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戈尔巴乔夫来中国访问，赵紫阳说现在的重大决策仍然是邓小平说了算。有的老师指出这话里有话，而我却不明白。

虽然很少回宿舍睡觉，但由于我没有绝食，所以仍然有机会在各处走动。西安当时刚刚开始有小公共汽车，叫做“招手停”。我坐过几次，司机从来不要钱。有时也有其他车辆免费运载学生。游行示威时常会造成交通堵塞，往往需要学生出面指挥（不知道警察在哪儿），而司机都很听配合，我没有遇到过任何争执。有人说，西安的小偷都在罢偷，支持学生。

在我抽空回到学校的时候，正巧看到电视播放李鹏与绝食学生见面的节目。画面上，王丹、乌尔开西、柴玲等人有气无力地表达自己的绝食理念；而李鹏等国家领导则强调什么都不要谈，一定要让学生赶快吃饭。鼻子里插着氧气管的王丹竟然急得晕了过去。

我知道，运动快结束了。我对几个干部说，中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没有一次不失败的，也没有一次不平反的。现在到了这一步，我们只能走下去。

晚上，在东大街旁一条僻静的胡同里，我向女朋友表达了同样的感觉，在她的抚慰下留下了绝望的眼泪：“难道中国就这么完吗？”

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了。我听说这个消息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有什么激动的，跟李鹏接见绝食学生有什么不同？后来我回到学校看电视重播，听到了赵紫阳的著名的“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他讲完后，旁边伸过去的纸笔请老赵签名。看电视的同学一片骂声，“这帮傻X”，“以为是看音乐会呢”。

1989年5月19日傍晚，有人说北京学生已经停止绝食了。我赶到新城广场，听说北京要戒严了，绝食行动已经结束，改为静坐。我马上来到钟楼，同学们仍然在静坐，但军心浮动，有些人甚至觉得要做点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才行。我们几个干部尽力安慰大家不要冲动。后来决定到新城广场集中。

夜已经深了，新城广场却不能安眠。各个学校的老师同学都在讨论何去何从的问题。最终，我们学校的大客车来了，我和很多人一道回到了学校。然后我找了辆自行车，又杀回了新城广场。

很多学校都撤了，但西电没撤。大概有五、六十人仍然在新城广场坚持静坐。

广场上人来人往，大家传递着各种消息。有个政府干部模样的中年妇女对我说：“你们赶紧走吧，我在政府大楼上班，我刚才看见军队已经进了大楼后门。他们随时可能冲出来。”又有个男同志说：“我是省委X X 办公室的，我听说他们要开杀戒了。你知道“四二二”时他们怎么干的吗？你们赶快走吧。”还有人说：“北京已经戒严了，这里也要清场。你们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现在赶紧走吧。”

我们学校党委、团委和学生工作处的老师都在广场，希望能把学生劝回学校，但他们实际很少说话。是呀，这种时候，说什么能劝得动他们呢？

一个年轻人手持半导体扩音器走到省政府大院铁栅栏前，面向省政府进行演说：“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是西安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这是我至今能记住的唯一的一句话。

小易问我：“你回学校吗？”

“我想回去了。现在这儿已经没什么人了（指的是静坐学生）。”

“好吧。”他说着，给了我一张纸条。“这是我的遗书。你先别看，如果我能活着回去，你还把它还给我。”

又有几个同学围过来，把遗书交给我。我知道，他们理解我的胆怯，让我保存遗书，是给我一个临阵脱逃的理由。

我郑重地收起遗书，然后向仍然静坐的同学三鞠躬。我说：“我代表西电的同学向你们表示致敬。”“虽然中国目前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但一个不能代表民意的政党是不会长久的。你们的行动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

我的话刚说完，就听到了骂声，“懦夫”，“怕死鬼，快滚吧”，然而也有理解我的声音“说得好”、“谢谢你”。

我转身找我的自行车，发现党委书记正盯着我。他默默地帮我扶起车，看着我驶离新城广场。

那时，已是凌晨三点。耳边的风冷飕飕的。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