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1 罕见的电报
目睹沉重的农民负担，走在一个又一个仍未从贫穷中突围的村庄中间，我们的良知常受到煎熬。
一位朋友讲过的一个故事长时期地在我们眼前挥之不去，它使得我们的内心非常不安。
这位朋友说，有一次，他陪一位地区官员到县里去检查工作，因为彼此是同学，所以同住一家宾馆又同居一室。这天，大清早，服务员送来一份电报，这电报吓了两人一跳，它像长长的哈达，足有三四尺长。细看才知道，这是一个从穷乡僻壤赶来想见这位地区官员的农民打来的。
他带着全村人的希望，带着满肚子的苦水，想找“父母官”诉说，可宾馆门卫不让他进，后想方设法进了宾馆却又被秘书挡了驾，情急之下，老农倾尽卖猪的几百块钱，跑到近在咫尺的邮电局，把带来的上访信的文字变成了电文，这才“来到了”宾馆。
地区官员捧着老农倾诉真情的电报，潸然泪下，颤着声说：“我离他们远了，太远了……”
我们看到、听到的高级领导机关下去的人，都被一级级一层层的下级干部前呼后拥，按事先定好的“视察”地点、事先布置好的人员去了解访问，能有多少真实情况？
我们想到了毛泽东。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是那样地运筹帷幄，决战千里，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纵横捭阖，战无不胜，但解放后怎么会提出一个“一九八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呢？现在，回头再看，这个号召已显得十分可笑。究其原因，除去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而外，这种决心多半来自对当时中国农业，甚至包括对当时中国工业的真实状况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它背离了社会实际，留下的，就只能是一位伟人的一桩憾事。
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在上个世纪末，曾做出过两项承诺：一项是“要让淮河水在2000年变清”；一项是“不将贫困带给下一个世纪”。
为使淮河水如期变清，中国政府拿出了大禹治水的精神，壮士断臂的勇气，在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凌晨之前，毅然关闭了淮河沿岸上千家小造纸厂，并在最后期限的日子里，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零点行动”。
为消灭贫困，基本解决农村中八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国政府从一九九四年到2000年的七年时间里，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动员起社会各界力量，还为此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并向全世界宣告：“2000年，消除贫困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但是，奇迹和成功，掩盖不了依然存在着的事实，这就是，淮河的水并未因为一个旧世纪的结束便从根本上改观，淮河的现状，依然让我们为之忧虑；同样，我们也没有把贫穷堵截在新世纪的门坎之外，它现在仍困扰着一些地区的农民兄弟。
我们承诺的决心，无疑是对真实状况的严峻性及复杂性缺乏准确而可靠的估计。
这自然又使我们想到有关教委对灵璧县冯庙镇中学进行的一次九年义务制教育的“达标”验收。在验收大员尚没到达冯庙之前，镇政府就已急令各村突击把失学在家多年的青少年，统统“动员”回校，并由在校学生替他们赶做了各门功课的作业簿，同时派人赶往百里之外的江苏省徐州市，采购来名烟名酒。验收大员们对验收的结果据说是十分满意的，但验收的队伍前脚离镇，可怜的失学青少年后脚就被“驱出”了学校。
假如我们对农村的教育状况都依凭冯庙这样满意的判断，并据此制定发展计划，岂不是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吗？
2 可敬的领导
温家宝对下面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显然是有着十分清醒认识的。
可以说，温家宝是中央领导层近年来深入到安徽农村搞调研次数最多的一位，同时，也是让陪同他的地方干部最头疼的一位。为了解到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他常常不给地方官员留面子，想方设法冲破对他的“封锁”，使得刻意弄虚作假者不知所措。
一九九六年五月，麦收之前，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到安徽检查扶贫工作。一来，就约法三章，不搞迎送，不搞陪吃，下去时更不许前呼后拥，一切轻车简从。
他的随行人员也是屈指可数，除秘书田学斌，警卫参谋张振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各来一位局长，还有就是农业部的一位有关领导。
那次他们来了后，就同安徽省的有关领导分乘两辆普普通通的中巴车，直奔大别山革命老区。
在从金寨县通往霍山县的山道上，温家宝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他招呼司机说：“我要方便一下。”司机当即把车停住。
车上的人都以为温家宝真是下去“方便”，谁知，他跳下车后，走得很快，沿着一条小路就一直往前走去了。
坐在另一辆中巴车上的安徽省的领导，这才发现，前面有座不大的村庄，温家宝正向那村庄走过去，他们不免感到诧异。因为这显然是在事先安排要视察的计划之外。而且，看上去，还是一处十分贫穷的地方。
大家赶忙下车，快步跟了上去。
温家宝见几个农民扛着树皮走过来，就迎上去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一个妇女见问话人面相慈善，话声和蔼，虽是干部打扮，却没有想到这会是中央下来的干部，因此答得就很随便：“现在青黄不接，山上没东西可卖，供销社正在收购树皮，听说造纸用，就削点树皮去卖，好买点口粮回来。”
温家宝转身又去打问一位男青年，当得知对方是位民办教师，便仔细了解他的工资情况。民办教师发愁地说：“乡里一个月只补助五十元，连吃粮的钱也不够。说是补助，也只是欠着，赶到要过年了才给，平时就连买粮的钱也没有。”
温家宝一边认真听着，一边点着头。
他在村子里各处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这才上车。到了霍山县城后，他随便用了一下餐，就要求听县里汇报。
霍山县委书记不知道温家宝在来的路上已经没按“规定”下过车，依然像往常一样地作着汇报，他甚至激动地说道：“这几年，我们霍山县有了很大的发展，既脱帽，又加冕，脱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戴上了‘奔小康’的帽子。”接着就把全县的国民生产总值、粮食产量、财政收入和农民增收的各种数字，熟练地报了一遍。他还准备把各种成绩的统计数字一一报来，温家宝却截住了他的话头，忽然问：“你这个县这么好，可以按时发工资吗？”
县委书记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们不缺全县职工一分钱！”
温家宝点到了他下车看过的那个村庄的名字。县委书记不禁一愣，但他马上指出：“那是我们县最穷的一个村。”
温家宝幽默地笑道：“你最穷的一个村，就被我看到了？”
县委书记这才知道遇上了麻烦，偷偷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省委领导，见省领导都在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不由急出了一头汗。
温家宝严肃地说：“同志们，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们的数字，我更看重农民家里的生活是否真的提高。你们都很年轻，我希望你们，多到农民群众的家里看看，真正做好脱贫很不容易，何况有些脱贫了还会返贫呢。”
也就是在那一次，温家宝要看龙河口水库淹没区农民的生活状况，舒城县却安排了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村子让他看。他一眼就发现了问题，问：“这儿是淹没区吗？”
县委书记见瞒不过，只得照实说：“不算淹没区，只是边缘地带。”
“我要看淹没区，看最贫困的村子。”
舒城县委书记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因为以往下来检查工作的中央领导或省领导，没谁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安排领导参观“形象工程”，视察“闪光点”，早已成了一条程式化的不变的“规矩”。于是，这位县委书记搪塞道：“那儿路不通。”
“你说的不通，是不是车子开不进去？”温家宝认真地问。
“是。”
“走路要走多远呢？”
县委书记想了想说：“十公里吧。”
温家宝一听，朗声笑道：“不算远，那我们就走去。”说着，做了个挽裤角赶路的动作。
当时的省委书记卢荣景见温家宝决心已定，马上接过话：“快上车，开到哪儿不能开了，就下车走嘛！”
于是大家陆续上车。
不曾想，舒城县委书记说“路不通”，只是不希望温家宝看到穷得不像样子的地方，不过，他又是一个实在人，见省委书记表了态同意去看，也就没再留点儿心眼，把自己曾说过路不通还须走上十公里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指挥着司机顺顺当当将车开进了一个村子里。
省农经委的吴昭仁在和我们讲起这段插曲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无地自容的神色。他说：“我当时一听县委书记说：‘到了，下车吧！’脑袋嗡地响了一下。心想，你这个县委书记真要命，说过这村子车开不进去，你至少也要停得远一点，让大家走几步，哪能让车一下进了村？这让陪同的省领导在中央领导跟前，脸往哪搁？这时就听走在我边上的王昭耀副省长说：‘地上有缝都能钻进去……’搞得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硬着头皮走下车。”
那确实是个很穷的村子，房子不像房子，阴暗潮湿，因为农舍里太黑，大白天走进屋，半天看不见东西。其实，看见跟没看见都不重要，许多农户家徒四壁，半个村子跑下来，没看到谁家有一件值钱的东西。
温家宝一连看了几户农家，心情很是沉重。
又一次，温家宝到安徽检查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工作。在阜南县，县里安排是看小陈庄，这是一个新建的村，两排楼房十分漂亮地拥路而立，中间的马路也修得很宽，看上去不仅富足，还透出几分气势。但是，温家宝下车后只看了一眼，就拒绝进村去看。
这弄得陪同的领导十分尴尬。
吴昭仁是多次陪同温家宝到安徽各地视察的，彼此已经很熟悉，他打破僵局走上去说道：“既然来了，进村看看吧！”
“不看，”温家宝不为所动，“要我看什么呢？无非就是几个有钱人，盖了几幢新楼房。”
县里领导忙解释：“还有个座谈会……人已到齐了。”
温家宝坚持说：“这个座谈会不参加。”
现场的气氛变得十分窘迫。
这时，走来了两个农民模样的人，温家宝于是上前打问：“搬到这儿来，你们是自愿的吗？”
对方高声答道：“完全是自愿的。”温家宝若有所思地又问：“住这样的房子，花了多少钱哪？”“两万多。”温家宝朝村里望了望，空无一人，就打量起走过来的这两个“农民”。显然他已从对方回话的口气中悟出了什么，指着其中的一人问：“你在村里具体干什么呀？”对方说：“支部书记。”温家宝幽默地笑了：“那我就问问你，为什么要修这么宽的马路，占用这么多的耕地呢？”支部书记哑口无言。
重新回到阜阳市，市委将温家宝一行安排在国际大酒店，温家宝一听是“国际大酒店”，坚决不住，要求住进招待所。由于温家宝的坚持，最后下榻在作为市委招待所的“颍州宾馆”。晚饭后，温家宝也不愿休息，他要求安排两个县委领导汇报有关工作。汇报时，太和县委书记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刚念了个开头，温家宝就示意对方停下来：“你们不要念稿子好吗？”离开了稿子，这位县委书记竟不知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了，变得吞吞吐吐，十分狼狈。温家宝失望地摇了摇头，说道：“今天下午，我很生气，在阜南县的那个村子里，见不到一个群众，不知道你们想让我看什么？去年，我到河南省，一个县委书记也叫我去看一个这样的村子，见不到农民，村里的马路修得比你们这儿看到的还宽，房子也比这还漂亮，我就问那个县委书记，这样好的村子在你县占多少呀？他支支吾吾地说，百分之二十吧。我说，好，就是占到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又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更想知道你们县那百分之八十农村的情况，你带我去看看好吗？他马上说，路不通，不好去。我说，车子去不成，人总可以走进去吧，那么多的农民可以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走呢，你带路，我要进去看看！”
说到这，他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陪同的安徽同志，当然听得出此番话的意思。借故路不通，不希望他看到自己管辖范围的落后面、贫困状况的，不止是河南省的那位县委书记，他在安徽舒城县就有过同样的遭遇。只给上面展示“政绩”，看“莺歌燕舞”，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已经像瘟疫一样在中国各地蔓延成灾。
那天晚上，温家宝谈了很多，谈得推心置腹：“阜阳地区我来过几次，通过前后对比，我看有很大发展，农民生活也有很大提高，当然离小康的要求、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一个地区里面也还有很大的不平衡。可能有很好的村，但也有相当多的一般村，还有很多贫困村。就一个村子来讲，也很不平衡，有富裕户，有大量的一般户，也有比较困难的户。我觉得我们的农民非常知足，就吃几碗白米饭，没什么菜，住的又是那个样子，但是对党，对政府，却没有什么怨言，非常朴实。我感到我们的农民，是非常有觉悟的，越是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应该越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重。怎么帮助农民尽快地富起来，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说：“事关农村的政策问题，我就想到安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里有许多熟悉情况、又敢于发表意见的同志。我每次来都很有收获。我的好多政策上的想法，都是我随便下车了解到的。地方上准备的东西，和让看的地方，往往是一些比较典型、比较成熟的闪光点，不是说这些地方不真实，但常常不具备普遍性。所以，我非常喜欢随便走走看看。我的调查研究很简单，就是开车随便进一个村，有时要谈一个小时，也可以跟农民谈一天。最长的一次是在铁岭，我坐在炕头上和农民谈心，从中知道了好多事情：土地关系、分配关系、干群关系。不坐下来深入地谈，就很难了解到。即使这样，我仍觉得自己对农村的了解恐怕至多只有十分之一，大量的情况还是不了解的。我知道农村的情况并不都是好的，需要我们去看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座谈，能畅所欲言，有什么情况就讲什么情况。”
他是从天津市旧城区一个普通的胡同里走出来的，有着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二十一平米的经历，因此，“平民情结”一直根植在他心中。他非常喜欢深入基层，在全国的两千多个县中，他居然跑了一千八个多个县，这在中央一级的领导中，恐怕是最多的。
那一天，他动了感情地说道：“我们党的政策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我还希望去看绝大多数群众。如果农村都这么好的话，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在北京郊区的房山，我看到过许多农民仍在看九英寸的黑白电视，难道你们这里比北京郊区还好吗？共产党人一定要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只关心少数人！”他特别强调：“我再说一遍，我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不是来参观的，请你们不要只让看‘闪光点’！”
坐在会场上的阜阳市委书记王怀中是个绝顶的聪明人，这一听，马上离开会场，慌忙要人给颍上县打招呼，原安排第二天去颍上参观“全球环境五百佳”的小张庄与八里河的计划被取消；并交待，从阜阳宾馆拉过去的那些高档餐具和借去的厨师，统统连夜撤回，不得有误！
3 骗你没商量
在安徽省南陵县，我们就采访到了朱镕基一次被骗的经过。
当时，朱镕基刚刚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来皖考察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看看安徽的广大农村对他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执行的情况。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农业问题上，在中央要对农业做出重大决策时，我往往会到安徽来调查研究的。”
那是一九九八年五月下旬，朱镕基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春正、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尹成杰的陪同下，来到了安徽。
这是朱镕基第五次来安徽。他高兴地伸出右手的手指，给安徽的同志细数五次来皖的情景：第一次是一九八七年，他还在国家经委工作的时候，到芜湖来参加一个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会议；第二次是一九九一年安徽特大洪水后来看灾情；第三次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中旬，粮食涨价时来安徽；第四次是一九九七年六月底，粮价下跌，又到河南和安徽；这是第五次。他一再表示：“我跟安徽有缘。”
然而，安徽欺骗朱总理却也是没商量的。
安徽的同志当然知道安徽的南陵县是朱镕基的祖籍地，所以，这次的考察就被安排在了皖南的南陵县。南陵是江城芜湖市辖下的一个产粮大县。俗话说，“芜湖米市南陵粮仓”，芜湖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芜湖米市”的盛誉就是靠“南陵粮仓”支撑的。事实上，南陵不仅产粮，还盛产油、棉、茶、桑，自古便是富甲一方的“鱼米之乡”。
南陵作为产粮大县绝非徒有虚名，但是，当得知朱镕基总理将前往南陵检查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时，南陵县和芜湖市的领导还是慌了手脚。因为，南陵的粮仓里确实又是无粮的。
国有粮仓无粮，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让地方实在难以执行。中央定价，放开收购，出现亏损，却是由地方财政补贴。这几年粮食越来越不值钱，产粮大县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往粮食上补贴呢？没有补贴，负责收购粮食的粮站，就只有变着花样压级压价，扣斤扣两，限收，或干脆拒收。所以，许多粮站宁愿让粮仓就这样空着。
现在朱镕基要来，无论南陵县，还是芜湖市，都不希望让他看到这里并没有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明知这种政策不大切合实际，却只想让总理看到他的祖籍之地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于是只有造假。
当时，南陵县峨岭粮站，已经是一家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除去其中的六号仓尚储有部分粮食外，其余号仓基本无粮。峨岭造假是从五月十八日这一天就开始的，可以说，兴兵动师，声势浩大，突击调运的一千零三十一吨粮食，分别来自三里、烟墩、工山、陈桥等地。连驾驶员在内，前后二百余人参预了粮食的运输和进仓工作。五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这四天，峨岭粮站的职工们几乎没睡上一个囫囵觉。粮站站长刘鸿第一个晚上忙到凌晨两点，第二个晚上干到凌晨四点，接下去就又连干了两个通宵。在那令峨岭人难忘的四天四夜里，小镇上所有的饭店和茶馆，都挤满了轮番前来吃饭或喝茶的搬运工人；粮站内外汽车络绎不绝，闹得附近的居民彻夜不宁。
那时县里分管粮食工作的是胡锡萍副县长，考虑她是位女同志，难胜此任，就将主管教育工作的年轻副县长汤春和派到运粮第一线。刘鸿站长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说个头不高、长得胖胖的汤春和副县长，始终就在现场坐镇指挥。朱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目睹沉重的农民负担，走在一个又一个仍未从贫穷中突围的村庄中间，我们的良知常受到煎熬。
一位朋友讲过的一个故事长时期地在我们眼前挥之不去，它使得我们的内心非常不安。
这位朋友说，有一次，他陪一位地区官员到县里去检查工作，因为彼此是同学，所以同住一家宾馆又同居一室。这天，大清早，服务员送来一份电报，这电报吓了两人一跳，它像长长的哈达，足有三四尺长。细看才知道，这是一个从穷乡僻壤赶来想见这位地区官员的农民打来的。
他带着全村人的希望，带着满肚子的苦水，想找“父母官”诉说，可宾馆门卫不让他进，后想方设法进了宾馆却又被秘书挡了驾，情急之下，老农倾尽卖猪的几百块钱，跑到近在咫尺的邮电局，把带来的上访信的文字变成了电文，这才“来到了”宾馆。
地区官员捧着老农倾诉真情的电报，潸然泪下，颤着声说：“我离他们远了，太远了……”
我们看到、听到的高级领导机关下去的人，都被一级级一层层的下级干部前呼后拥，按事先定好的“视察”地点、事先布置好的人员去了解访问，能有多少真实情况？
我们想到了毛泽东。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是那样地运筹帷幄，决战千里，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纵横捭阖，战无不胜，但解放后怎么会提出一个“一九八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呢？现在，回头再看，这个号召已显得十分可笑。究其原因，除去经济建设的经验不足而外，这种决心多半来自对当时中国农业，甚至包括对当时中国工业的真实状况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它背离了社会实际，留下的，就只能是一位伟人的一桩憾事。
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在上个世纪末，曾做出过两项承诺：一项是“要让淮河水在2000年变清”；一项是“不将贫困带给下一个世纪”。
为使淮河水如期变清，中国政府拿出了大禹治水的精神，壮士断臂的勇气，在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凌晨之前，毅然关闭了淮河沿岸上千家小造纸厂，并在最后期限的日子里，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零点行动”。
为消灭贫困，基本解决农村中八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国政府从一九九四年到2000年的七年时间里，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动员起社会各界力量，还为此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并向全世界宣告：“2000年，消除贫困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但是，奇迹和成功，掩盖不了依然存在着的事实，这就是，淮河的水并未因为一个旧世纪的结束便从根本上改观，淮河的现状，依然让我们为之忧虑；同样，我们也没有把贫穷堵截在新世纪的门坎之外，它现在仍困扰着一些地区的农民兄弟。
我们承诺的决心，无疑是对真实状况的严峻性及复杂性缺乏准确而可靠的估计。
这自然又使我们想到有关教委对灵璧县冯庙镇中学进行的一次九年义务制教育的“达标”验收。在验收大员尚没到达冯庙之前，镇政府就已急令各村突击把失学在家多年的青少年，统统“动员”回校，并由在校学生替他们赶做了各门功课的作业簿，同时派人赶往百里之外的江苏省徐州市，采购来名烟名酒。验收大员们对验收的结果据说是十分满意的，但验收的队伍前脚离镇，可怜的失学青少年后脚就被“驱出”了学校。
假如我们对农村的教育状况都依凭冯庙这样满意的判断，并据此制定发展计划，岂不是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吗？
2 可敬的领导
温家宝对下面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显然是有着十分清醒认识的。
可以说，温家宝是中央领导层近年来深入到安徽农村搞调研次数最多的一位，同时，也是让陪同他的地方干部最头疼的一位。为了解到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他常常不给地方官员留面子，想方设法冲破对他的“封锁”，使得刻意弄虚作假者不知所措。
一九九六年五月，麦收之前，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到安徽检查扶贫工作。一来，就约法三章，不搞迎送，不搞陪吃，下去时更不许前呼后拥，一切轻车简从。
他的随行人员也是屈指可数，除秘书田学斌，警卫参谋张振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各来一位局长，还有就是农业部的一位有关领导。
那次他们来了后，就同安徽省的有关领导分乘两辆普普通通的中巴车，直奔大别山革命老区。
在从金寨县通往霍山县的山道上，温家宝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他招呼司机说：“我要方便一下。”司机当即把车停住。
车上的人都以为温家宝真是下去“方便”，谁知，他跳下车后，走得很快，沿着一条小路就一直往前走去了。
坐在另一辆中巴车上的安徽省的领导，这才发现，前面有座不大的村庄，温家宝正向那村庄走过去，他们不免感到诧异。因为这显然是在事先安排要视察的计划之外。而且，看上去，还是一处十分贫穷的地方。
大家赶忙下车，快步跟了上去。
温家宝见几个农民扛着树皮走过来，就迎上去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一个妇女见问话人面相慈善，话声和蔼，虽是干部打扮，却没有想到这会是中央下来的干部，因此答得就很随便：“现在青黄不接，山上没东西可卖，供销社正在收购树皮，听说造纸用，就削点树皮去卖，好买点口粮回来。”
温家宝转身又去打问一位男青年，当得知对方是位民办教师，便仔细了解他的工资情况。民办教师发愁地说：“乡里一个月只补助五十元，连吃粮的钱也不够。说是补助，也只是欠着，赶到要过年了才给，平时就连买粮的钱也没有。”
温家宝一边认真听着，一边点着头。
他在村子里各处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这才上车。到了霍山县城后，他随便用了一下餐，就要求听县里汇报。
霍山县委书记不知道温家宝在来的路上已经没按“规定”下过车，依然像往常一样地作着汇报，他甚至激动地说道：“这几年，我们霍山县有了很大的发展，既脱帽，又加冕，脱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戴上了‘奔小康’的帽子。”接着就把全县的国民生产总值、粮食产量、财政收入和农民增收的各种数字，熟练地报了一遍。他还准备把各种成绩的统计数字一一报来，温家宝却截住了他的话头，忽然问：“你这个县这么好，可以按时发工资吗？”
县委书记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们不缺全县职工一分钱！”
温家宝点到了他下车看过的那个村庄的名字。县委书记不禁一愣，但他马上指出：“那是我们县最穷的一个村。”
温家宝幽默地笑道：“你最穷的一个村，就被我看到了？”
县委书记这才知道遇上了麻烦，偷偷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省委领导，见省领导都在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不由急出了一头汗。
温家宝严肃地说：“同志们，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们的数字，我更看重农民家里的生活是否真的提高。你们都很年轻，我希望你们，多到农民群众的家里看看，真正做好脱贫很不容易，何况有些脱贫了还会返贫呢。”
也就是在那一次，温家宝要看龙河口水库淹没区农民的生活状况，舒城县却安排了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村子让他看。他一眼就发现了问题，问：“这儿是淹没区吗？”
县委书记见瞒不过，只得照实说：“不算淹没区，只是边缘地带。”
“我要看淹没区，看最贫困的村子。”
舒城县委书记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因为以往下来检查工作的中央领导或省领导，没谁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安排领导参观“形象工程”，视察“闪光点”，早已成了一条程式化的不变的“规矩”。于是，这位县委书记搪塞道：“那儿路不通。”
“你说的不通，是不是车子开不进去？”温家宝认真地问。
“是。”
“走路要走多远呢？”
县委书记想了想说：“十公里吧。”
温家宝一听，朗声笑道：“不算远，那我们就走去。”说着，做了个挽裤角赶路的动作。
当时的省委书记卢荣景见温家宝决心已定，马上接过话：“快上车，开到哪儿不能开了，就下车走嘛！”
于是大家陆续上车。
不曾想，舒城县委书记说“路不通”，只是不希望温家宝看到穷得不像样子的地方，不过，他又是一个实在人，见省委书记表了态同意去看，也就没再留点儿心眼，把自己曾说过路不通还须走上十公里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指挥着司机顺顺当当将车开进了一个村子里。
省农经委的吴昭仁在和我们讲起这段插曲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无地自容的神色。他说：“我当时一听县委书记说：‘到了，下车吧！’脑袋嗡地响了一下。心想，你这个县委书记真要命，说过这村子车开不进去，你至少也要停得远一点，让大家走几步，哪能让车一下进了村？这让陪同的省领导在中央领导跟前，脸往哪搁？这时就听走在我边上的王昭耀副省长说：‘地上有缝都能钻进去……’搞得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硬着头皮走下车。”
那确实是个很穷的村子，房子不像房子，阴暗潮湿，因为农舍里太黑，大白天走进屋，半天看不见东西。其实，看见跟没看见都不重要，许多农户家徒四壁，半个村子跑下来，没看到谁家有一件值钱的东西。
温家宝一连看了几户农家，心情很是沉重。
又一次，温家宝到安徽检查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工作。在阜南县，县里安排是看小陈庄，这是一个新建的村，两排楼房十分漂亮地拥路而立，中间的马路也修得很宽，看上去不仅富足，还透出几分气势。但是，温家宝下车后只看了一眼，就拒绝进村去看。
这弄得陪同的领导十分尴尬。
吴昭仁是多次陪同温家宝到安徽各地视察的，彼此已经很熟悉，他打破僵局走上去说道：“既然来了，进村看看吧！”
“不看，”温家宝不为所动，“要我看什么呢？无非就是几个有钱人，盖了几幢新楼房。”
县里领导忙解释：“还有个座谈会……人已到齐了。”
温家宝坚持说：“这个座谈会不参加。”
现场的气氛变得十分窘迫。
这时，走来了两个农民模样的人，温家宝于是上前打问：“搬到这儿来，你们是自愿的吗？”
对方高声答道：“完全是自愿的。”温家宝若有所思地又问：“住这样的房子，花了多少钱哪？”“两万多。”温家宝朝村里望了望，空无一人，就打量起走过来的这两个“农民”。显然他已从对方回话的口气中悟出了什么，指着其中的一人问：“你在村里具体干什么呀？”对方说：“支部书记。”温家宝幽默地笑了：“那我就问问你，为什么要修这么宽的马路，占用这么多的耕地呢？”支部书记哑口无言。
重新回到阜阳市，市委将温家宝一行安排在国际大酒店，温家宝一听是“国际大酒店”，坚决不住，要求住进招待所。由于温家宝的坚持，最后下榻在作为市委招待所的“颍州宾馆”。晚饭后，温家宝也不愿休息，他要求安排两个县委领导汇报有关工作。汇报时，太和县委书记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刚念了个开头，温家宝就示意对方停下来：“你们不要念稿子好吗？”离开了稿子，这位县委书记竟不知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了，变得吞吞吐吐，十分狼狈。温家宝失望地摇了摇头，说道：“今天下午，我很生气，在阜南县的那个村子里，见不到一个群众，不知道你们想让我看什么？去年，我到河南省，一个县委书记也叫我去看一个这样的村子，见不到农民，村里的马路修得比你们这儿看到的还宽，房子也比这还漂亮，我就问那个县委书记，这样好的村子在你县占多少呀？他支支吾吾地说，百分之二十吧。我说，好，就是占到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又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更想知道你们县那百分之八十农村的情况，你带我去看看好吗？他马上说，路不通，不好去。我说，车子去不成，人总可以走进去吧，那么多的农民可以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走呢，你带路，我要进去看看！”
说到这，他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陪同的安徽同志，当然听得出此番话的意思。借故路不通，不希望他看到自己管辖范围的落后面、贫困状况的，不止是河南省的那位县委书记，他在安徽舒城县就有过同样的遭遇。只给上面展示“政绩”，看“莺歌燕舞”，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已经像瘟疫一样在中国各地蔓延成灾。
那天晚上，温家宝谈了很多，谈得推心置腹：“阜阳地区我来过几次，通过前后对比，我看有很大发展，农民生活也有很大提高，当然离小康的要求、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一个地区里面也还有很大的不平衡。可能有很好的村，但也有相当多的一般村，还有很多贫困村。就一个村子来讲，也很不平衡，有富裕户，有大量的一般户，也有比较困难的户。我觉得我们的农民非常知足，就吃几碗白米饭，没什么菜，住的又是那个样子，但是对党，对政府，却没有什么怨言，非常朴实。我感到我们的农民，是非常有觉悟的，越是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应该越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重。怎么帮助农民尽快地富起来，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说：“事关农村的政策问题，我就想到安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里有许多熟悉情况、又敢于发表意见的同志。我每次来都很有收获。我的好多政策上的想法，都是我随便下车了解到的。地方上准备的东西，和让看的地方，往往是一些比较典型、比较成熟的闪光点，不是说这些地方不真实，但常常不具备普遍性。所以，我非常喜欢随便走走看看。我的调查研究很简单，就是开车随便进一个村，有时要谈一个小时，也可以跟农民谈一天。最长的一次是在铁岭，我坐在炕头上和农民谈心，从中知道了好多事情：土地关系、分配关系、干群关系。不坐下来深入地谈，就很难了解到。即使这样，我仍觉得自己对农村的了解恐怕至多只有十分之一，大量的情况还是不了解的。我知道农村的情况并不都是好的，需要我们去看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座谈，能畅所欲言，有什么情况就讲什么情况。”
他是从天津市旧城区一个普通的胡同里走出来的，有着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二十一平米的经历，因此，“平民情结”一直根植在他心中。他非常喜欢深入基层，在全国的两千多个县中，他居然跑了一千八个多个县，这在中央一级的领导中，恐怕是最多的。
那一天，他动了感情地说道：“我们党的政策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我还希望去看绝大多数群众。如果农村都这么好的话，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在北京郊区的房山，我看到过许多农民仍在看九英寸的黑白电视，难道你们这里比北京郊区还好吗？共产党人一定要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只关心少数人！”他特别强调：“我再说一遍，我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不是来参观的，请你们不要只让看‘闪光点’！”
坐在会场上的阜阳市委书记王怀中是个绝顶的聪明人，这一听，马上离开会场，慌忙要人给颍上县打招呼，原安排第二天去颍上参观“全球环境五百佳”的小张庄与八里河的计划被取消；并交待，从阜阳宾馆拉过去的那些高档餐具和借去的厨师，统统连夜撤回，不得有误！
3 骗你没商量
在安徽省南陵县，我们就采访到了朱镕基一次被骗的经过。
当时，朱镕基刚刚出任国务院总理，他来皖考察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看看安徽的广大农村对他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执行的情况。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农业问题上，在中央要对农业做出重大决策时，我往往会到安徽来调查研究的。”
那是一九九八年五月下旬，朱镕基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春正、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尹成杰的陪同下，来到了安徽。
这是朱镕基第五次来安徽。他高兴地伸出右手的手指，给安徽的同志细数五次来皖的情景：第一次是一九八七年，他还在国家经委工作的时候，到芜湖来参加一个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的会议；第二次是一九九一年安徽特大洪水后来看灾情；第三次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中旬，粮食涨价时来安徽；第四次是一九九七年六月底，粮价下跌，又到河南和安徽；这是第五次。他一再表示：“我跟安徽有缘。”
然而，安徽欺骗朱总理却也是没商量的。
安徽的同志当然知道安徽的南陵县是朱镕基的祖籍地，所以，这次的考察就被安排在了皖南的南陵县。南陵是江城芜湖市辖下的一个产粮大县。俗话说，“芜湖米市南陵粮仓”，芜湖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芜湖米市”的盛誉就是靠“南陵粮仓”支撑的。事实上，南陵不仅产粮，还盛产油、棉、茶、桑，自古便是富甲一方的“鱼米之乡”。
南陵作为产粮大县绝非徒有虚名，但是，当得知朱镕基总理将前往南陵检查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时，南陵县和芜湖市的领导还是慌了手脚。因为，南陵的粮仓里确实又是无粮的。
国有粮仓无粮，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国家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让地方实在难以执行。中央定价，放开收购，出现亏损，却是由地方财政补贴。这几年粮食越来越不值钱，产粮大县干部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哪有钱往粮食上补贴呢？没有补贴，负责收购粮食的粮站，就只有变着花样压级压价，扣斤扣两，限收，或干脆拒收。所以，许多粮站宁愿让粮仓就这样空着。
现在朱镕基要来，无论南陵县，还是芜湖市，都不希望让他看到这里并没有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明知这种政策不大切合实际，却只想让总理看到他的祖籍之地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于是只有造假。
当时，南陵县峨岭粮站，已经是一家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除去其中的六号仓尚储有部分粮食外，其余号仓基本无粮。峨岭造假是从五月十八日这一天就开始的，可以说，兴兵动师，声势浩大，突击调运的一千零三十一吨粮食，分别来自三里、烟墩、工山、陈桥等地。连驾驶员在内，前后二百余人参预了粮食的运输和进仓工作。五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这四天，峨岭粮站的职工们几乎没睡上一个囫囵觉。粮站站长刘鸿第一个晚上忙到凌晨两点，第二个晚上干到凌晨四点，接下去就又连干了两个通宵。在那令峨岭人难忘的四天四夜里，小镇上所有的饭店和茶馆，都挤满了轮番前来吃饭或喝茶的搬运工人；粮站内外汽车络绎不绝，闹得附近的居民彻夜不宁。
那时县里分管粮食工作的是胡锡萍副县长，考虑她是位女同志，难胜此任，就将主管教育工作的年轻副县长汤春和派到运粮第一线。刘鸿站长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说个头不高、长得胖胖的汤春和副县长，始终就在现场坐镇指挥。朱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