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历史真是如此吗?
在中国民间，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老百姓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毛泽东一生的功过：“建国有功，治国无方，祸国有罪”。后两句话我同意，但第一句话却有明显的漏洞：毛泽东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吗？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孙中山的话来说，所谓“共和国”要有普选、要有三权分立、要有多党竞争。但是，在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之内，这一切都不存在。毛泽东建立是他一个人的帝国，在天安门城楼上“站起来”的只有他一个人，全体中国人民依然屈辱地跪在他的面前。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个帝国的血雨腥风年年有、月月有、日日有。那么，毛泽东究竟有什么“功劳”可言呢？
毛泽东统治帝国的方式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更加独裁和残暴。古代王朝更迭，新皇帝至少还对百姓有一丝怜悯之心，知道战乱之后要修养生息，这是牧羊人对羊群的基本的情感。但是，毛泽东登基之日，也是他为所欲为地折腾百姓之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不许灾民外出逃荒的惨剧出现了，至少三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大规模杀害知识分子的惨剧出现了，至少数百万知识分子死于毛泽东的屠刀之下。这一切，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知悉。但是，由于长达半个世纪的愚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对于中共夺取政权之前的“革命家史”，许多老百姓乃至知识分子依然不知究里。毛泽东是伪造历史的专家，中国的现当代史都是在他的主导下用“反语”写成的。尤其是中共在面对抗日战争这个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考验时的所作所为，大部分中国人脑海中还是中共炮制的教科书和无数影视文学作品中所传达的荒谬信息。许多人不加思考地相信：中共是抗战的领导者，是民族的中流砥柱；而国民党则一直消极抵抗乃至破坏抗战，是卖国贼集团。历史真是如此吗？
历史学家谢幼田以厚厚的一本《中共壮大之谜》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一名严谨的学者，谢幼田多以中共自己出版的各种重要文献为依据，并以日本方面的档案材料为印证，每下一个结论必有多种史料作支撑。这些史料的来源也都十分可靠，例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权威性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共领袖的年谱以及部分元帅和将军的回忆录等。这些中共自己的史料可谓是“自唾其面”，它们确凿地证明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共及其军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破坏者，而毛泽东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 (chinesenewsnet.com)
“自唾其面"
中共官方史书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抗战的领导者和主力军，但在十五年的抗战中，中共能说出他们都参加了那些重大战役呢？国民党军队参与淞沪战役、徐州战役、太原战役、武汉战役、长沙战役以及远征军入缅等，都是调动数十万大军参与的大会战，在这些大会战中，国民党官兵作出了惨重的牺牲，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中共拿得上台面的只有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所谓“平型关大捷”，其实是国民党军队主导的太原会战的一部分，八路军只有林彪部不足一个师的军队参加作战，当时中共宣称的战果是“歼灭日军精锐部队一万余人”。后来自己也觉得牛皮吹得太大，悄悄地缩小为三千余人，继而再缩小为一千余人。其实，参照日军军部的作战资料，日军损失的仅仅是“辎重部队两百余人”。而就在与“平型关大捷”相差不足一个月的忻口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投入十三万人，以死伤十万人以及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祺等战死的沉重代价，击退了日军的猖狂进攻。然而，在今天中国大陆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对微不足道的“平型关大捷”设置专节论述，对战果辉煌的忻口战役却一笔代过。因为一切史料的取舍都得以有利于中共自身的宣传为标准，而对历史的评论也都得以中共的是非为是非。 (chinesenewsnet.com)
百团大战是中共发起的唯一的一起大规模的对日战斗。谢幼田论述说：“百团大战是由中共八路军指挥员，而非中共中央，自己制定战斗计划，完全由八路军自己进行的一场对准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但是这一对日战斗，在中共党内却一直受到批判，对其是非功过长期没有作出正式结论。其具体主持人、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后来在被总清算的时候，进行百团大战是他“反对毛主席”的“罪状”之一。彭德怀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在中共党内其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潜规则”──谁抗日谁就是坏人，谁不抗日谁就是好人；中共的利益高于民族的利益，而毛泽东的利益又高于其他所有人的利益。正是在毛的“英明”领导下，中共才在抗战中堕落为一个“卖国党”。
百团大战的参与者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写到：“毛泽东同志批评说，（百团大战）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文革期间，清华井冈山兵团出版的《打倒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一书指出：“彭德怀公然提出要‘保卫大后方’、‘保卫重庆’、‘保卫西安’，实际上是要保卫坐镇于重庆的蒋介石。彭德怀急于保蒋，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背着毛主席，和朱德、杨尚昆、彭真、邓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险主义、拼命主义，先后调动了一百零五个团，共四十万兵力，全线出击，打攻坚战、消耗战。彭贼保蒋卖力，得到了蒋介石的欢心。”当时，清华红卫兵乃是“奉旨造反”，他们说的话许多都是毛泽东的心里话。毛泽东早在庐山会议上就赤裸裸地说过：“当时是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三国鼎立，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这种丧失基本的民族气节的荒唐话，他居然在大会上公开宣扬。明明是自己保存实力、火中取栗，惯于黑白颠倒的毛泽东却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污蔑蒋介石在抗战期间躲在峨眉山上、等到抗战胜利后才从山上下来“摘桃子”。其实，蒋介石自从一九三六年到峨眉山并发表讲话之后，抗战期间从来没有到过峨眉山。如此信口雌黄，正是毛泽东这个“痞子运动”倡导者的“英雄本色”。
而彭德怀一直到含冤而死都没有承认百团大战的“错误”。彭德怀是中共党内罕见的还保存了部分民族气节和人格操守的高级将领，他看不惯毛的厚黑权术，看不惯毛的荒淫好色，看不惯毛的一手遮天，看不惯毛的荼毒生灵，终于被毛以“反党”的罪名打倒。在被囚禁和折磨的最后日子里，彭德怀依然利用“交待问题”的机会，三次写出百团大战的真相。他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坚信百团大战的正确和抗日无罪的真理。然而，他的观点在中共党内却是空谷回音，他的下场也让中共各级官僚噤若寒蝉。
“瞒”和“骗”(
鲁迅说过，中国人一直都生活在“瞒”和“骗”当中。抗战期间，中共的“战略战术”说到底也就是“瞒”和“骗”。中共欺骗和怂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使自己绝处逢生。被中共出卖的张学良后悔莫及，宁愿跟随蒋介石回南京以接受审判来赎罪。玩弄张学良于股掌之上的是周恩来，晚年张学良到美国之后多次在访谈中称赞周，这不是他说违心话，而是故意通过抬高周来掩饰自己的愚蠢。但是，张以行动表明了自己对西安事变的真实态度：尽管中共官方多次邀请他回大陆观光，但他一直到死也没有重新踏上大陆的土地。虽然张学良破坏了蒋介石对抗战的全盘规划，是现代中国的“千古罪人”，但他的囚徒生涯待遇良好，还有相当的自由度。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基督徒特有的仁慈。不妨设想，要是换了心胸狭窄、睚□必报的毛泽东，张的下场该是怎样?彭德怀仅仅是为饥饿的百姓说了几句真话，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饱受折磨而死。
《中共壮大之谜》还用丰富的史料描述了毛泽东如何欺骗和玩弄阎锡山、夺取山西政权。当阎的力量强盛的时候，中共主动与之联络，表示愿意共同抗日，帮助阎建立抗日组织“牺盟”和新军。而当阎的主力在对日作战中消耗大半之后，中共立即策反“牺盟”和新军，并直接出兵驱逐阎的地方政权，组建自己的权力机构。更加卑劣的是，毛泽东还命令中共的势力范围与日军占领区保持一种心照不宣的“和平状态”。日军也将重点兵力用在打击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军上，对中共仅仅是防范而已。此时，阎锡山才恍然大悟，但局面已经无法挽回。在河北、山东等地，中共使用的都是这套把戏。文献记载，当时被中共军队消灭的倾向于国民党的游击部队，甚至比对日作战中的损失还要多。
而新四军更是完全避免与日军的对立，一心在江南扩大自己的地盘。谢幼田研究了《刘少奇年谱》之后发现：“中共在江南的最高领导人刘少奇，自从到达华中之后，他的全部军令、报告，没有一个是出于打日本人的，全部都是为了打击或分化国军之用。”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原意是为潘“平反昭雪”，却不小心透露了潘代表中共与日本军方会谈的许多细节。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汉年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该书记载道：“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冲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破坏铁路交通的。”这些细节说明，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在电报中对新四军的谴责是真实的：“见敌则避，遇友则攻，得寸进尺，更无止境；既存兼并之心，遂忘寇患之亟。”最后，因为新四军一味抗命、危害友军，才导致其被围歼。新四军的被歼灭，乃是咎由自取，而非“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也不是周恩来所宣称的“千古奇冤”。
一九四一年，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协定》，双方在共同宣言中宣称：“苏联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民纷纷谴责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可耻行径，国民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表示抗议。中立的《大公报》发表社论指出，该宣言与和平背道而驰，出卖了中国的抗战，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然而，向来以苏联为祖国的中共却对此欢欣鼓舞，延安的《解放周刊》发表了题为《苏日条约的伟大意义》的社论，颠倒是非地指责说：“在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方面，则强调此约只于日本有利，于中国不利，散播恐怖情绪。”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该条约将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是该条约的支持者，即苏联、德国、意大利、日本和中共自己；另一个阵营则是该条约的反对者，即美国、英国和国民党政府。如果不是两个月后德国入侵苏联，中共的这一“统一战线”不知还要“团结”多久！
“潘汉年的悲剧”(
《中共壮大之谜》以专章“潘汉年的悲剧”揭露了中共与日本军部及汪伪政权勾结的事实，在我看来，这是全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也是最值得一直被中共欺骗的大陆民众阅读的篇幅。在大陆出版的几本关于潘汉年的传记，若隐若现地披露了潘在“敌人心脏”里的种种工作。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一九四九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了一万元的费用。“梅花堂”的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他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此后，双方多次交换情报。另外，潘汉年还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对于这些肮脏的行径，谢幼田评论说：“中共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并没有重奖像潘汉年这样功勋卓着的地下工作者。相反，在毛泽东的亲自批准下，将其逮捕。后来，在政治清洗中，又将潘汉年的上级──中共华东方面的重要领导人饶漱石和下级──着名女作家和特工关露等人杀人灭口。即使在专案组查不出潘有任何“叛党”罪行的情况下，毛泽东依然在一九六三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污蔑潘犯有“投降国民党”的“可杀之罪”。可见，毛泽东对自己的卖国行径感到心虚，便抛出潘来转移视线。于是，潘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一九七二年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最后在湖南劳改农场被折磨致死。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中共壮大之谜》以丰富而真实的史料告诉我们：不是别人，正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正如谢幼田所论：“毛泽东是一个少有的奇人，他既没有什么民族责任感，也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淡薄，对共产国际的事务从来不热心。只有打江山是毛泽东比生命还要看重的事情，其他的信仰和责任，对于他是不存在的。”谁能帮助毛泽东打江山和坐龙廷，他就跟谁做朋友。在抗战期间，毛泽东可以跟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挖中国人民抗战长城的墙角；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可以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跟苏联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七十年代，毛泽东又可以向“不共戴天”的“美帝国主义”抛出橄榄枝，以改善国际上千夫所指的形象。毛泽东是比石敬塘、吴三桂、慈禧、汪精卫更大、更狡猾、更隐蔽的卖国贼，他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和伤害也更大。七十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的时候，正要向中国谢罪，毛泽东却公然向其表示感谢：“谢谢你们侵略中国，你们侵略了中国才有我们的胜利。”这种厚颜无耻的卖国话语，让中共御用学者们也难以为其开脱。
然而，直到今天毛泽东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在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时常有百姓络绎不绝地前来“参拜”，其香火之盛不亚于香港黄大仙和日本靖国神社；在北京的出租车汽车内，经常可以看到跟佛像挂在一起的毛泽东的头像，据说它能够保佑出入平安；而在某些新左派学者的笔下，毛泽东是“大民主”的倡导者和反对全球化的先驱，是底层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张承志和旷新年之类的文人学者，还在自作多情地向毛泽东这个“孤独的英雄”致敬。这种情势的形成，源于中共强大的宣传力量，中共的宣传和教育机构成功地改写了历史并破坏了民族记忆。德国思想家默茨说过：“破坏回忆是极权统治的典型措施，对人的奴役，是从夺取其回忆开始的。”对于中共来说，这一工作与暴力镇压同样重要，正像谢幼田分析的那样：“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国家和党的专业宣传人员数量有中共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这些反复宣传，往往就被形成一部所谓的历史。”当然，这种情势的形成，也源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奴性，中国的历史向来是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更坏”的历史，中国人自己培育和选择了毛泽东这个魔鬼，也就得承受被其奴役和杀戮的命运。
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毛泽东这个恶魔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第一步。《中共壮大之谜》应当是一本中国百姓人手一册的历史启蒙读本，它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常识：一个崇拜撒旦的民族是无法实现民主化的，一个热爱汉奸的民族是无法自立于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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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民间，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老百姓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毛泽东一生的功过：“建国有功，治国无方，祸国有罪”。后两句话我同意，但第一句话却有明显的漏洞：毛泽东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吗？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孙中山的话来说，所谓“共和国”要有普选、要有三权分立、要有多党竞争。但是，在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之内，这一切都不存在。毛泽东建立是他一个人的帝国，在天安门城楼上“站起来”的只有他一个人，全体中国人民依然屈辱地跪在他的面前。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个帝国的血雨腥风年年有、月月有、日日有。那么，毛泽东究竟有什么“功劳”可言呢？
毛泽东统治帝国的方式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更加独裁和残暴。古代王朝更迭，新皇帝至少还对百姓有一丝怜悯之心，知道战乱之后要修养生息，这是牧羊人对羊群的基本的情感。但是，毛泽东登基之日，也是他为所欲为地折腾百姓之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不许灾民外出逃荒的惨剧出现了，至少三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大规模杀害知识分子的惨剧出现了，至少数百万知识分子死于毛泽东的屠刀之下。这一切，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知悉。但是，由于长达半个世纪的愚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对于中共夺取政权之前的“革命家史”，许多老百姓乃至知识分子依然不知究里。毛泽东是伪造历史的专家，中国的现当代史都是在他的主导下用“反语”写成的。尤其是中共在面对抗日战争这个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考验时的所作所为，大部分中国人脑海中还是中共炮制的教科书和无数影视文学作品中所传达的荒谬信息。许多人不加思考地相信：中共是抗战的领导者，是民族的中流砥柱；而国民党则一直消极抵抗乃至破坏抗战，是卖国贼集团。历史真是如此吗？
历史学家谢幼田以厚厚的一本《中共壮大之谜》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一名严谨的学者，谢幼田多以中共自己出版的各种重要文献为依据，并以日本方面的档案材料为印证，每下一个结论必有多种史料作支撑。这些史料的来源也都十分可靠，例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权威性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共领袖的年谱以及部分元帅和将军的回忆录等。这些中共自己的史料可谓是“自唾其面”，它们确凿地证明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共及其军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破坏者，而毛泽东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 (chinesenewsnet.com)
“自唾其面"
中共官方史书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抗战的领导者和主力军，但在十五年的抗战中，中共能说出他们都参加了那些重大战役呢？国民党军队参与淞沪战役、徐州战役、太原战役、武汉战役、长沙战役以及远征军入缅等，都是调动数十万大军参与的大会战，在这些大会战中，国民党官兵作出了惨重的牺牲，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中共拿得上台面的只有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所谓“平型关大捷”，其实是国民党军队主导的太原会战的一部分，八路军只有林彪部不足一个师的军队参加作战，当时中共宣称的战果是“歼灭日军精锐部队一万余人”。后来自己也觉得牛皮吹得太大，悄悄地缩小为三千余人，继而再缩小为一千余人。其实，参照日军军部的作战资料，日军损失的仅仅是“辎重部队两百余人”。而就在与“平型关大捷”相差不足一个月的忻口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投入十三万人，以死伤十万人以及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祺等战死的沉重代价，击退了日军的猖狂进攻。然而，在今天中国大陆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对微不足道的“平型关大捷”设置专节论述，对战果辉煌的忻口战役却一笔代过。因为一切史料的取舍都得以有利于中共自身的宣传为标准，而对历史的评论也都得以中共的是非为是非。 (chinesenewsnet.com)
百团大战是中共发起的唯一的一起大规模的对日战斗。谢幼田论述说：“百团大战是由中共八路军指挥员，而非中共中央，自己制定战斗计划，完全由八路军自己进行的一场对准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但是这一对日战斗，在中共党内却一直受到批判，对其是非功过长期没有作出正式结论。其具体主持人、八路军副司令员彭德怀后来在被总清算的时候，进行百团大战是他“反对毛主席”的“罪状”之一。彭德怀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在中共党内其实存在着这样一个“潜规则”──谁抗日谁就是坏人，谁不抗日谁就是好人；中共的利益高于民族的利益，而毛泽东的利益又高于其他所有人的利益。正是在毛的“英明”领导下，中共才在抗战中堕落为一个“卖国党”。
百团大战的参与者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写到：“毛泽东同志批评说，（百团大战）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文革期间，清华井冈山兵团出版的《打倒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一书指出：“彭德怀公然提出要‘保卫大后方’、‘保卫重庆’、‘保卫西安’，实际上是要保卫坐镇于重庆的蒋介石。彭德怀急于保蒋，拒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在战略相持阶段，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背着毛主席，和朱德、杨尚昆、彭真、邓小平等商量，大搞冒险主义、拼命主义，先后调动了一百零五个团，共四十万兵力，全线出击，打攻坚战、消耗战。彭贼保蒋卖力，得到了蒋介石的欢心。”当时，清华红卫兵乃是“奉旨造反”，他们说的话许多都是毛泽东的心里话。毛泽东早在庐山会议上就赤裸裸地说过：“当时是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三国鼎立，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这种丧失基本的民族气节的荒唐话，他居然在大会上公开宣扬。明明是自己保存实力、火中取栗，惯于黑白颠倒的毛泽东却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污蔑蒋介石在抗战期间躲在峨眉山上、等到抗战胜利后才从山上下来“摘桃子”。其实，蒋介石自从一九三六年到峨眉山并发表讲话之后，抗战期间从来没有到过峨眉山。如此信口雌黄，正是毛泽东这个“痞子运动”倡导者的“英雄本色”。
而彭德怀一直到含冤而死都没有承认百团大战的“错误”。彭德怀是中共党内罕见的还保存了部分民族气节和人格操守的高级将领，他看不惯毛的厚黑权术，看不惯毛的荒淫好色，看不惯毛的一手遮天，看不惯毛的荼毒生灵，终于被毛以“反党”的罪名打倒。在被囚禁和折磨的最后日子里，彭德怀依然利用“交待问题”的机会，三次写出百团大战的真相。他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坚信百团大战的正确和抗日无罪的真理。然而，他的观点在中共党内却是空谷回音，他的下场也让中共各级官僚噤若寒蝉。
“瞒”和“骗”(
鲁迅说过，中国人一直都生活在“瞒”和“骗”当中。抗战期间，中共的“战略战术”说到底也就是“瞒”和“骗”。中共欺骗和怂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使自己绝处逢生。被中共出卖的张学良后悔莫及，宁愿跟随蒋介石回南京以接受审判来赎罪。玩弄张学良于股掌之上的是周恩来，晚年张学良到美国之后多次在访谈中称赞周，这不是他说违心话，而是故意通过抬高周来掩饰自己的愚蠢。但是，张以行动表明了自己对西安事变的真实态度：尽管中共官方多次邀请他回大陆观光，但他一直到死也没有重新踏上大陆的土地。虽然张学良破坏了蒋介石对抗战的全盘规划，是现代中国的“千古罪人”，但他的囚徒生涯待遇良好，还有相当的自由度。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基督徒特有的仁慈。不妨设想，要是换了心胸狭窄、睚□必报的毛泽东，张的下场该是怎样?彭德怀仅仅是为饥饿的百姓说了几句真话，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饱受折磨而死。
《中共壮大之谜》还用丰富的史料描述了毛泽东如何欺骗和玩弄阎锡山、夺取山西政权。当阎的力量强盛的时候，中共主动与之联络，表示愿意共同抗日，帮助阎建立抗日组织“牺盟”和新军。而当阎的主力在对日作战中消耗大半之后，中共立即策反“牺盟”和新军，并直接出兵驱逐阎的地方政权，组建自己的权力机构。更加卑劣的是，毛泽东还命令中共的势力范围与日军占领区保持一种心照不宣的“和平状态”。日军也将重点兵力用在打击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军上，对中共仅仅是防范而已。此时，阎锡山才恍然大悟，但局面已经无法挽回。在河北、山东等地，中共使用的都是这套把戏。文献记载，当时被中共军队消灭的倾向于国民党的游击部队，甚至比对日作战中的损失还要多。
而新四军更是完全避免与日军的对立，一心在江南扩大自己的地盘。谢幼田研究了《刘少奇年谱》之后发现：“中共在江南的最高领导人刘少奇，自从到达华中之后，他的全部军令、报告，没有一个是出于打日本人的，全部都是为了打击或分化国军之用。”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原意是为潘“平反昭雪”，却不小心透露了潘代表中共与日本军方会谈的许多细节。在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汉年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该书记载道：“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冲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破坏铁路交通的。”这些细节说明，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在电报中对新四军的谴责是真实的：“见敌则避，遇友则攻，得寸进尺，更无止境；既存兼并之心，遂忘寇患之亟。”最后，因为新四军一味抗命、危害友军，才导致其被围歼。新四军的被歼灭，乃是咎由自取，而非“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也不是周恩来所宣称的“千古奇冤”。
一九四一年，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协定》，双方在共同宣言中宣称：“苏联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民纷纷谴责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可耻行径，国民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表示抗议。中立的《大公报》发表社论指出，该宣言与和平背道而驰，出卖了中国的抗战，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然而，向来以苏联为祖国的中共却对此欢欣鼓舞，延安的《解放周刊》发表了题为《苏日条约的伟大意义》的社论，颠倒是非地指责说：“在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方面，则强调此约只于日本有利，于中国不利，散播恐怖情绪。”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该条约将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是该条约的支持者，即苏联、德国、意大利、日本和中共自己；另一个阵营则是该条约的反对者，即美国、英国和国民党政府。如果不是两个月后德国入侵苏联，中共的这一“统一战线”不知还要“团结”多久！
“潘汉年的悲剧”(
《中共壮大之谜》以专章“潘汉年的悲剧”揭露了中共与日本军部及汪伪政权勾结的事实，在我看来，这是全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也是最值得一直被中共欺骗的大陆民众阅读的篇幅。在大陆出版的几本关于潘汉年的传记，若隐若现地披露了潘在“敌人心脏”里的种种工作。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一九四九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了一万元的费用。“梅花堂”的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他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此后，双方多次交换情报。另外，潘汉年还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对于这些肮脏的行径，谢幼田评论说：“中共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并没有重奖像潘汉年这样功勋卓着的地下工作者。相反，在毛泽东的亲自批准下，将其逮捕。后来，在政治清洗中，又将潘汉年的上级──中共华东方面的重要领导人饶漱石和下级──着名女作家和特工关露等人杀人灭口。即使在专案组查不出潘有任何“叛党”罪行的情况下，毛泽东依然在一九六三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污蔑潘犯有“投降国民党”的“可杀之罪”。可见，毛泽东对自己的卖国行径感到心虚，便抛出潘来转移视线。于是，潘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一九七二年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最后在湖南劳改农场被折磨致死。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中共壮大之谜》以丰富而真实的史料告诉我们：不是别人，正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正如谢幼田所论：“毛泽东是一个少有的奇人，他既没有什么民族责任感，也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淡薄，对共产国际的事务从来不热心。只有打江山是毛泽东比生命还要看重的事情，其他的信仰和责任，对于他是不存在的。”谁能帮助毛泽东打江山和坐龙廷，他就跟谁做朋友。在抗战期间，毛泽东可以跟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挖中国人民抗战长城的墙角；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可以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跟苏联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七十年代，毛泽东又可以向“不共戴天”的“美帝国主义”抛出橄榄枝，以改善国际上千夫所指的形象。毛泽东是比石敬塘、吴三桂、慈禧、汪精卫更大、更狡猾、更隐蔽的卖国贼，他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和伤害也更大。七十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的时候，正要向中国谢罪，毛泽东却公然向其表示感谢：“谢谢你们侵略中国，你们侵略了中国才有我们的胜利。”这种厚颜无耻的卖国话语，让中共御用学者们也难以为其开脱。
然而，直到今天毛泽东的幽灵依然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在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时常有百姓络绎不绝地前来“参拜”，其香火之盛不亚于香港黄大仙和日本靖国神社；在北京的出租车汽车内，经常可以看到跟佛像挂在一起的毛泽东的头像，据说它能够保佑出入平安；而在某些新左派学者的笔下，毛泽东是“大民主”的倡导者和反对全球化的先驱，是底层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张承志和旷新年之类的文人学者，还在自作多情地向毛泽东这个“孤独的英雄”致敬。这种情势的形成，源于中共强大的宣传力量，中共的宣传和教育机构成功地改写了历史并破坏了民族记忆。德国思想家默茨说过：“破坏回忆是极权统治的典型措施，对人的奴役，是从夺取其回忆开始的。”对于中共来说，这一工作与暴力镇压同样重要，正像谢幼田分析的那样：“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国家和党的专业宣传人员数量有中共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这些反复宣传，往往就被形成一部所谓的历史。”当然，这种情势的形成，也源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奴性，中国的历史向来是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更坏”的历史，中国人自己培育和选择了毛泽东这个魔鬼，也就得承受被其奴役和杀戮的命运。
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毛泽东这个恶魔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第一步。《中共壮大之谜》应当是一本中国百姓人手一册的历史启蒙读本，它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常识：一个崇拜撒旦的民族是无法实现民主化的，一个热爱汉奸的民族是无法自立于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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