燃烧起来。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遭受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是空前的，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8年侵华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一切社会灾难、自然灾难和政治专制灾难的罪魁祸首之一，是野蛮中之野蛮者。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任何谴责都不过分。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是中国“军事”上的敌人，也是中国“政治”上的敌人。然而我们发现，日本军国主义一直是近代中国政府的亲密朋友，从溥仪的满清帝国和袁世凯的军人政权一直到后来的“汪精卫政府”。我们经常看到这两位老朋友在国内危机中为寻求释放之道而称兄道弟，无限政府和株式会社之间，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之间，有无限充分的合作机会。
上述社会灾变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我的结论是：生存型动乱是中国的历史结构。正如本雅明所说，我们能确信，现在我们现实和心理中的“紧急状态”，并不是反常情况，倒是例常情况。今天的欧洲人回顾欧洲历史对五件灾变事件仍心有余悸，谈虎色变。一是成吉思汗的侵略，二是法国大革命，三是奥斯维辛灾难和纳粹的兴起，还有两件事是自然灾害，黑死病和里斯本大地震。这种惊恐是“少见多怪”。这些灾变我们中国人见多了。我们可以说，中国每个朝代末年至少都发生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恐怖和暴政；而几乎每个君主甚至包括他的大大小小的跟班就是一个不同形状的希特勒，至于“成吉思汗”式的入侵更是每个帝王必须面对的“外交”难题。自然灾害和传染病嘛，家常便饭，死人嘛，我们见多了。
一代一代生活在这种残酷杀伐的历史环境里的人，将不断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呢？
个案分析
孟德斯鸠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特征与欧洲的不同、以及这种差异对文化的意义。他在他的时代有一个统计：“亚细亚曾被征服十三次……而欧洲只发生过四次巨大的变化。”他接着分析说：“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10）这使我联想到不稳定的生活可能同样导致了“犹太人的贪婪”。
对上述各种社会动乱的形式提供一份详细的历史资料是一项负责的也是复杂的工作。这首先是一个资料收集的问题。我们已经说明，每次自然灾害几乎都可能导致一次相关的社会动乱。以外，二十四史是另外一个证明。二十四史至少意味着24次持续几年的巨大的社会动乱；而其中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帝王易位都可能导致一场规模不等的骚乱。加上异族入侵和其它各种社会灾乱，我们发现了一部混乱而血腥的中国历史。欧洲历史上出现的1815-1914年间的“百年和平”（11）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而在一定意义上，欧洲的和平是以“远东”的战乱来补偿的。
为方便起见，我只选择政治动乱史的某一片段进行“抽样”考察；这种证明显然需要一定的想象力，但我们确信这种推理的可行性。
现在我们仅以西汉为例，来说明中国的动乱之害的突出严重性。虽然我们认为，1800年至1949年期间是中国灾乱最突出最频繁最激烈的时期（中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后期经历了无数次社会动乱，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白莲教，1796-1804年;对英战争，1839-1842年;太平天国，1850-1864年;捻军，1853-1868年;回民起义，1855-1873年;对英法战争，1856-1860年;对法战争，1883-1885年;对日战争，1894-1895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军阀战争与北伐战争，1915-1928年;中日战争，1937-1945年;国共内战，1946-1949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而且对塑造现代政治文化更具直接意义，但我们更应在历史深处寻找起因。下面的一些资料来自法国的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先生的《中国社会史》（12）一书。西汉显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稳定与发展的时期，然而即使如此，西汉的社会动乱仍然是接连不断的：
○公元前212年秦末的社会大动乱开始,这场动乱持续了12年；
○公元前202年刘邦与项羽决战；
○公元前201年分封之乱；
○公元前201—200年与匈奴作战；
○公元前200年定都长安之乱；
○公元前199年内战；
○公元198年匈奴之乱；同年山东和长江流域的10万人被强行迁至华北地区,这一灾难持续到公元1世纪。
○公元前192年—190年,渭水流域的30万人被征修建长安的城墙；
○公元180年之前的吕氏之乱和180年对吕氏党羽的镇压；
○公元179年收附南越;
○公元前177年匈奴入侵；
○公元前166年匈奴入侵；
○公元前158年北方边境军屯；
○公元前157年—154年七国之乱；
○公元前144年匈奴入侵；
○公元前135年进攻越国；
○公元前133年远征匈奴；
○公元前132年10万人被命令修复黄河决口；
○公元前131年谋取西南；
○公元前130年四川到广东的道路工程；
○公元前129年渭水和黄河工程；
○公元前128年远征满州和高丽；
○公元前127—119年进攻匈奴；
○公元前124年—122年刘安事件；
○公元前123年对蒙古地区发动进攻；
○公元前122年—109年汉朝向南征服；
○公元前120年大水灾,70万难民被迁往陕西
○公元前117年—115年建甘肃诸郡；
○公元前113年在西北地区征民进行大规模的灌溉和土地开发工程；
○公元前112年远征南越；
○公元前110年征服福建越国；
○公元前109年远征北部和中部高丽,灭云南西部的滇王国;
○公元前108年远征西域；
○公元前104—101年在西域和帕米尔远征；
○公元前102年驱士兵和苦役犯修建长城；
○公元前101年消灭大宛国；
○公元前99年,帝国东部人民起义；
○公元前97年对匈奴战争；
○公元前95年,陕西的水利工程；
○公元前92年宫廷审判；
○公元前90年在西域、蒙古和吐鲁番地区征战；
○公元前89年汉武帝去世；官吏队伍和宫廷之间持续80年的各种斗争；
○公元前86—82年云南远征；
○公元前78年对满洲远征；
○公元前77年对西域远征；
○公元前76年在全国各地大兴土木；
○公元前72—71年,匈奴入侵；
○公元前71年在新疆作战；
○公元前67年对吐鲁番远征；
○公元前51年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开始儒学专制和思想迫害；
○公元前18年出售官位；
○公元前14年,农民起义；
○公元1—25年,“王莽乱政”
○公元11年黄河决堤并改道,灾害持续近10年；
○公元17年“吕母”领导人民起义；
○公元18年樊崇领导农民起义；
○公元20年王莽在长安大兴土木；
○公元22年赤眉战争,期间黄河下游发生水灾；
○公元23年王莽政权在战乱中灭亡；
○公元25年赤眉军杀入长安;同年刘秀建都洛阳,史称东汉；
○公元27—28年宫廷内乱与镇压赤眉起义；
……
以上的统计仅仅是历史记载的史实，而且是历史记载的史实中的一部分；如上面的统计就不包括《史记·货殖列传》中发生于西汉时期的这样一次灾难：“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与西汉帝国相比，中国其它王朝时代的社会动乱之多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以战争为例,“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13）喊杀声漫过每一个世纪的关隘，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在血雨腥风中飘摇，每一个心灵在皮鞭和饥饿的恐惧中颤抖——于是，每一个救世主先后揭干而起了。通过后面的分析我们将进一步说明，中国的专制主义诞生于中国的灾乱之中；并在这种超历史的灾乱中编制了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救荒还是新掠夺
除了兵灾，灾民政府的另一种反映就是救荒。公正地说，这种政府救济活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饥荒的压力。但总的说来，政府自我救助的目标永远高于救助灾民的目标，而灾荒的恶化也往往是政府失职（公共工程的荒废和仓储政策的失败）造成的后果。政府失职最恶劣的表现是在灾荒年月中“囤积居奇”和横征暴敛，苛政往往为了表现政绩而与灾荒并行。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政府是在救灾中建立自己的合法性的，于是救灾往往是为了表现“恩人执政”的合法性，而不是真正为了灾民的利益，否则就很难理解“丧事作喜事办”这种政治传统。历代政府救灾不止，同时掠夺不止。但这种频繁市恩的政府行为无疑客观上表明了中国灾变问题的极端特殊性。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