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第三章灾民理性的社会文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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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寐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
崭伐四国。
——《诗·小雅·雨无正》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屈原
在自然界，任何反复出现的冲突
往往会引起冲突者适应性的变化，
以增大竞争中战上风的可能性。
——萨洛韦
人定胜天。
——墨子
一、重新审视“地理决定论”
人类首先是环境的产物。而生存环境首先是地理环境。一旦遇到这个问题，学者们就狼狈地逃跑了，因为存在着一个叫“地理决定论”的经典批评。这个批评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专制，妨碍了问题意识的充分解决。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学者往往被逼迫得逃到了“纯粹理性”的天空，在精神世界的蓝天白云里繁殖了他们的浩如烟海的文化胡说。黑格尔主义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这种空中舞蹈为后继的汉学家们所继承。而孟德斯鸠曾试图在地上建造理论大厦，但由于他对地理因素的“神学”解释从而最早使“地理社会学”成为学术笑柄，严重损害了地理社会学的声誉。这可能是思想史清算地理决定论的理由之一。在我看来，这也是人类思想史上众多“矫枉过正”而制造的学术冤案之一。人们对“地理决定论”的批评恰恰采取了决定论独断性的方式；这种批评也忽视了地理环境作为人的生存空间而必然具有的文化上的意义。
文化的三个维度
我这里愿意使用人类学家关于文化的定义：
“文化就是我们人类要适应世界上不同环境的挑战的手段。…不管你是否喜欢，我们都靠近代和久远的遗产生活。…文化用以描述人类特有的适应制度…在人类出现以前，所有动物都通过生物的进化来适应它们的环境。…通常，动物死去之后，它们的经验也随之消亡；而人类却不是这样，由于生物的进化导致了语言的发展，人类便可以一代一代地传递他们的感觉和经验。他们可以共享这些知识，它反过来又成为行为模式而一再重复。”（1）
我从这种理论中确认空间因素、时间因素和人的因素是“文化”的三个“维度”。显然，作为生存环境基本因素的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的文化起源有着重要的作用，即使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但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历史时期内，地理环境可能是文化生成的第一决定性的因素。或者说，地理因素在人类历史起源时期对文化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意义。这个问题不难理解。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地理因素和人类因素的互动共同构成历史的基础；随着人类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的独立生存的能力将日益增强，超越了地理环境的束缚，人的因素在文化生产中逐渐起主导性作用。最后，从环境中解放出来的人类反过来“主动”关怀环境。
经验时代、理性时代和责任的时代
由于中国灾变环境的极其特殊，生存环境的恶劣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生产技术的落后又进一步延续了地理环境起制约作用的时间。因而，我们认为，中国历史的“童年时期”特别漫长，其特征是灾民社会的超稳定性的历史存在。
我们把地理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历史时期称谓“经验时代”，与黑格尔的“自然宗教”时期相对应。这一时期的人类对环境或异己的强力被动采取“必需适应”的文化策略，从而丧失了行为自主和精神自由。这一时期的人类知识主要是“幸免于乱”中积累起来的生存经验。灾民社会处于“经验时代”。“经验时代”的个人在环境压迫下缺乏独立性，中国的自然灾害和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动乱问题的极端突出，导致人类长期立足于生环境存的斜面上，总是“站立不稳”和“直不起腰来”，于是它只能停留在原地，无法进入理性社会并进入宗教世界。因此，灾民社会的政治文化必然是非自由主义的，而是团体主义（在斜面上互相搀扶）和独裁主义的（在斜面上互相推搡中向力量和法术顶礼膜拜）。这个时代的原则是“义务”。我们把人类因素起主导作用的历史时期称谓“理性时代”，在这里，理性作为自为之物构成人类知识的核心。这个时代的原则是“权利”。最后，随着地球村的出现和人类对上帝的普遍信仰（集中表现为对权利的责任、对生命的敬重和对人类的责任），人类社会进入以“责任”为原则的“第三个时代”。
文明系数
美国地理学家R·哈特向在《地理学性质的透视》（2）一书中对“环境决定论”的批判是在“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影响论之间左右摇摆的。我认为他没有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引入时间变量和地理环境的动态因素。在一定时间内，人的独立取决于“人的因素”和“空间因素”的时间之差——我把这个差称谓“文明系数”。如果这个差是负值，“空间因素”（如自然灾害）对文化的作用就是决定性的，人类处于“经验时代”；反之，人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人类处于“理性时代”。
在中国，“文明系数”长期是负的。不同的生存环境中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明系数”，自然环境越恶劣，文明系数越小，反之，生存环境越安定，文明系数就越大。历史上的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系数”与中国的文明系数大致相同，因此都属于“经验时代”的国家。俄国的文明系数介于欧洲和东方国家之间，属于边缘地区的灾民社会，因此俄罗斯思想也介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它有东正教，也有布尔什维克，它有斯大林，也有托尔斯泰。非洲的“文明系数”比上述国家都要小——你可以想象一下非洲灭绝式的大饥荒——因此文明的进步在非洲是最缓慢的。南极洲的文明系数无限小，因此目前那里还不存在任何层次的人类文明。法国是欧洲自然灾害变动比较剧烈的国家——它的文明系数略高与中国——这与法国人的革命性存在相关性，它的地理结构与中国相似，因此不断有学者称法国是中国的欧洲版，至少他们指出：法国革命在灾荒中汲取了恐怖力量。
这种分析当然是相对的。中国的“文明系数”与印度相比，虽然长期看平均值接近，但短期波动较大，缺乏稳定性，“好天气”和“坏天气”频繁置换；印度大陆的持续高温在一定时期可能产生消极无为和出世的文化。因此人类精神在印度表现为：以持续的沉默无为反抗持续的环境之恶，以慈悲面对灾民；在中国则表现为以人定秩序或社会动乱对抗宇宙无秩序或自然动乱，以强制稳定面对灾民。这既是孔子和佛陀的区别，也是佛教能够成功地在中国本土化的原因：二者存在共同的灾民文化资源。
我们将在这一章里探讨灾民社会的适应性生存策略，即灾变状态下或“经验时代”的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安排以及生殖策略。这主要应用”行为主义”的分析工具。下一章，我们再探讨灾民社会的“精神文化”，更多运用“心灵主义”的分析范式。
二、生殖策略与人口过剩
尽管历史地看，中国人口众多并不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稳定的特征；但总体上横向比较，我们认为可以说，人口过剩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图四，请点击此处观看
中国、欧洲、印度、日本及世界人口粗略估计对照表（公元50—1995年）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安格斯-麦迪森著新华出版社1999年1月版P35。
人口过剩意味着人口与资源比例的严重失调。人口问题是费正清一派学者分析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工具，也是他们对“为什么偏偏是中国”这一问题的主要答案。但他们仍然未能解释何以在人口密度不相上下的日本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而“天朝”却因此“崩溃”了。
关于人口过剩问题，有很多学者把这归因于中国文化对种的延续和养儿防老的重视，这种论证是同意反复。还有外国的汉学家认为它源于“女性生育能力比其他民族的女性要强”（1），这是一种变相的种族主义或人类学司空见惯的学术神话之一。“灾变论”认为，中国的人口过剩根源于中国的灾变现实。
生命的生物学适应
现代生物学有这样一种观点，：“守雏型”生殖策略即生育更多的后代是灵长类为适应恶劣的环境而作出的一种生殖策略。我希望它对解释中国的人口过剩之迷提供生物学的启示。
具体地说，“守雏型模式似乎与贫瘠、波动、不稳定的环境相关，动物在这样的环境中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多的生产后代，这样有一些后代便可以度过艰难的资源无保证的状况。”（2）行为心理学认为，人比一般动物更具有对环境的应变和选择的能力，即学习的能力。中国人在极端严重的灾变生存环境里，为了保证种的延续,“多生”是一种合乎“国情”的选择。长期发展下去，这种生殖策略就表现为一种多子多福的文化，获得了某种文化上的独立性，从而掩盖了它生物学上的原始意义。这种情况类似耳环的演变，耳环是原始部落群婚和抢婚的遗迹，但如今已经是审美的装饰了。
这种观点在著名的华裔瑞士地质学家许靖华先生那里也有论述:“在人类历史上，人口在战争摧毁后的土地上复苏的例子屡见不鲜，生物种属在自然灾害之后迅速复原也是典型的例子……灾变一旦过去，新的移民将在疮痍遍地的土地上重新繁殖，并成倍的增长。”（3）这种生殖策略是对马尔萨斯所说的“积极控制”（灾害等自然力量控制人口增长）达到灭绝程度的抵抗。在生育问题上，与中国人为防御自然灾害而推行“K”战略不同，欧洲人因自然灾疫少而推行人口与自然资源平衡的“R”战略。（4）费孝通在《乡土中出国生育制度》（5）一书中说，在近代，新西兰正常的婴儿死亡率不过是千分之三十九，而我们中国却高达千分之二百七十五，每年有1/4的婴孩要死去，得不到抚育。这种生命危机导致了与之适应的以高产出为目标的生殖策略。而“无后”就成为丧国还严重的大恐惧：
“凡年至四五十而尚未有子者，辄引以为大忧，惧他日为若敖之鬼也，他人亦为之鳃鳃滤，视灭国之痛尤过之，盖狭义灭种之惧也。”（6）
“重男轻女”和“一夫多妻”制因此被发明出来作为“种危机”恐惧补救措施，这无疑为人口的繁衍提供了文化和制度上的保障。但这种代表异性奴役的“国粹”也足以说明我们长期以来就是一个野蛮民族。非洲一些部落也实行一夫多妻制，盖同出一理焉。
研究中国人口的变迁史，我们也发现中国人口出生的几次高峰期都出现在重大的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之后，如蒙古统一和清政府建立之后，太平天国战乱和中国革命胜利之后，1961-1962年的灭顶之灾之后，都出现了人口的急剧增长。可以说，一个社会的人口增长与灾变的频率正相关。
“在西欧封建时代，人口的增长经历了两个循环期。……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口增长所经历的循环期要比西欧多得多。在封建社会中，中国的人口增长经历了14个循环期（或波段），共跃上了4个梯级，即先秦梯级、汉唐梯级、宋明梯级、清至民国梯级……在西欧各国，从600到1700年，人口增长幅度不过295.7％，平均年人口增长率不过0.13％，而在封建社会的中国，从秦统一到1840年，人口增长幅度达1994.4％，平均年人口增长率0.15％。……人口增长的速度和幅度的差异也造成了人口密度的差异。14世纪上半叶西欧…人口密度最高的时期，法国…为35人/平方公里。……公元2年时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密度为43人/平方公里，1210年增至53人/平方公里。”（7）
劫后重生的人们以生命的生产抵抗已经发生的劫难和将来还可能发生的劫难对生命的杀戮。当然，这种意识显然更多是下意识的，没有人愿意为死亡而繁殖后代。
仅仅资源短缺还不足以解释人口过剩的产生，资源供给的极端不稳定性才是导致灾民利用“人口大跃进”进行自我保存的重要原因。但显然，这种选择反过来与资源短缺和资源供给的高度短缺之间，形成交替上升的互动关系。这个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印度和日本的人口危机。但中国人口危机可以通过“令灾民”异地“就食”得到缓解，这种“地大物博”也消解了权力改革的热情和紧迫感，因为那无疑意味这更大的风险。日本由于是“撮尔小国”（张之洞），人口危机只能向外释放，并逼迫政府部门迅速对资源危机作出制度上的应对，如果它不想“等死”的话。
向“战斗小团体”供给人力
在所有的“战斗小团体”中，家庭是最基本最稳定的团体。控制资源的最大化偏好鼓励对子女特别是男孩儿的旺盛需求，因为人多意味着“战斗”中的力量优势。“多子多福”背后是“人多力量大”这个真正的“经济”动机。灾民国家因同一理由也鼓励生殖。灾变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因此生殖欲望既是遗传的和本能的，也是基于现实需要的和实用理性的。
人口增长与农业经济互动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正是最发达的农业形式可以使人口得到最迅速的成长”（8）。事实上，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人口的压力反过来也是中国被迫全力以赴地发展农业的原因之一（参见下面“农业立国---中国重农主义”一节）。重农主义和人口过剩形成了恶性循环。
集权主义与人口过剩互动
首先，我们已经知道，专制制度导致的“人祸”是灾变形式之一；其次，“权有制贫困”导致灾民把子孙沦为加强生存力量和衰老保险的工具；第三，“公地不幸”鼓励个人不负责任地选择“多生多占”的生育策略。最后，分配性经济（尤其是抢劫型经济）使多生者处于有利地位，至少不会有所损失（生育上的“搭便车”行为）;而交易型经济则可以约束生殖，因为多生只能增加交易成本。缺乏节育技术仅仅是人口过剩问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最后，如果说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更多从种的延续的角度来鼓励生育，那末，生存型集权主义则更多从“人多力量大”这种斗争经验和斗争需要的角度即兵源的角度来鼓励生育。激烈的生存竞争也导致了对生命价值的普遍轻视，漠视生命的结果是：只重视人口的增长而不注重人口的素质。
“生命工具主义”由来已久，至少孙中山就是一个积极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并批判马尔萨思的中国领袖之一（9）。这种人口理论是将人视为工具、蔑视生命价值的思想根源之一，因为它或者把人视为延续基因的工具即“传宗接代”的工具，或者把人视为辅助自己发展或击败对手的工具，而对工具可以给予工具价值上的重视，但绝不会给予绝对伦理价值上的敬重。工具是可以替代的。工具是“多多益善”的，何况保持工具的成本肯定比供养人的成本要低地多。韩信何以说“多多益善”呢？因为士兵在他眼离不是人，而是工具。曹操痛苦地说：“我又失一员大将”，他有痛苦，因为丢失了一把锄头，他没有悲哀，因为死去的不是一个人。孩子死了，父亲为“绝户”痛苦可能超过为这个世界失去一个生命而痛苦。毛和斯大林都认为可以打败美国人，主要理由是我们人多、我们不怕死人；在他们看来，美国人对生命的重视和对死亡的恐惧简直是一种愚蠢。这种智慧不可能同情遣返的俘虏，因为士兵作为工具的全部价值就是杀人或被杀，工具是不能作为人而在的。有学者说中国文化是爱生主义的，这种爱是对“我的”工具的爱，但绝不是对独立人格的爱。
对人的价值的漠视根源于资源与人的冲突，“物以稀为贵”。而资源短缺主要是灾变造成的。
“现在中国所承袭的这块土地，几乎全部用来生产口粮。中国养不起供食品用的牛羊。凡能利用的土地9/10用于生产粮食，只有约2%用于放牧牲畜。对比之下，美国所利用的土地只有4/10用于产粮，而几乎一半用于放牧。在这种情况下，从经济上讲土地比劳动力更有价值。……西方与东方对于人于自然有不同关系这一点，是两重文明显著差异之一。人，在西方世界居于中心地位，自然界其他东西所起的作用，是作为色彩不鲜明的背景材料，或是他们的敌手。因此西方的宗教认为神人是同形同性的，早期西方的绘画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要明白两者之间的鸿沟有多大，我们只要把基督教同相对而言不具人物性格的佛教比较一下，或把一幅宋代山水画同一幅意大利古画比较一下就行了。在宋代山水画里，小小的人物与巉崖相比显得非常矮小，而在意大利古画里，自然景物只是后来添上去的背景。”（10）
我门常常听到有人说：“一个羊是放，两个羊也是牵”。“羊”当然无须尽养育之责，尽可“多多益善”。当人的价值得到重视的时候，负责任的父母就自然放弃了“有生无教”的思想。
三、饥荒与重农主义
我们已经谈到了农业和人口的共生关系，“农业出现的唯一解释适用于整个世界，那就是人口压力。”（1）但为什么中国农业没有在压力下实现“现代化”或“可持续发展”，并成功地被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所取代，却一直在重农主义中进行“外延扩大化生产”，这仍然是一个灾变论的问题。
被迫务农：被饥荒锁定在土地上
灾乱产生的第一个也是最大一个社会后果就是扫荡生存资源并导致饥荒。在原始生产力水平上解决饥荒的最可靠的产业安排自然是农业，而灾乱的间歇期和江河泛滥后的冲击平原又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限的时间条件和空间条件。灾民社会不可能发展大规模的畜牧业，因为单位面积上畜牧业产量对饥荒的救济能力远远低于农业；在人畜争地的矛盾中，肯定应以人为主。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是“吃饱问题”而不是“吃好问题”。在饥荒的历史性威协下，农业疲于赈济生存，而依靠农产品剩余而发展起来的工业和商业以及养殖业就无从发展了。
海内外很多学者对中国人不充分利用荒山发展畜牧业表示不解，甚至有人结论说，中国人天生不爱吃肉：“他们厌恶食用奶制品并减少了肉类在他们的食物中所占的比例”（2）。佩雷菲特也持这种观点（3）。他们不知道在一头牛长成的时间里，中国可能已经发生了几次饥荒，也就是说，这头可怜的牛已经被吃过几次了。饥民是“饥不择食”的，中国人可以把任何动物作为盘中餐，早以此凸显于“世界民族之林”。
显然，大多数农民更希望用牛去帮助耕地，那样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粮食，从而救活更多的饥民，养活更多的人口。布罗代尔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他认识到，“农业养活的人数要比畜牧业多十至二十倍”（4）然而他接下来又不厌其烦地谴责中国人不发展畜牧业，仿佛这与中国人的智力水平有关。这种不着边际的善意与他对中国历史的灾乱特征认识不足有关。
认为中国工商业不发达，是因为缺少“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种理论不过是同意反复而已。而布罗代尔说其中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可以更容易地在“海外市场谋利”，所以没有必要在本土发展商业，这已经近乎说梦了。（5）至少这是倒果为因的分析，因为事实是这些中国人在国内无法生存或逃避迫害才从事海上贸易或海盗行当的，这种被迫“下海”不是中国商业落后的原因而是中国商业落后结果。
被迫重农：民食政策是御荒政策
重农对策是完全在灾变记忆和灾变现实基础上为对抗饥荒而提出来的，并必然成为灾民社会信奉的最高经济原则。中国的农业首先是生存必需，而不是发展的选择。另一方面，农业的“靠天吃饭”的脆弱性决定了它在灾变条件下又经常被摧毁。在重农主义和灾荒之间又存在一个互动关系。
重农主义一直是儒教的主要道德训诫之一，也为历代帝王尊奉为“根本”，主要表现为奉行“八政以农为先”和“悯农”的政策以及对“仓储制度”的高度重视。
“我国自大禹揭善政养民，及《洪范》农用八政，食货为先，重农足食，遂为历代施政之纲要。国用所资，私人所需，亦莫不取给于农。农村社会、农民经济，乃为我国基本之组织，亦为唯一之生命线也。但农村社会之安定，系于农民经济之荣枯，而农民经济之荣枯，则又系于农产物收获之丰歉。重要农产物，如黍、稻、粱、丝、麻、粟、帛、之类，咸受自然界之支配。水旱无常，灾荒代有。因此公私经济有岁歉而特感不安者，此‘惟事事乃有备，有备无患。’而均输平准之税，常平仓储之制，所由兴也。”（6）
这一论证过程在逻辑上是倒过来的。重农主义与其说是出于“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善政”上的考量，不如说是来自历代对灾荒的经验，这不是一种道德热情，而是一种不断强化的生存恐惧。这种饥荒恐惧在是历代帝王和“农学家”重农思想的灵魂。
《礼记-王制》有云：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更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
我们把这种危机意识与《圣经》中的一段话对比一下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在耶稣那里看不到任何对“粮食安全”的焦虑，看到的是对大自然供给能力的无限信赖（我们也因此可知传教士在中国必然遭受巨大的文化阻力，你对灾民说吃饭不重要，不徒然引他们发怒或以为你别有用心吗？）：
“耶酥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4：4）“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马太福音》6：25）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马太福音》6：28）“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马太福音》6：31-32）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我们可以将这句话理解为大自然会提供吃的和穿的，至少不会掠夺人的衣食。灾民社会不就是“外邦人”的社会吗？这里的生活原则是：“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吕氏春秋-上农》）比较东西方农学家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汉朝的贾谊和晁错的重农抑商思想统治了中国历史，他们坚持这个思想并不是因为他们脱离现实和缺乏“货币意识”（7），而是“过于”现实。贾谊和晁错的理论充分证明了频繁的灾变如何使中国人产生了顽固的生存恐惧和饥饿恐惧，以及在此基础上必然产生中国社会的重农主义精神。贾谊是在总结灾民历史的生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著名的重农主义结论的：
“旱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尤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猝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餽之。……夫积伫者，天下之大命也。”“古之人曰‘一人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今背本而趋末，食之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大命将泛，莫之振救。”
这里“大命将泛”就是对灾变（自然的和社会的）的记忆和因此产生的焦虑。为了对抗“必然”将至的灾祸最重要的预防措施是发展农业，积累粮食，故曰“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晁错的重农抑商思想也完全是建立在预防饥荒的基础之上的：
“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面备先具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显然是来自大灾荒大动乱的间接记忆或直接经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和他们是基本一致的，由于大跃进“惹了祸”，毛不仅面临着饥饿恐惧，也面临着饥饿现实，使他更加“重视”农业——不过费正清指出他对农业的重视是农业的灾难——毛完全用贾谊或乾隆的口吻谈粮食问题：
“节省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要一定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在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6亿5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大事。”（8）
把他们的“重农主义”思想和古罗马的瓦罗著的《论农业》（9）比较是非常有趣的。我感到后者没有任何灾害意识；在这部著名的农业专著中，作者对预防自然灾害未置一词。熊比特在谈及古罗马“农业方面的著作”时说：“它讨论的是农田管理或者不如说是地产管理的实际工作原则……”（10）这似乎应该说明了东西方自然灾害严重程度的不同，“父母冻于前，妻子饿于后”（韩鄂）主要是灾民社会的问题。有学者在研究希腊历史时也谈到了希腊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希腊的北部和西部以及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气候温和地区和近东的季节性降雨地区形成了差别悬殊的环境.…欧洲农业的发展与温暖而潮湿的气候相适应。…它有着富饶的平原和土壤长期湿润的四季如春的地区。”（11）
返过来我们看中国农学家的著述，无一例外地，灾荒是他们最重要的研究课题。殷墟卜辞中有关于晴雨、观黍、祈年的大量记载，《管子-度地篇》是集中论述水利灌溉工程的，它指出水、旱、风雾雹霜、励（瘟疫）、虫是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东汉的《汜？胜之书》论述利用区田法抗旱保墒，种植大豆防备凶年的问题。崔石的《四民月令》强调从时令、物候方面来考察浓事活动。北魏著名的《齐民要述》（贾思勰）被称为“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古代综合性农书”，它同样用相当篇幅关注了备荒之道：“政令所失，水旱为灾，一谷不登，胔腐相继;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且风、虫、水、旱，饥馑荐臻，十年之内，俭居四五，安可不预备凶灾也？”唐末或五代时的《四时篡要》（韩鄂）用占卜阴、晴、风、雨、雷、雾几气温变化，测定年成丰歉。基于劝游牧务耕织的“国策”，元代尤其重视农业和备荒事业。“我国现存最早的综合性官修农书”元朝的《农桑辑要》，是由掌管“农桑、水利、学校、饥荒之事”的大司农司编撰的;而元代的农学家王祯在《农书》中“辟专篇讨论备荒问题”。鲁明善是元代的另一位农学家，在他的《农桑衣食撮要》一书中说：“四方风土气候不同，凡务本者，宜顺天时而动。”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被称为“农业科学技术的巨著”，其中，“荒政问题，篇幅占全书的三分之一。”（12）中国农业在反复兴衰中存在，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来写关于农业的作品，都将以谈虎色变的口气提出救荒问题的。中国重农主义本质上是救荒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法国重农主义是西方经济学史中极其重要的一笔，这又激起我们关于法中两国之间自然地理特征相似的联想。而在非洲，约公元前3500年起发生了严重的气候干旱，撒哈拉农业文明从此就日益衰落了。
谁有粮谁称王
重农往往出于政治上的野心。在灾民社会，占有粮食就意味着垄断了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在权力内战、收复民心和军事冲突中处于优势地位。关于重农主义的政治动机，管子说得最为露骨：“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廩……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利出一孔其国无敌…..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载上如日月，亲君弱上下。”（《管子-四经篇》）我门在这里又为“爱国主义者”发现了可以列为“中国世界第一”的一个项目：关于“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理论，是管子最早提出来的，比托洛茨基早几千年。
关于重农主义的军事动机，前面提到的那个“忧惶惶惧”的贾谊是这样解释的：“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他的解释是出于投其所好来“勾引”皇帝重农务本，还是他本质上就是一个“纳粹主义”者，可能已经无从考证。不过“兵精粮足”的思想一直是权力内战的主要依托。比如曹操“牧百姓囤田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操恃此以削平群雄，建立基业。”（13）粮食具有战略意义，这个问题在中国等灾民国家特别突出。“坚壁清野”可能在一个民丰物阜的国家就不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比如，拿破论在欧洲征战似乎从来没有被军粮供给问题困扰过，但在俄国的“不毛之地”他“无法使他庞大的军队保持足够的给养”而招致失败。（14）
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
这个问题同“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这个经典命题相关。我们已经知道，在灾民社会，“重本抑末”是一种被动选择，因此“末业”就无从发展。此外重农抑商政策的一个后果必然是平均主义。在灾民社会的贫困环境里，必需保证每个人都在生存线上，不能容忍饿死和奢侈的现象共存是“灾民社会第一正义”，故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商业社会之所以容许的贫富差距存在，这种“贫富分化”基本上是在生存线以上发生的。中国的家庭遗产均分制继承方式是灾民社会平均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继承制度在低水平层次上有效地解决了“生存权”问题，但同样“有效地”制约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种生存平均主义是商业不发展的又一个原因。此外，由于财产无止境地零散化，强化了小民的孤弱处境，同时也使专制主义越发强大。而“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的“人君”是不能容忍商人脱离其控制而独立存在的。
通过灾变论我们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建立和平交换为基础的商业文明，从而走象希腊或西欧那样以商业精神为主导思想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平交换的基本经济前提是产品剩余和社会分工，而摧毁性的中国灾乱彻底并反复消灭了中国人的生存资源进而涤清了产品剩余和抑制了社会分工。“60年代末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从明朝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长达600年的历史中，粮食单产提高了1倍，粮食总产量增加了8倍，而人均粮食占有量却几乎没有变化。（D.H.Perkin,1969）”（15）与此同时，战乱必然促使人们对物的使用价值的重视超过对货币的使用价值的重视，“在战场上，货币与物相比，物是第一位的。”（16）灾变与抢劫也摧毁了人们对信用的信心，往往发生“兑换危机”。无货币经济的支持是无法取得商业的发展和繁荣的。而在西欧，在“黑暗时代”，特别是在1050年到1200年的社会大变迁时代，国际贸易和货币经济已经很发达了（17）。在中国，即使到近代，“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重要性，”货币经济仍然不如公元前332-30年的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那样发达。（18）
四、产权单一制的经济制度
马克思说：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魏特夫深化了这个思想，在他看来，即使承认“治水社会”存在私有财产，但“治水社会”的私有财产和西方社会的私有财产仍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东方，私有财产始终处于软弱的地位，是“乞丐式的财产”，财产持有者不能在财产基础上形成组织性力量来制约国家权力，即“治水社会”的私有财产都不是“权力性”的财产，而只是“收益性”的财产。魏特夫的理论显然具有启发性（汤因比的批评是不得要领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后文讨论），灾民社会私有财权产从总体上来说（省略时间和空间上财产权强弱的波动）的软弱即意味着“政府”财产权的极端强大，这种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是不受限制的，其标的是无所不包的，它对处于各种弱势地位的私人所有权具有最后的决定权，因此我称这种特殊形式的一元（即王权）所有权制度为“产权单一制”。这种强大是“权力性”财产权的强大，而在“收益权”方面，它反而是不完整的。这是一种超越于西方经济学视野以外的一种所有权形态，它是灾民社会的独特的制度安排。本节主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产权单一制”在灾民社会产生的必然性及其发生过程;第二，产权单一制的经济学本质。
产权单一制的产生机制
1、“战争状态”与彻底“征收”
“征收是战乱的必然经济行动”（1）。灾变论确认，灾民社会生存资源极度匮乏，以争夺生存资源为目标的“战争状态”是灾民社会的基本生存状态，因而全面征收特别是产权征收归一即归于强者是灾民社会必然的“经济规律”。灾荒年代，在生存危机之中，抢劫生存资源——而不是进行生产活动或通过交换——是唯一“经济”的生存选择，其中，最大的抢劫犯将剥夺所有小抢劫犯的“产权”，使天下归一，政治定于一尊的基础是产权归于一姓。
2、权力经济人
最大的“战斗者小团体”在胜利以后在经济方面必然追求“产权单一制”。这个问题管子在前面已经谈得非常透彻了，“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目的也就是实现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和支配，这不仅可以让自己先富起来，也使“天下归心”。对这种权力自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最好的表述。王有制首先是最强大的灾民领袖实现对生存资源的先占和独占的自利性选择，其次它把人的私有天性吸收在“产权单一制”的制度安排之中，以国家力量完成财产剥夺。
另一方面，灾民社会的“政府”在抢劫职能或自我扩张职能之外，履行公共职能（主要为了维护自己的产权安全）也要建立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即集中社会有限资源并实行计划分配性制度，目的是使灾民有所食。这显然是灾民社会独特的“经济需要”，在灾民社会，“产权单一制”长期以公共仓储制度为核心。王莽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个朝代，但问题是它是否实现了这一公共目标呢？
我不完全否认倡导“产权单一制”的灾民领袖的道德动机，任何制度安排都有自己的合法性辩护。把有限的生存必需品集中到“政府”手里，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确保生存线上的分配公平，这就是被反复援用的“产权单一制”的“优越性”。但历史事实和理论研究都已经证明：权力在技术上不能，在理性上也不愿实现这一道德目标。另外，正如我在后文“利他主义道德的批判”中所指出的，道德是不可控的“内脏反映”（2），是自我满足的，因此不存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本质，这如果不是认识上的肤浅，就是政治上的欺骗。
3、帕累托次优---“产权单一制”的“群众基础”
既然灾乱社会中任何私有财产都缺乏安全保障，随时都面临着其它灾民抢劫的危险，把生存资料交给最强者以抵抗被抢，就是“次优选择”。同时，“产权单一制”虽然可能有“无人负责”的弊病，但因此似乎必然比某些个人要慷慨或在分配上更公平，灾民相信“王有财富”或“公仓”在灾乱中更可能慷慨和公平地予以救济。最后，一种人人皆无的消极平等观平息了大多数人的怒火；何况本来一贫如洗的农民对“王有化”运动也基本无任何机会成本。
4、“产权单一制”与全社会的“分配性努力”互相支持
首先，“产权单一制”的“肮脏”历史对全社会的致富思想提供了一种榜样：在人类已经出现的经济活动中，如果不计算社会成本的话，可以说“抢劫”的成本最低，利润最高。这产生了一种厌恶经济一味追求政治的特殊“商业”偏好，经验告诉人们，政治是最大的经济，权力是最大的生意。这种政治狂热反过来必然强化“产权单一制”的内部流动性和稳定性。其次，权力完全垄断了社会资源，就意味着追逐权力不仅是最好的经济行动，也是唯一“有效率”的经济行动。与此相关，整个社会的“经济学理性”因此倾向于“分配性努力”，即进身到官场以求获得资源分配权，进而通过“陋规”获得政治投资的回报，并获得资源占用附加的各种利益。
产权单一制的经济学本质
总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多元私有制。我们说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是因为私有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实，也同时必需是法律事实；即有至高无上的法律确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而在中国历史上，这样“高于国王”的法律从来不存在，“私有者”毋宁说是“经营者”，因为朝庭保留着随时无成本征收“经营权”的强制权力。不仅如此，民间“私有财产”只占全社会财产的一小部分，主要财产集中在权力体系内部，因而权力与它所占有的财产之间的关系，才是灾民社会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而这一关系服从一种新的经济学，一种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我定义为“权力经济学”。而以既有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来诠释这样的“东方的”经济关系，就产生了“经济学神话”。
1、经济学的神话
我以为科斯是西方少见的清醒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意识到了西方经济学的两个局限性：经济学本身的局限性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应用的局限性。他说：“中国需要更多的法律而不是更多的经济学。”（3）这是对中国问题比较实际和负责任的看法。正如科斯理解的那样，西方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关于私有制度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却不存在。中国的经济学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制度，以及如何研究从非扩展型经济秩序中“建构”或“渐进”出西方经济学得以产生的前提，这是一个超越了西方经济学“能力”的全新的任务。到目前为止，20年来中国的经济学仍然是西方经济学的某种变形。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对象是市场经济：在充分竞争的市场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古典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非充分竞争市场的发现中，或在对古典经济学的公设的质疑中，先后发展出了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市场缺陷和非市场缺陷理论。但是，非竞争市场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仍然以竞争市场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它们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和修正，而不是否定。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仍然是市场中的制度，非市场缺陷仍然是在市场环境里的“政府制度缺陷”。
斯蒂格利茨认为“产权单一制”缺乏激励机制，事实上，激励机制和经济人理性在任何制度中都起决定作用，只不过在不同的制度里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形式发生。查尔斯·沃尔夫的“非市场缺陷”理论对研究市场经济体制里的政府行为是有价值的（4），但在灾民社会，“非市场缺陷”本身就是“市场”，是一个取代了资本自由市场的“权力自由市场”。在诺斯那里，政府是市场的外在的干预者，在灾民社会，政府就是权力市场，而权力市场即使不是唯一的市场，也是最大的市场。盛洪等人倡导的“过渡经济学”（5）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经济学，他们省略了最应该讨论的问题，而讨论了最应该省略的问题。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对“产权单一制”的理解（6），代表了1991年以前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史的庸俗理解，这可能是“学术理性”自我标榜的副产品——经济学对“公正”的追求往往侮辱理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与批判;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还未成体系，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7）
“产权单一制”消灭了市场，消灭了市场经济得以建立的基础：多元私有制。这样，西方经济学总体来说，无力解释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产权单一制是世界上极其特殊的经济制度，关于这个经济制度的经济学还没有建立起来。近年来中国经济学者“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一光临中国就感到晕头转向，就变成了学术神话：我们有必要提醒这些好心的取经者，先生，中国的经济根本不是那么运作的。
2、“权力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权力经济学”能否成为一个“新科学”（维柯），我尚无奢望。我这里仅将其视为一种分析方法。这个“新工具”（培根）可以对理解灾民社会的经济制度提供帮助。在我看来，“权力经济学”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理论。
第一、权力经济学认为灾民社会的政治制度主要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不是意识形态制度。这个经济制度不是为了未来的理想社会进行的准备性安排，这个安排有它自己现世的利益，这个现世利益构成了产权单一制的激励机制。
第二、“权力占用制”是“产权单一制”的经济学本质。“权力占用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私有制，但也不是“公有制”，它至少有以下特征：（1）相对于“产权分立”理论而言，它是一元化的产权；真正的私有制是“多元私有制”或产权多元制。所有权在本质上是人的所有权，特别是个人的所有权。“在所有权中，我的意志是人的意志；但人是一个单元，所以所有权就成为这个单元意志的人格的东西。由于我借助于所有权给我的意志以定在，所以所有权也必然具有成为这个单元的东西或我的东西这种规定。这是关于私人所有权的必然性的重要学说。”（8）（2）对财产权的行使不是表现为“所有”，而是占用（占有和使用），“公有”是不真的。（3）所有权和占用权的分离：所有者是非人格的“皇室权力”或“公共权力”，而“帝王”本身不能实践权利;个体权力无所有权，却以皇室权力的名义实践财产占用权利。占用财产或资源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权利，它构成“产权单一制”的本质。（4）时效性。取得权力是“权力占用”的前提，而政治权力是不断变动、不能继承的。“意志对物的肯定判断”具有时间上的限制；而这个时间不是由法律确定的，而是权力竞争的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机性和不稳定性。这种时效性是权力主体的时效性，而不是物的时效性，物仍在。（5）不稳定性和过渡性。权力人的经济人本性促使个体权力要求实现从个体占用权向个人所有权的过渡。占用权只是不完全的所有权，不完全是“我的”，“我把某物变成我的……必须对该物以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必须除去主观性，而争取到客观性。……为了这种对象而能被占取，它首先必须被单一化。”（9）所有权的“客观性”要求对财富的绝对支配、排他支配和合法支配以及长期支配，个人私有权是这种“客观性”的唯一实现形式或最高实现形式。在“经济人理性”的领导下，为了实现最高所有权，个体权力坚定地推动占用权的所有权化即多元私有化。权力占用制在本质上是一种“漫长的私有化过程”。（6）占用对象的无限性。除了垄断经济资源以外，还包括“腐败权利”和贯彻“陋规”的权利。（7）行使权力的有限性，也即“意志对物”只能进行有限的“否定判断”，这种否定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受“公共计划”的限制。
第三、“财产占用权”的取得即权力的取得，“权力最大化”成为灾民社会经济人的主要“偏好”。“权力供给”和“权力需求”产生了“权力市场”或“权力资本主义”。“权力资本主义”是指个体权力之间以及权力共同体和社会之间发生的以“占用权”为产品的和平交易过程，这个交易过程基本上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特别是遵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规律。
3、权力市场模型
权力资本主义存在两个市场：一是权力共同体与民间社会的交易关系，我们称之为“外部市场”，它的原则是掠夺。二是权力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市场”，它的原则是交易。“权力市场”垄断了全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并因此成为主要交易场所。
（1）外部市场或掠夺-生产型市场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对揭示这种关系的经济学本质做出了他意外的贡献：他所描写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剥削关系，用来描写灾民社会的国家权力和劳动者的关系简直是非常准确的——只有在灾民社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才具有普遍意义。马克思告诉我们，社会财富完全是劳动者创造的，权力对产品价值的形成没有任何贡献；这基本符合灾民社会的经济现实：劳动者的工资的确是仅仅能满足劳动再生产的需要,“高积累”完全形成在“剩余价值”的基础上并完全被权力无偿地占有和浪费；也的确经常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的原因也的确是由于权力的盲目制定经济计划和个体权力疯狂掠夺资源的结果。
外部市场是权力体系进行权力扩张或权力侵略的物质基础，这种“权力帝国主义行径”主要包括两种经济行为：政府组成人员的增加和政府部门支出水平的增加。这两部分资金之和等于灾民生产的“剩余价值”。政府部门支出包括行政预算和项目投资预算两部分。对于后者，权力更关心项目的计划者或投资者的身份取得，而不是项目本身的经济意义。投资饥渴和经济短缺是这种制度的必然后果；权力外部市场是生产型的，但由于供给和需求围绕着计划进行而不是利润进行，生产者由于丧失了财富的动机必然只能提供较低的生产率；产品往往是供给计划者的“中间产品”或符号产品。由于外部市场的缺陷，在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驱动下，生产者倾向于逃避生产转向权力“内部市场”以寻求利润更高更稳定的“控制权回报”。生产者“权力热情”是权力资本主义一个基本特征；“权力热情”形成了对权力产品的巨大需求，购买权力支付的道德成本和经济费用又强化了权力内部市场的“稳定性”。
（2）权力市场或纯交易型市场
通过在外部市场的掠夺——首先通过战胜的“战斗小团体”夺得的象征性皇室财产——社会财富被集中到权力体系内部，围绕这一垄断资源，形成权力市场。所谓“内部市场”就是大小权力者之间围绕资源占用权发生的各种非生产性竞争-交换关系，它是灾民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总和。权力市场遵循市场交换的全部规律，个体权力可以看作是“权力经济人”，既是权力的生产者，也是权力的购买者。根据权力的等级可以象征性地将权力划分为最高权力、较高权力、一般权力、较低权力、最低权力和无权力者或生产者六个等级。与之相对应的就存在六个相对独立又互相交叉的子权力市场：
图五：权力市场的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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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五组权力关系外还存在不同等级权力之间超越等级限制的交换关系，即混合权力市场（第六市场）。最高权力一般表面上禁止这一非规范市场的存在，但暗地里鼓励它的存在。混合权力市场是权力市场经济的地下经济或隐形经济，其一般的交易方式是供给情报（告密）与支付经济报酬或权力报酬（加官进爵）。
（3）权力市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稀缺”同样是权力经济学的基本前提：社会资源的极度稀缺是建立权力占用制的历史基础；资源稀缺必然导致占用资源的权力的稀缺，权力稀缺是权力市场形成的现实基础。我们在这里主要谈权力稀缺对权力经济学的意义。
权力产品：权力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产品是权力。权力的“产量”一般由最高权力定期相对稳定地制定出来。权力产量的相对固定性是权力市场的一个基本特征。
权力供给：一般是由上级权力机构供给权力。最高权力的产生来自“战斗小团体”的胜利。权力供给机构可称谓权力工厂。由于权力具有强烈的时效性，即权力经常换人，因而，在权力总量相对稳定的同时，权力供给仍然具有一定的弹性。
权力需求：由于权力是全部社会资源的占用者，因而全社会的个人都是权力的需求者，或消费者；在权力体系内部，较低的权力是较高权力的需求者；在同级权力中，占用资源较少的权力是占用资源较多的权力的需求者。我们重点谈权力体系内部的权力需求。权力的需求者是权力消费者。
权力交易：权力交易形成权力市场：这个新市场根据消费者支付费用的形式不同，也包括实物市场、货币市场和劳务市场三个类型。
图六：请点击此处观看
实物指权力本身。实物市场通常指下级权力在自己权力范围内为上级权力作出某种贡献获取某种回报的交易行为，这种交易行为也经常发生在不同职务部门之间。实物市场实现了权力体系的“内部人控制”，主要表现为互相帮忙和官官相护。货币市场是指通过支付货币（包括非货币形式的礼品）购买权力的行为。货币市场实现了权力供给者的富足，这是权力的“市场利润”形式之一；也形成了购买权力者的权力交易成本，它将相继推动了新一轮权力价格的上涨，即贪污受贿的螺旋式增长。此外，货币市场在极端情况下，也是集团权力获得垄断利润的一种形式，清朝政府公开卖官为的就是这一商业目的。这里的劳务指“政治劳动”，它形成权力价格的一部分。非选举性的社会里的政治劳动主要不是竞选行为，而包括军功、正常时期还包括技术训练，但主要是权术活动。权术活动的核心是效忠行为和整治其它权力取而代之的阴谋置换行为。新权力是政治劳动的实物工资。政治劳动对权力购买者而言经常是他付出的道德成本；他付出这样的政治劳动获取权力后必然要求后继者支付更高的政治劳动、付出更多的道德成本。由于权力供给量的相对固定性，因而，权力市场主要是卖方市场。权力消费者竞争是权力市场的主要内容。当然，在强大的需求压力下，权力供给必然表现出相当的“供给弹性”，即权职扩张和权力易人;其中，权力易人是权力供给的主要形式，它导致权力交易的残酷性。
权力利润：权力利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更大资源占用权，我们称之为权力的“垄断利润”；收取的更多的货币费用和在实物市场获得的各种“实物交换利益”，我们称之为“市场利润”；获得的成就感是“政治利润”。
市场缺陷与市场失灵：权力利润的结算方式有自己的特点，它一般不是即时结算的，常常是“期货交易”；即支付费用与获得权力之间存在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往往出现市场失灵和交易失败。一般说来，权力市场缺陷的严重程度高于资本市场缺陷，“制度短缺”是权力市场的最大障碍。因此，要求“吏部”明码标价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是广大官僚的共同心声。到目前为止，权力市场还是非法经营的市场，是黑市。黑市的特点是机会主义盛行、高成本、高利润、高风险。权力市场失灵主要指权力市场的分割和权力市场范围的缩小。权力市场因以下因素的影响发生市场失灵:第一、经济私有化：经济私有化导致权力占用权的缩小，这导致“权力通货膨胀”即权力贬值。中央集权是权力市场自我调解的一种选择。第二、变革干预：社会革命和政治民主化将终止权力市场的正常运作，为权力市场建立“指令性”机制。
（4）权力市场基本竞争模型
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同样适用于权力经济学：（1）个体权力是经济人。他追求权力最大化。权力最大化即利润最大化，目的是占用更多的资源和支配更多的人力以及获取更多的官俸、财富和荣誉。（2）权力市场是竞争性市场，权力的供求关系决定权力的价格。我们把获得某种权力的条件称谓这种权力的价格。权力价格的变动一般与权力大小正相关；但影响权力价格的随机因素比较多。关于权力价格的形成过程，同样可以借助经济学的供求模型来说明：
图七：请点击此处观看
说明：权力均衡发生在交叉点O；A点对应最高权力，B、C点依次对应较低的权力；D、E、F代表相应的权力价格。在O点以上，出现权力的超额供给，在O点以下，出现权力的超额需求。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是移动的，即O点可以处于坐标系不同的位置上。
由于权力市场本身的非生产性特征，导致集体权力占用权的绝对贫困。权力市场的运作结果不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因为它不是以产品生产为目的的，它只发生权力替换和权力的“增值”〔权力扩大〕。产品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增加了社会利益，权力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损害和减少了社会利益。
权力市场周期性危机根源于“权力过剩”，这在表面上是政治全能主义的后果，实质上是灾民社会周期性灾变的经济后果。
五、巨型专制主义
中国政治在“政府体制”上的基本特征是“单一制政府”，或在国家结构上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在如此广大的国土上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且这个统一帝国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断续地存在，而且在全社会日益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拜物教”，这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政治奇观。目前，除了苏联已经解体外，一些幅员辽阔的国家基本都采取了联邦制，如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澳大利亚等等。“世界上将近40%的人口目前生活在正式的联邦制政体中，另有1/3的人口生活在某些方面采用联邦制作法的政体中。”（1）地方自治和分权制衡是民主政体的一个基本原则，特别是在国土面积交大的国家，分权不仅是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更是民主政治的前提。“权力的划分”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作为一种历史潮流，正方兴未艾。从苏联解体到东帝汶自治，都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然而在中国，“统一”作为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被广泛崇拜。这个政治文化传统是中国问题系列中的又一个“斯芬克斯之迷”，学术界对此自然见仁见智。“灾变论”认为，这种政治特征与中国灾变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此封建非彼封建
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理论问题。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被引为中国革命的合法性理论，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一致就存在争论，但从延安时期以后，郭沫若等历史学家所持的“封建社会”论在官方的赞助下定为正统。1978年以来，学术界开始了新的讨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越来越多严肃的学者指出，无论从马克思本人的著述中，还是从对中国历史的实证分析中，都不能得出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这样的结论。马克思及后来的马克-布洛赫所定义的欧洲“封建社会”其基本特征与中国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学者们发现，出于政治需要，或者由于“积非成是”，“封建”一词显然被滥用了。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是大陆当代“反封建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说：
“滥用‘封建’这个词原来正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因为时下所说的‘封建’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动’、‘封建顽固’……等等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不合乎从FEUDAL，FEUDALISM这样的西文字翻译过来的‘封建主义’的本义，也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本义，它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时下流行的看法是，封建主义束缚以至压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我的看法则相反，造成这种结果的是专制主义而非封建主义。历览前史，中国的封建时代恰恰是人性之花开得最盛最美的时代，是中国人的个性最为高扬的时代。”（2）
有趣的是，更有国外的学者认为，封建制度是西欧特有的产物，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封建制度的。这种论点源自他们对封建制基本特征的强调，而中国社会基本上不具备这些特征：“第一，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有的封君封臣关系；第二，形成了与封君封臣关系相适应的封土制度；第三，国家权力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取得了独立的行政、司法权力。”（3）封建社会呈现“结构多元”特征，在国王与封建主之间，各封建主之间，还有特别重要的是，王权与教权之间存在分权关系，而中国的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一元的，因而也必然是最残暴、最腐败的。与此相关的，中国社会的政治斗争主要特征就不是阶级斗争，因为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地主阶级是非常软弱的，中国土地的均权化比想象的要高得多。因此，中国社会的政治斗争主要不是反对地租、对抗地主的斗争，而是反抗税赋或国家征敛的斗争，而地主、乡绅往往是站在“革命群众”这一边抵抗国家暴政和官僚主义盘剥的。分析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从陈涉起义到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国家而不是反对地主”这一判断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即使到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仍然是对“国家权力内卷化”（杜赞奇）的一种反应。
“卢西恩-比安科（Lucien Bianco）和田中忠夫等学者对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农民暴动的研究表明，农民暴动的主要目的是反对苛捐杂税，而不是阶级斗争。……在大部分华北乡村，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张。……在村庄之内，是难以用阶级观念来动员民众的。甚至共产党在山东的干部也承认：‘减租减息并不是革命的首要任务，因为它既不能动员大部分农民，也不能极大地削弱乡村中的封建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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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寐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
崭伐四国。
——《诗·小雅·雨无正》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屈原
在自然界，任何反复出现的冲突
往往会引起冲突者适应性的变化，
以增大竞争中战上风的可能性。
——萨洛韦
人定胜天。
——墨子
一、重新审视“地理决定论”
人类首先是环境的产物。而生存环境首先是地理环境。一旦遇到这个问题，学者们就狼狈地逃跑了，因为存在着一个叫“地理决定论”的经典批评。这个批评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专制，妨碍了问题意识的充分解决。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学者往往被逼迫得逃到了“纯粹理性”的天空，在精神世界的蓝天白云里繁殖了他们的浩如烟海的文化胡说。黑格尔主义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这种空中舞蹈为后继的汉学家们所继承。而孟德斯鸠曾试图在地上建造理论大厦，但由于他对地理因素的“神学”解释从而最早使“地理社会学”成为学术笑柄，严重损害了地理社会学的声誉。这可能是思想史清算地理决定论的理由之一。在我看来，这也是人类思想史上众多“矫枉过正”而制造的学术冤案之一。人们对“地理决定论”的批评恰恰采取了决定论独断性的方式；这种批评也忽视了地理环境作为人的生存空间而必然具有的文化上的意义。
文化的三个维度
我这里愿意使用人类学家关于文化的定义：
“文化就是我们人类要适应世界上不同环境的挑战的手段。…不管你是否喜欢，我们都靠近代和久远的遗产生活。…文化用以描述人类特有的适应制度…在人类出现以前，所有动物都通过生物的进化来适应它们的环境。…通常，动物死去之后，它们的经验也随之消亡；而人类却不是这样，由于生物的进化导致了语言的发展，人类便可以一代一代地传递他们的感觉和经验。他们可以共享这些知识，它反过来又成为行为模式而一再重复。”（1）
我从这种理论中确认空间因素、时间因素和人的因素是“文化”的三个“维度”。显然，作为生存环境基本因素的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的文化起源有着重要的作用，即使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但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历史时期内，地理环境可能是文化生成的第一决定性的因素。或者说，地理因素在人类历史起源时期对文化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意义。这个问题不难理解。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地理因素和人类因素的互动共同构成历史的基础；随着人类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的独立生存的能力将日益增强，超越了地理环境的束缚，人的因素在文化生产中逐渐起主导性作用。最后，从环境中解放出来的人类反过来“主动”关怀环境。
经验时代、理性时代和责任的时代
由于中国灾变环境的极其特殊，生存环境的恶劣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生产技术的落后又进一步延续了地理环境起制约作用的时间。因而，我们认为，中国历史的“童年时期”特别漫长，其特征是灾民社会的超稳定性的历史存在。
我们把地理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历史时期称谓“经验时代”，与黑格尔的“自然宗教”时期相对应。这一时期的人类对环境或异己的强力被动采取“必需适应”的文化策略，从而丧失了行为自主和精神自由。这一时期的人类知识主要是“幸免于乱”中积累起来的生存经验。灾民社会处于“经验时代”。“经验时代”的个人在环境压迫下缺乏独立性，中国的自然灾害和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动乱问题的极端突出，导致人类长期立足于生环境存的斜面上，总是“站立不稳”和“直不起腰来”，于是它只能停留在原地，无法进入理性社会并进入宗教世界。因此，灾民社会的政治文化必然是非自由主义的，而是团体主义（在斜面上互相搀扶）和独裁主义的（在斜面上互相推搡中向力量和法术顶礼膜拜）。这个时代的原则是“义务”。我们把人类因素起主导作用的历史时期称谓“理性时代”，在这里，理性作为自为之物构成人类知识的核心。这个时代的原则是“权利”。最后，随着地球村的出现和人类对上帝的普遍信仰（集中表现为对权利的责任、对生命的敬重和对人类的责任），人类社会进入以“责任”为原则的“第三个时代”。
文明系数
美国地理学家R·哈特向在《地理学性质的透视》（2）一书中对“环境决定论”的批判是在“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影响论之间左右摇摆的。我认为他没有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引入时间变量和地理环境的动态因素。在一定时间内，人的独立取决于“人的因素”和“空间因素”的时间之差——我把这个差称谓“文明系数”。如果这个差是负值，“空间因素”（如自然灾害）对文化的作用就是决定性的，人类处于“经验时代”；反之，人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人类处于“理性时代”。
在中国，“文明系数”长期是负的。不同的生存环境中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明系数”，自然环境越恶劣，文明系数越小，反之，生存环境越安定，文明系数就越大。历史上的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系数”与中国的文明系数大致相同，因此都属于“经验时代”的国家。俄国的文明系数介于欧洲和东方国家之间，属于边缘地区的灾民社会，因此俄罗斯思想也介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它有东正教，也有布尔什维克，它有斯大林，也有托尔斯泰。非洲的“文明系数”比上述国家都要小——你可以想象一下非洲灭绝式的大饥荒——因此文明的进步在非洲是最缓慢的。南极洲的文明系数无限小，因此目前那里还不存在任何层次的人类文明。法国是欧洲自然灾害变动比较剧烈的国家——它的文明系数略高与中国——这与法国人的革命性存在相关性，它的地理结构与中国相似，因此不断有学者称法国是中国的欧洲版，至少他们指出：法国革命在灾荒中汲取了恐怖力量。
这种分析当然是相对的。中国的“文明系数”与印度相比，虽然长期看平均值接近，但短期波动较大，缺乏稳定性，“好天气”和“坏天气”频繁置换；印度大陆的持续高温在一定时期可能产生消极无为和出世的文化。因此人类精神在印度表现为：以持续的沉默无为反抗持续的环境之恶，以慈悲面对灾民；在中国则表现为以人定秩序或社会动乱对抗宇宙无秩序或自然动乱，以强制稳定面对灾民。这既是孔子和佛陀的区别，也是佛教能够成功地在中国本土化的原因：二者存在共同的灾民文化资源。
我们将在这一章里探讨灾民社会的适应性生存策略，即灾变状态下或“经验时代”的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安排以及生殖策略。这主要应用”行为主义”的分析工具。下一章，我们再探讨灾民社会的“精神文化”，更多运用“心灵主义”的分析范式。
二、生殖策略与人口过剩
尽管历史地看，中国人口众多并不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稳定的特征；但总体上横向比较，我们认为可以说，人口过剩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图四，请点击此处观看
中国、欧洲、印度、日本及世界人口粗略估计对照表（公元50—1995年）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安格斯-麦迪森著新华出版社1999年1月版P35。
人口过剩意味着人口与资源比例的严重失调。人口问题是费正清一派学者分析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工具，也是他们对“为什么偏偏是中国”这一问题的主要答案。但他们仍然未能解释何以在人口密度不相上下的日本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而“天朝”却因此“崩溃”了。
关于人口过剩问题，有很多学者把这归因于中国文化对种的延续和养儿防老的重视，这种论证是同意反复。还有外国的汉学家认为它源于“女性生育能力比其他民族的女性要强”（1），这是一种变相的种族主义或人类学司空见惯的学术神话之一。“灾变论”认为，中国的人口过剩根源于中国的灾变现实。
生命的生物学适应
现代生物学有这样一种观点，：“守雏型”生殖策略即生育更多的后代是灵长类为适应恶劣的环境而作出的一种生殖策略。我希望它对解释中国的人口过剩之迷提供生物学的启示。
具体地说，“守雏型模式似乎与贫瘠、波动、不稳定的环境相关，动物在这样的环境中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多的生产后代，这样有一些后代便可以度过艰难的资源无保证的状况。”（2）行为心理学认为，人比一般动物更具有对环境的应变和选择的能力，即学习的能力。中国人在极端严重的灾变生存环境里，为了保证种的延续,“多生”是一种合乎“国情”的选择。长期发展下去，这种生殖策略就表现为一种多子多福的文化，获得了某种文化上的独立性，从而掩盖了它生物学上的原始意义。这种情况类似耳环的演变，耳环是原始部落群婚和抢婚的遗迹，但如今已经是审美的装饰了。
这种观点在著名的华裔瑞士地质学家许靖华先生那里也有论述:“在人类历史上，人口在战争摧毁后的土地上复苏的例子屡见不鲜，生物种属在自然灾害之后迅速复原也是典型的例子……灾变一旦过去，新的移民将在疮痍遍地的土地上重新繁殖，并成倍的增长。”（3）这种生殖策略是对马尔萨斯所说的“积极控制”（灾害等自然力量控制人口增长）达到灭绝程度的抵抗。在生育问题上，与中国人为防御自然灾害而推行“K”战略不同，欧洲人因自然灾疫少而推行人口与自然资源平衡的“R”战略。（4）费孝通在《乡土中出国生育制度》（5）一书中说，在近代，新西兰正常的婴儿死亡率不过是千分之三十九，而我们中国却高达千分之二百七十五，每年有1/4的婴孩要死去，得不到抚育。这种生命危机导致了与之适应的以高产出为目标的生殖策略。而“无后”就成为丧国还严重的大恐惧：
“凡年至四五十而尚未有子者，辄引以为大忧，惧他日为若敖之鬼也，他人亦为之鳃鳃滤，视灭国之痛尤过之，盖狭义灭种之惧也。”（6）
“重男轻女”和“一夫多妻”制因此被发明出来作为“种危机”恐惧补救措施，这无疑为人口的繁衍提供了文化和制度上的保障。但这种代表异性奴役的“国粹”也足以说明我们长期以来就是一个野蛮民族。非洲一些部落也实行一夫多妻制，盖同出一理焉。
研究中国人口的变迁史，我们也发现中国人口出生的几次高峰期都出现在重大的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之后，如蒙古统一和清政府建立之后，太平天国战乱和中国革命胜利之后，1961-1962年的灭顶之灾之后，都出现了人口的急剧增长。可以说，一个社会的人口增长与灾变的频率正相关。
“在西欧封建时代，人口的增长经历了两个循环期。……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口增长所经历的循环期要比西欧多得多。在封建社会中，中国的人口增长经历了14个循环期（或波段），共跃上了4个梯级，即先秦梯级、汉唐梯级、宋明梯级、清至民国梯级……在西欧各国，从600到1700年，人口增长幅度不过295.7％，平均年人口增长率不过0.13％，而在封建社会的中国，从秦统一到1840年，人口增长幅度达1994.4％，平均年人口增长率0.15％。……人口增长的速度和幅度的差异也造成了人口密度的差异。14世纪上半叶西欧…人口密度最高的时期，法国…为35人/平方公里。……公元2年时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密度为43人/平方公里，1210年增至53人/平方公里。”（7）
劫后重生的人们以生命的生产抵抗已经发生的劫难和将来还可能发生的劫难对生命的杀戮。当然，这种意识显然更多是下意识的，没有人愿意为死亡而繁殖后代。
仅仅资源短缺还不足以解释人口过剩的产生，资源供给的极端不稳定性才是导致灾民利用“人口大跃进”进行自我保存的重要原因。但显然，这种选择反过来与资源短缺和资源供给的高度短缺之间，形成交替上升的互动关系。这个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印度和日本的人口危机。但中国人口危机可以通过“令灾民”异地“就食”得到缓解，这种“地大物博”也消解了权力改革的热情和紧迫感，因为那无疑意味这更大的风险。日本由于是“撮尔小国”（张之洞），人口危机只能向外释放，并逼迫政府部门迅速对资源危机作出制度上的应对，如果它不想“等死”的话。
向“战斗小团体”供给人力
在所有的“战斗小团体”中，家庭是最基本最稳定的团体。控制资源的最大化偏好鼓励对子女特别是男孩儿的旺盛需求，因为人多意味着“战斗”中的力量优势。“多子多福”背后是“人多力量大”这个真正的“经济”动机。灾民国家因同一理由也鼓励生殖。灾变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因此生殖欲望既是遗传的和本能的，也是基于现实需要的和实用理性的。
人口增长与农业经济互动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正是最发达的农业形式可以使人口得到最迅速的成长”（8）。事实上，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人口的压力反过来也是中国被迫全力以赴地发展农业的原因之一（参见下面“农业立国---中国重农主义”一节）。重农主义和人口过剩形成了恶性循环。
集权主义与人口过剩互动
首先，我们已经知道，专制制度导致的“人祸”是灾变形式之一；其次，“权有制贫困”导致灾民把子孙沦为加强生存力量和衰老保险的工具；第三，“公地不幸”鼓励个人不负责任地选择“多生多占”的生育策略。最后，分配性经济（尤其是抢劫型经济）使多生者处于有利地位，至少不会有所损失（生育上的“搭便车”行为）;而交易型经济则可以约束生殖，因为多生只能增加交易成本。缺乏节育技术仅仅是人口过剩问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最后，如果说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更多从种的延续的角度来鼓励生育，那末，生存型集权主义则更多从“人多力量大”这种斗争经验和斗争需要的角度即兵源的角度来鼓励生育。激烈的生存竞争也导致了对生命价值的普遍轻视，漠视生命的结果是：只重视人口的增长而不注重人口的素质。
“生命工具主义”由来已久，至少孙中山就是一个积极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并批判马尔萨思的中国领袖之一（9）。这种人口理论是将人视为工具、蔑视生命价值的思想根源之一，因为它或者把人视为延续基因的工具即“传宗接代”的工具，或者把人视为辅助自己发展或击败对手的工具，而对工具可以给予工具价值上的重视，但绝不会给予绝对伦理价值上的敬重。工具是可以替代的。工具是“多多益善”的，何况保持工具的成本肯定比供养人的成本要低地多。韩信何以说“多多益善”呢？因为士兵在他眼离不是人，而是工具。曹操痛苦地说：“我又失一员大将”，他有痛苦，因为丢失了一把锄头，他没有悲哀，因为死去的不是一个人。孩子死了，父亲为“绝户”痛苦可能超过为这个世界失去一个生命而痛苦。毛和斯大林都认为可以打败美国人，主要理由是我们人多、我们不怕死人；在他们看来，美国人对生命的重视和对死亡的恐惧简直是一种愚蠢。这种智慧不可能同情遣返的俘虏，因为士兵作为工具的全部价值就是杀人或被杀，工具是不能作为人而在的。有学者说中国文化是爱生主义的，这种爱是对“我的”工具的爱，但绝不是对独立人格的爱。
对人的价值的漠视根源于资源与人的冲突，“物以稀为贵”。而资源短缺主要是灾变造成的。
“现在中国所承袭的这块土地，几乎全部用来生产口粮。中国养不起供食品用的牛羊。凡能利用的土地9/10用于生产粮食，只有约2%用于放牧牲畜。对比之下，美国所利用的土地只有4/10用于产粮，而几乎一半用于放牧。在这种情况下，从经济上讲土地比劳动力更有价值。……西方与东方对于人于自然有不同关系这一点，是两重文明显著差异之一。人，在西方世界居于中心地位，自然界其他东西所起的作用，是作为色彩不鲜明的背景材料，或是他们的敌手。因此西方的宗教认为神人是同形同性的，早期西方的绘画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要明白两者之间的鸿沟有多大，我们只要把基督教同相对而言不具人物性格的佛教比较一下，或把一幅宋代山水画同一幅意大利古画比较一下就行了。在宋代山水画里，小小的人物与巉崖相比显得非常矮小，而在意大利古画里，自然景物只是后来添上去的背景。”（10）
我门常常听到有人说：“一个羊是放，两个羊也是牵”。“羊”当然无须尽养育之责，尽可“多多益善”。当人的价值得到重视的时候，负责任的父母就自然放弃了“有生无教”的思想。
三、饥荒与重农主义
我们已经谈到了农业和人口的共生关系，“农业出现的唯一解释适用于整个世界，那就是人口压力。”（1）但为什么中国农业没有在压力下实现“现代化”或“可持续发展”，并成功地被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所取代，却一直在重农主义中进行“外延扩大化生产”，这仍然是一个灾变论的问题。
被迫务农：被饥荒锁定在土地上
灾乱产生的第一个也是最大一个社会后果就是扫荡生存资源并导致饥荒。在原始生产力水平上解决饥荒的最可靠的产业安排自然是农业，而灾乱的间歇期和江河泛滥后的冲击平原又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限的时间条件和空间条件。灾民社会不可能发展大规模的畜牧业，因为单位面积上畜牧业产量对饥荒的救济能力远远低于农业；在人畜争地的矛盾中，肯定应以人为主。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是“吃饱问题”而不是“吃好问题”。在饥荒的历史性威协下，农业疲于赈济生存，而依靠农产品剩余而发展起来的工业和商业以及养殖业就无从发展了。
海内外很多学者对中国人不充分利用荒山发展畜牧业表示不解，甚至有人结论说，中国人天生不爱吃肉：“他们厌恶食用奶制品并减少了肉类在他们的食物中所占的比例”（2）。佩雷菲特也持这种观点（3）。他们不知道在一头牛长成的时间里，中国可能已经发生了几次饥荒，也就是说，这头可怜的牛已经被吃过几次了。饥民是“饥不择食”的，中国人可以把任何动物作为盘中餐，早以此凸显于“世界民族之林”。
显然，大多数农民更希望用牛去帮助耕地，那样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粮食，从而救活更多的饥民，养活更多的人口。布罗代尔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他认识到，“农业养活的人数要比畜牧业多十至二十倍”（4）然而他接下来又不厌其烦地谴责中国人不发展畜牧业，仿佛这与中国人的智力水平有关。这种不着边际的善意与他对中国历史的灾乱特征认识不足有关。
认为中国工商业不发达，是因为缺少“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种理论不过是同意反复而已。而布罗代尔说其中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可以更容易地在“海外市场谋利”，所以没有必要在本土发展商业，这已经近乎说梦了。（5）至少这是倒果为因的分析，因为事实是这些中国人在国内无法生存或逃避迫害才从事海上贸易或海盗行当的，这种被迫“下海”不是中国商业落后的原因而是中国商业落后结果。
被迫重农：民食政策是御荒政策
重农对策是完全在灾变记忆和灾变现实基础上为对抗饥荒而提出来的，并必然成为灾民社会信奉的最高经济原则。中国的农业首先是生存必需，而不是发展的选择。另一方面，农业的“靠天吃饭”的脆弱性决定了它在灾变条件下又经常被摧毁。在重农主义和灾荒之间又存在一个互动关系。
重农主义一直是儒教的主要道德训诫之一，也为历代帝王尊奉为“根本”，主要表现为奉行“八政以农为先”和“悯农”的政策以及对“仓储制度”的高度重视。
“我国自大禹揭善政养民，及《洪范》农用八政，食货为先，重农足食，遂为历代施政之纲要。国用所资，私人所需，亦莫不取给于农。农村社会、农民经济，乃为我国基本之组织，亦为唯一之生命线也。但农村社会之安定，系于农民经济之荣枯，而农民经济之荣枯，则又系于农产物收获之丰歉。重要农产物，如黍、稻、粱、丝、麻、粟、帛、之类，咸受自然界之支配。水旱无常，灾荒代有。因此公私经济有岁歉而特感不安者，此‘惟事事乃有备，有备无患。’而均输平准之税，常平仓储之制，所由兴也。”（6）
这一论证过程在逻辑上是倒过来的。重农主义与其说是出于“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善政”上的考量，不如说是来自历代对灾荒的经验，这不是一种道德热情，而是一种不断强化的生存恐惧。这种饥荒恐惧在是历代帝王和“农学家”重农思想的灵魂。
《礼记-王制》有云：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更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
我们把这种危机意识与《圣经》中的一段话对比一下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在耶稣那里看不到任何对“粮食安全”的焦虑，看到的是对大自然供给能力的无限信赖（我们也因此可知传教士在中国必然遭受巨大的文化阻力，你对灾民说吃饭不重要，不徒然引他们发怒或以为你别有用心吗？）：
“耶酥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4：4）“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马太福音》6：25）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马太福音》6：28）“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马太福音》6：31-32）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我们可以将这句话理解为大自然会提供吃的和穿的，至少不会掠夺人的衣食。灾民社会不就是“外邦人”的社会吗？这里的生活原则是：“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吕氏春秋-上农》）比较东西方农学家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汉朝的贾谊和晁错的重农抑商思想统治了中国历史，他们坚持这个思想并不是因为他们脱离现实和缺乏“货币意识”（7），而是“过于”现实。贾谊和晁错的理论充分证明了频繁的灾变如何使中国人产生了顽固的生存恐惧和饥饿恐惧，以及在此基础上必然产生中国社会的重农主义精神。贾谊是在总结灾民历史的生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著名的重农主义结论的：
“旱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尤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猝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餽之。……夫积伫者，天下之大命也。”“古之人曰‘一人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今背本而趋末，食之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大命将泛，莫之振救。”
这里“大命将泛”就是对灾变（自然的和社会的）的记忆和因此产生的焦虑。为了对抗“必然”将至的灾祸最重要的预防措施是发展农业，积累粮食，故曰“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晁错的重农抑商思想也完全是建立在预防饥荒的基础之上的：
“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面备先具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显然是来自大灾荒大动乱的间接记忆或直接经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和他们是基本一致的，由于大跃进“惹了祸”，毛不仅面临着饥饿恐惧，也面临着饥饿现实，使他更加“重视”农业——不过费正清指出他对农业的重视是农业的灾难——毛完全用贾谊或乾隆的口吻谈粮食问题：
“节省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要一定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在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6亿5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大事。”（8）
把他们的“重农主义”思想和古罗马的瓦罗著的《论农业》（9）比较是非常有趣的。我感到后者没有任何灾害意识；在这部著名的农业专著中，作者对预防自然灾害未置一词。熊比特在谈及古罗马“农业方面的著作”时说：“它讨论的是农田管理或者不如说是地产管理的实际工作原则……”（10）这似乎应该说明了东西方自然灾害严重程度的不同，“父母冻于前，妻子饿于后”（韩鄂）主要是灾民社会的问题。有学者在研究希腊历史时也谈到了希腊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希腊的北部和西部以及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气候温和地区和近东的季节性降雨地区形成了差别悬殊的环境.…欧洲农业的发展与温暖而潮湿的气候相适应。…它有着富饶的平原和土壤长期湿润的四季如春的地区。”（11）
返过来我们看中国农学家的著述，无一例外地，灾荒是他们最重要的研究课题。殷墟卜辞中有关于晴雨、观黍、祈年的大量记载，《管子-度地篇》是集中论述水利灌溉工程的，它指出水、旱、风雾雹霜、励（瘟疫）、虫是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东汉的《汜？胜之书》论述利用区田法抗旱保墒，种植大豆防备凶年的问题。崔石的《四民月令》强调从时令、物候方面来考察浓事活动。北魏著名的《齐民要述》（贾思勰）被称为“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古代综合性农书”，它同样用相当篇幅关注了备荒之道：“政令所失，水旱为灾，一谷不登，胔腐相继;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且风、虫、水、旱，饥馑荐臻，十年之内，俭居四五，安可不预备凶灾也？”唐末或五代时的《四时篡要》（韩鄂）用占卜阴、晴、风、雨、雷、雾几气温变化，测定年成丰歉。基于劝游牧务耕织的“国策”，元代尤其重视农业和备荒事业。“我国现存最早的综合性官修农书”元朝的《农桑辑要》，是由掌管“农桑、水利、学校、饥荒之事”的大司农司编撰的;而元代的农学家王祯在《农书》中“辟专篇讨论备荒问题”。鲁明善是元代的另一位农学家，在他的《农桑衣食撮要》一书中说：“四方风土气候不同，凡务本者，宜顺天时而动。”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被称为“农业科学技术的巨著”，其中，“荒政问题，篇幅占全书的三分之一。”（12）中国农业在反复兴衰中存在，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来写关于农业的作品，都将以谈虎色变的口气提出救荒问题的。中国重农主义本质上是救荒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法国重农主义是西方经济学史中极其重要的一笔，这又激起我们关于法中两国之间自然地理特征相似的联想。而在非洲，约公元前3500年起发生了严重的气候干旱，撒哈拉农业文明从此就日益衰落了。
谁有粮谁称王
重农往往出于政治上的野心。在灾民社会，占有粮食就意味着垄断了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在权力内战、收复民心和军事冲突中处于优势地位。关于重农主义的政治动机，管子说得最为露骨：“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廩……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利出一孔其国无敌…..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载上如日月，亲君弱上下。”（《管子-四经篇》）我门在这里又为“爱国主义者”发现了可以列为“中国世界第一”的一个项目：关于“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理论，是管子最早提出来的，比托洛茨基早几千年。
关于重农主义的军事动机，前面提到的那个“忧惶惶惧”的贾谊是这样解释的：“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他的解释是出于投其所好来“勾引”皇帝重农务本，还是他本质上就是一个“纳粹主义”者，可能已经无从考证。不过“兵精粮足”的思想一直是权力内战的主要依托。比如曹操“牧百姓囤田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操恃此以削平群雄，建立基业。”（13）粮食具有战略意义，这个问题在中国等灾民国家特别突出。“坚壁清野”可能在一个民丰物阜的国家就不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比如，拿破论在欧洲征战似乎从来没有被军粮供给问题困扰过，但在俄国的“不毛之地”他“无法使他庞大的军队保持足够的给养”而招致失败。（14）
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
这个问题同“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这个经典命题相关。我们已经知道，在灾民社会，“重本抑末”是一种被动选择，因此“末业”就无从发展。此外重农抑商政策的一个后果必然是平均主义。在灾民社会的贫困环境里，必需保证每个人都在生存线上，不能容忍饿死和奢侈的现象共存是“灾民社会第一正义”，故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商业社会之所以容许的贫富差距存在，这种“贫富分化”基本上是在生存线以上发生的。中国的家庭遗产均分制继承方式是灾民社会平均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继承制度在低水平层次上有效地解决了“生存权”问题，但同样“有效地”制约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种生存平均主义是商业不发展的又一个原因。此外，由于财产无止境地零散化，强化了小民的孤弱处境，同时也使专制主义越发强大。而“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的“人君”是不能容忍商人脱离其控制而独立存在的。
通过灾变论我们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建立和平交换为基础的商业文明，从而走象希腊或西欧那样以商业精神为主导思想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平交换的基本经济前提是产品剩余和社会分工，而摧毁性的中国灾乱彻底并反复消灭了中国人的生存资源进而涤清了产品剩余和抑制了社会分工。“60年代末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从明朝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长达600年的历史中，粮食单产提高了1倍，粮食总产量增加了8倍，而人均粮食占有量却几乎没有变化。（D.H.Perkin,1969）”（15）与此同时，战乱必然促使人们对物的使用价值的重视超过对货币的使用价值的重视，“在战场上，货币与物相比，物是第一位的。”（16）灾变与抢劫也摧毁了人们对信用的信心，往往发生“兑换危机”。无货币经济的支持是无法取得商业的发展和繁荣的。而在西欧，在“黑暗时代”，特别是在1050年到1200年的社会大变迁时代，国际贸易和货币经济已经很发达了（17）。在中国，即使到近代，“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重要性，”货币经济仍然不如公元前332-30年的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那样发达。（18）
四、产权单一制的经济制度
马克思说：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魏特夫深化了这个思想，在他看来，即使承认“治水社会”存在私有财产，但“治水社会”的私有财产和西方社会的私有财产仍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东方，私有财产始终处于软弱的地位，是“乞丐式的财产”，财产持有者不能在财产基础上形成组织性力量来制约国家权力，即“治水社会”的私有财产都不是“权力性”的财产，而只是“收益性”的财产。魏特夫的理论显然具有启发性（汤因比的批评是不得要领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后文讨论），灾民社会私有财权产从总体上来说（省略时间和空间上财产权强弱的波动）的软弱即意味着“政府”财产权的极端强大，这种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是不受限制的，其标的是无所不包的，它对处于各种弱势地位的私人所有权具有最后的决定权，因此我称这种特殊形式的一元（即王权）所有权制度为“产权单一制”。这种强大是“权力性”财产权的强大，而在“收益权”方面，它反而是不完整的。这是一种超越于西方经济学视野以外的一种所有权形态，它是灾民社会的独特的制度安排。本节主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产权单一制”在灾民社会产生的必然性及其发生过程;第二，产权单一制的经济学本质。
产权单一制的产生机制
1、“战争状态”与彻底“征收”
“征收是战乱的必然经济行动”（1）。灾变论确认，灾民社会生存资源极度匮乏，以争夺生存资源为目标的“战争状态”是灾民社会的基本生存状态，因而全面征收特别是产权征收归一即归于强者是灾民社会必然的“经济规律”。灾荒年代，在生存危机之中，抢劫生存资源——而不是进行生产活动或通过交换——是唯一“经济”的生存选择，其中，最大的抢劫犯将剥夺所有小抢劫犯的“产权”，使天下归一，政治定于一尊的基础是产权归于一姓。
2、权力经济人
最大的“战斗者小团体”在胜利以后在经济方面必然追求“产权单一制”。这个问题管子在前面已经谈得非常透彻了，“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目的也就是实现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和支配，这不仅可以让自己先富起来，也使“天下归心”。对这种权力自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最好的表述。王有制首先是最强大的灾民领袖实现对生存资源的先占和独占的自利性选择，其次它把人的私有天性吸收在“产权单一制”的制度安排之中，以国家力量完成财产剥夺。
另一方面，灾民社会的“政府”在抢劫职能或自我扩张职能之外，履行公共职能（主要为了维护自己的产权安全）也要建立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即集中社会有限资源并实行计划分配性制度，目的是使灾民有所食。这显然是灾民社会独特的“经济需要”，在灾民社会，“产权单一制”长期以公共仓储制度为核心。王莽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个朝代，但问题是它是否实现了这一公共目标呢？
我不完全否认倡导“产权单一制”的灾民领袖的道德动机，任何制度安排都有自己的合法性辩护。把有限的生存必需品集中到“政府”手里，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确保生存线上的分配公平，这就是被反复援用的“产权单一制”的“优越性”。但历史事实和理论研究都已经证明：权力在技术上不能，在理性上也不愿实现这一道德目标。另外，正如我在后文“利他主义道德的批判”中所指出的，道德是不可控的“内脏反映”（2），是自我满足的，因此不存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本质，这如果不是认识上的肤浅，就是政治上的欺骗。
3、帕累托次优---“产权单一制”的“群众基础”
既然灾乱社会中任何私有财产都缺乏安全保障，随时都面临着其它灾民抢劫的危险，把生存资料交给最强者以抵抗被抢，就是“次优选择”。同时，“产权单一制”虽然可能有“无人负责”的弊病，但因此似乎必然比某些个人要慷慨或在分配上更公平，灾民相信“王有财富”或“公仓”在灾乱中更可能慷慨和公平地予以救济。最后，一种人人皆无的消极平等观平息了大多数人的怒火；何况本来一贫如洗的农民对“王有化”运动也基本无任何机会成本。
4、“产权单一制”与全社会的“分配性努力”互相支持
首先，“产权单一制”的“肮脏”历史对全社会的致富思想提供了一种榜样：在人类已经出现的经济活动中，如果不计算社会成本的话，可以说“抢劫”的成本最低，利润最高。这产生了一种厌恶经济一味追求政治的特殊“商业”偏好，经验告诉人们，政治是最大的经济，权力是最大的生意。这种政治狂热反过来必然强化“产权单一制”的内部流动性和稳定性。其次，权力完全垄断了社会资源，就意味着追逐权力不仅是最好的经济行动，也是唯一“有效率”的经济行动。与此相关，整个社会的“经济学理性”因此倾向于“分配性努力”，即进身到官场以求获得资源分配权，进而通过“陋规”获得政治投资的回报，并获得资源占用附加的各种利益。
产权单一制的经济学本质
总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多元私有制。我们说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是因为私有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实，也同时必需是法律事实；即有至高无上的法律确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而在中国历史上，这样“高于国王”的法律从来不存在，“私有者”毋宁说是“经营者”，因为朝庭保留着随时无成本征收“经营权”的强制权力。不仅如此，民间“私有财产”只占全社会财产的一小部分，主要财产集中在权力体系内部，因而权力与它所占有的财产之间的关系，才是灾民社会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而这一关系服从一种新的经济学，一种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我定义为“权力经济学”。而以既有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来诠释这样的“东方的”经济关系，就产生了“经济学神话”。
1、经济学的神话
我以为科斯是西方少见的清醒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意识到了西方经济学的两个局限性：经济学本身的局限性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应用的局限性。他说：“中国需要更多的法律而不是更多的经济学。”（3）这是对中国问题比较实际和负责任的看法。正如科斯理解的那样，西方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关于私有制度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却不存在。中国的经济学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制度，以及如何研究从非扩展型经济秩序中“建构”或“渐进”出西方经济学得以产生的前提，这是一个超越了西方经济学“能力”的全新的任务。到目前为止，20年来中国的经济学仍然是西方经济学的某种变形。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对象是市场经济：在充分竞争的市场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古典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非充分竞争市场的发现中，或在对古典经济学的公设的质疑中，先后发展出了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市场缺陷和非市场缺陷理论。但是，非竞争市场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仍然以竞争市场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它们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和修正，而不是否定。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仍然是市场中的制度，非市场缺陷仍然是在市场环境里的“政府制度缺陷”。
斯蒂格利茨认为“产权单一制”缺乏激励机制，事实上，激励机制和经济人理性在任何制度中都起决定作用，只不过在不同的制度里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形式发生。查尔斯·沃尔夫的“非市场缺陷”理论对研究市场经济体制里的政府行为是有价值的（4），但在灾民社会，“非市场缺陷”本身就是“市场”，是一个取代了资本自由市场的“权力自由市场”。在诺斯那里，政府是市场的外在的干预者，在灾民社会，政府就是权力市场，而权力市场即使不是唯一的市场，也是最大的市场。盛洪等人倡导的“过渡经济学”（5）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经济学，他们省略了最应该讨论的问题，而讨论了最应该省略的问题。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对“产权单一制”的理解（6），代表了1991年以前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史的庸俗理解，这可能是“学术理性”自我标榜的副产品——经济学对“公正”的追求往往侮辱理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与批判;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还未成体系，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7）
“产权单一制”消灭了市场，消灭了市场经济得以建立的基础：多元私有制。这样，西方经济学总体来说，无力解释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产权单一制是世界上极其特殊的经济制度，关于这个经济制度的经济学还没有建立起来。近年来中国经济学者“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一光临中国就感到晕头转向，就变成了学术神话：我们有必要提醒这些好心的取经者，先生，中国的经济根本不是那么运作的。
2、“权力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权力经济学”能否成为一个“新科学”（维柯），我尚无奢望。我这里仅将其视为一种分析方法。这个“新工具”（培根）可以对理解灾民社会的经济制度提供帮助。在我看来，“权力经济学”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理论。
第一、权力经济学认为灾民社会的政治制度主要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不是意识形态制度。这个经济制度不是为了未来的理想社会进行的准备性安排，这个安排有它自己现世的利益，这个现世利益构成了产权单一制的激励机制。
第二、“权力占用制”是“产权单一制”的经济学本质。“权力占用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私有制，但也不是“公有制”，它至少有以下特征：（1）相对于“产权分立”理论而言，它是一元化的产权；真正的私有制是“多元私有制”或产权多元制。所有权在本质上是人的所有权，特别是个人的所有权。“在所有权中，我的意志是人的意志；但人是一个单元，所以所有权就成为这个单元意志的人格的东西。由于我借助于所有权给我的意志以定在，所以所有权也必然具有成为这个单元的东西或我的东西这种规定。这是关于私人所有权的必然性的重要学说。”（8）（2）对财产权的行使不是表现为“所有”，而是占用（占有和使用），“公有”是不真的。（3）所有权和占用权的分离：所有者是非人格的“皇室权力”或“公共权力”，而“帝王”本身不能实践权利;个体权力无所有权，却以皇室权力的名义实践财产占用权利。占用财产或资源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权利，它构成“产权单一制”的本质。（4）时效性。取得权力是“权力占用”的前提，而政治权力是不断变动、不能继承的。“意志对物的肯定判断”具有时间上的限制；而这个时间不是由法律确定的，而是权力竞争的结果，具有极大的随机性和不稳定性。这种时效性是权力主体的时效性，而不是物的时效性，物仍在。（5）不稳定性和过渡性。权力人的经济人本性促使个体权力要求实现从个体占用权向个人所有权的过渡。占用权只是不完全的所有权，不完全是“我的”，“我把某物变成我的……必须对该物以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必须除去主观性，而争取到客观性。……为了这种对象而能被占取，它首先必须被单一化。”（9）所有权的“客观性”要求对财富的绝对支配、排他支配和合法支配以及长期支配，个人私有权是这种“客观性”的唯一实现形式或最高实现形式。在“经济人理性”的领导下，为了实现最高所有权，个体权力坚定地推动占用权的所有权化即多元私有化。权力占用制在本质上是一种“漫长的私有化过程”。（6）占用对象的无限性。除了垄断经济资源以外，还包括“腐败权利”和贯彻“陋规”的权利。（7）行使权力的有限性，也即“意志对物”只能进行有限的“否定判断”，这种否定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受“公共计划”的限制。
第三、“财产占用权”的取得即权力的取得，“权力最大化”成为灾民社会经济人的主要“偏好”。“权力供给”和“权力需求”产生了“权力市场”或“权力资本主义”。“权力资本主义”是指个体权力之间以及权力共同体和社会之间发生的以“占用权”为产品的和平交易过程，这个交易过程基本上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特别是遵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规律。
3、权力市场模型
权力资本主义存在两个市场：一是权力共同体与民间社会的交易关系，我们称之为“外部市场”，它的原则是掠夺。二是权力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市场”，它的原则是交易。“权力市场”垄断了全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并因此成为主要交易场所。
（1）外部市场或掠夺-生产型市场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对揭示这种关系的经济学本质做出了他意外的贡献：他所描写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剥削关系，用来描写灾民社会的国家权力和劳动者的关系简直是非常准确的——只有在灾民社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才具有普遍意义。马克思告诉我们，社会财富完全是劳动者创造的，权力对产品价值的形成没有任何贡献；这基本符合灾民社会的经济现实：劳动者的工资的确是仅仅能满足劳动再生产的需要,“高积累”完全形成在“剩余价值”的基础上并完全被权力无偿地占有和浪费；也的确经常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的原因也的确是由于权力的盲目制定经济计划和个体权力疯狂掠夺资源的结果。
外部市场是权力体系进行权力扩张或权力侵略的物质基础，这种“权力帝国主义行径”主要包括两种经济行为：政府组成人员的增加和政府部门支出水平的增加。这两部分资金之和等于灾民生产的“剩余价值”。政府部门支出包括行政预算和项目投资预算两部分。对于后者，权力更关心项目的计划者或投资者的身份取得，而不是项目本身的经济意义。投资饥渴和经济短缺是这种制度的必然后果；权力外部市场是生产型的，但由于供给和需求围绕着计划进行而不是利润进行，生产者由于丧失了财富的动机必然只能提供较低的生产率；产品往往是供给计划者的“中间产品”或符号产品。由于外部市场的缺陷，在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驱动下，生产者倾向于逃避生产转向权力“内部市场”以寻求利润更高更稳定的“控制权回报”。生产者“权力热情”是权力资本主义一个基本特征；“权力热情”形成了对权力产品的巨大需求，购买权力支付的道德成本和经济费用又强化了权力内部市场的“稳定性”。
（2）权力市场或纯交易型市场
通过在外部市场的掠夺——首先通过战胜的“战斗小团体”夺得的象征性皇室财产——社会财富被集中到权力体系内部，围绕这一垄断资源，形成权力市场。所谓“内部市场”就是大小权力者之间围绕资源占用权发生的各种非生产性竞争-交换关系，它是灾民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总和。权力市场遵循市场交换的全部规律，个体权力可以看作是“权力经济人”，既是权力的生产者，也是权力的购买者。根据权力的等级可以象征性地将权力划分为最高权力、较高权力、一般权力、较低权力、最低权力和无权力者或生产者六个等级。与之相对应的就存在六个相对独立又互相交叉的子权力市场：
图五：权力市场的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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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五组权力关系外还存在不同等级权力之间超越等级限制的交换关系，即混合权力市场（第六市场）。最高权力一般表面上禁止这一非规范市场的存在，但暗地里鼓励它的存在。混合权力市场是权力市场经济的地下经济或隐形经济，其一般的交易方式是供给情报（告密）与支付经济报酬或权力报酬（加官进爵）。
（3）权力市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稀缺”同样是权力经济学的基本前提：社会资源的极度稀缺是建立权力占用制的历史基础；资源稀缺必然导致占用资源的权力的稀缺，权力稀缺是权力市场形成的现实基础。我们在这里主要谈权力稀缺对权力经济学的意义。
权力产品：权力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产品是权力。权力的“产量”一般由最高权力定期相对稳定地制定出来。权力产量的相对固定性是权力市场的一个基本特征。
权力供给：一般是由上级权力机构供给权力。最高权力的产生来自“战斗小团体”的胜利。权力供给机构可称谓权力工厂。由于权力具有强烈的时效性，即权力经常换人，因而，在权力总量相对稳定的同时，权力供给仍然具有一定的弹性。
权力需求：由于权力是全部社会资源的占用者，因而全社会的个人都是权力的需求者，或消费者；在权力体系内部，较低的权力是较高权力的需求者；在同级权力中，占用资源较少的权力是占用资源较多的权力的需求者。我们重点谈权力体系内部的权力需求。权力的需求者是权力消费者。
权力交易：权力交易形成权力市场：这个新市场根据消费者支付费用的形式不同，也包括实物市场、货币市场和劳务市场三个类型。
图六：请点击此处观看
实物指权力本身。实物市场通常指下级权力在自己权力范围内为上级权力作出某种贡献获取某种回报的交易行为，这种交易行为也经常发生在不同职务部门之间。实物市场实现了权力体系的“内部人控制”，主要表现为互相帮忙和官官相护。货币市场是指通过支付货币（包括非货币形式的礼品）购买权力的行为。货币市场实现了权力供给者的富足，这是权力的“市场利润”形式之一；也形成了购买权力者的权力交易成本，它将相继推动了新一轮权力价格的上涨，即贪污受贿的螺旋式增长。此外，货币市场在极端情况下，也是集团权力获得垄断利润的一种形式，清朝政府公开卖官为的就是这一商业目的。这里的劳务指“政治劳动”，它形成权力价格的一部分。非选举性的社会里的政治劳动主要不是竞选行为，而包括军功、正常时期还包括技术训练，但主要是权术活动。权术活动的核心是效忠行为和整治其它权力取而代之的阴谋置换行为。新权力是政治劳动的实物工资。政治劳动对权力购买者而言经常是他付出的道德成本；他付出这样的政治劳动获取权力后必然要求后继者支付更高的政治劳动、付出更多的道德成本。由于权力供给量的相对固定性，因而，权力市场主要是卖方市场。权力消费者竞争是权力市场的主要内容。当然，在强大的需求压力下，权力供给必然表现出相当的“供给弹性”，即权职扩张和权力易人;其中，权力易人是权力供给的主要形式，它导致权力交易的残酷性。
权力利润：权力利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更大资源占用权，我们称之为权力的“垄断利润”；收取的更多的货币费用和在实物市场获得的各种“实物交换利益”，我们称之为“市场利润”；获得的成就感是“政治利润”。
市场缺陷与市场失灵：权力利润的结算方式有自己的特点，它一般不是即时结算的，常常是“期货交易”；即支付费用与获得权力之间存在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往往出现市场失灵和交易失败。一般说来，权力市场缺陷的严重程度高于资本市场缺陷，“制度短缺”是权力市场的最大障碍。因此，要求“吏部”明码标价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是广大官僚的共同心声。到目前为止，权力市场还是非法经营的市场，是黑市。黑市的特点是机会主义盛行、高成本、高利润、高风险。权力市场失灵主要指权力市场的分割和权力市场范围的缩小。权力市场因以下因素的影响发生市场失灵:第一、经济私有化：经济私有化导致权力占用权的缩小，这导致“权力通货膨胀”即权力贬值。中央集权是权力市场自我调解的一种选择。第二、变革干预：社会革命和政治民主化将终止权力市场的正常运作，为权力市场建立“指令性”机制。
（4）权力市场基本竞争模型
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同样适用于权力经济学：（1）个体权力是经济人。他追求权力最大化。权力最大化即利润最大化，目的是占用更多的资源和支配更多的人力以及获取更多的官俸、财富和荣誉。（2）权力市场是竞争性市场，权力的供求关系决定权力的价格。我们把获得某种权力的条件称谓这种权力的价格。权力价格的变动一般与权力大小正相关；但影响权力价格的随机因素比较多。关于权力价格的形成过程，同样可以借助经济学的供求模型来说明：
图七：请点击此处观看
说明：权力均衡发生在交叉点O；A点对应最高权力，B、C点依次对应较低的权力；D、E、F代表相应的权力价格。在O点以上，出现权力的超额供给，在O点以下，出现权力的超额需求。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是移动的，即O点可以处于坐标系不同的位置上。
由于权力市场本身的非生产性特征，导致集体权力占用权的绝对贫困。权力市场的运作结果不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因为它不是以产品生产为目的的，它只发生权力替换和权力的“增值”〔权力扩大〕。产品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增加了社会利益，权力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损害和减少了社会利益。
权力市场周期性危机根源于“权力过剩”，这在表面上是政治全能主义的后果，实质上是灾民社会周期性灾变的经济后果。
五、巨型专制主义
中国政治在“政府体制”上的基本特征是“单一制政府”，或在国家结构上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在如此广大的国土上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且这个统一帝国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断续地存在，而且在全社会日益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拜物教”，这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政治奇观。目前，除了苏联已经解体外，一些幅员辽阔的国家基本都采取了联邦制，如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澳大利亚等等。“世界上将近40%的人口目前生活在正式的联邦制政体中，另有1/3的人口生活在某些方面采用联邦制作法的政体中。”（1）地方自治和分权制衡是民主政体的一个基本原则，特别是在国土面积交大的国家，分权不仅是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更是民主政治的前提。“权力的划分”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作为一种历史潮流，正方兴未艾。从苏联解体到东帝汶自治，都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然而在中国，“统一”作为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被广泛崇拜。这个政治文化传统是中国问题系列中的又一个“斯芬克斯之迷”，学术界对此自然见仁见智。“灾变论”认为，这种政治特征与中国灾变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此封建非彼封建
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理论问题。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被引为中国革命的合法性理论，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一致就存在争论，但从延安时期以后，郭沫若等历史学家所持的“封建社会”论在官方的赞助下定为正统。1978年以来，学术界开始了新的讨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越来越多严肃的学者指出，无论从马克思本人的著述中，还是从对中国历史的实证分析中，都不能得出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这样的结论。马克思及后来的马克-布洛赫所定义的欧洲“封建社会”其基本特征与中国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学者们发现，出于政治需要，或者由于“积非成是”，“封建”一词显然被滥用了。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是大陆当代“反封建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说：
“滥用‘封建’这个词原来正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因为时下所说的‘封建’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动’、‘封建顽固’……等等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不合乎从FEUDAL，FEUDALISM这样的西文字翻译过来的‘封建主义’的本义，也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本义，它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时下流行的看法是，封建主义束缚以至压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我的看法则相反，造成这种结果的是专制主义而非封建主义。历览前史，中国的封建时代恰恰是人性之花开得最盛最美的时代，是中国人的个性最为高扬的时代。”（2）
有趣的是，更有国外的学者认为，封建制度是西欧特有的产物，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封建制度的。这种论点源自他们对封建制基本特征的强调，而中国社会基本上不具备这些特征：“第一，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有的封君封臣关系；第二，形成了与封君封臣关系相适应的封土制度；第三，国家权力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取得了独立的行政、司法权力。”（3）封建社会呈现“结构多元”特征，在国王与封建主之间，各封建主之间，还有特别重要的是，王权与教权之间存在分权关系，而中国的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一元的，因而也必然是最残暴、最腐败的。与此相关的，中国社会的政治斗争主要特征就不是阶级斗争，因为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地主阶级是非常软弱的，中国土地的均权化比想象的要高得多。因此，中国社会的政治斗争主要不是反对地租、对抗地主的斗争，而是反抗税赋或国家征敛的斗争，而地主、乡绅往往是站在“革命群众”这一边抵抗国家暴政和官僚主义盘剥的。分析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从陈涉起义到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国家而不是反对地主”这一判断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即使到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仍然是对“国家权力内卷化”（杜赞奇）的一种反应。
“卢西恩-比安科（Lucien Bianco）和田中忠夫等学者对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农民暴动的研究表明，农民暴动的主要目的是反对苛捐杂税，而不是阶级斗争。……在大部分华北乡村，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张。……在村庄之内，是难以用阶级观念来动员民众的。甚至共产党在山东的干部也承认：‘减租减息并不是革命的首要任务，因为它既不能动员大部分农民，也不能极大地削弱乡村中的封建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