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 初见时我以为他是中国人,拋开举止言谈文化修养等因素,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长相上有多少不同我现在也说不清。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报到后,国际安全研究所主任助理克里斯蒂娜小姐领我去一处称为“工作平
面”的办公领地,给我钥匙后就离开了。所谓工作平面,是指办公空间和桌椅文件柜计算机等物。我给国内的几个朋友发了一些电子邮件,草草熟悉了一下环境就离开了。第二次去办公室时见到纳富中,一开口讲话,我就明白他是日本人,因为日本人讲英语有一种我说不清楚但能分辨清楚的语音和语调。
当时9月上旬天气,纳富中身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衫,留着短发,浓眉方脸,非常精神。一看到我,马上迎上来打招呼,告诉我他的英文名字,然后补充说,他的名字翻译成中文是“纳富中”三个字。
我初到哈佛,除了克里斯蒂娜小姐以外,谁也不认识,纳富中给我的印象是相当热情。他首先简单介绍了自己,然后才问我的情况,我作了简短的介绍,就此相识了。第二天,贝尔法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举行午餐会,从主任阿里森开始,包括负责研究的主任约翰·雷帕特将军以及下属各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济济一堂。大家按照座位次序依次作简短的自我介绍。我和纳富中互相招呼着坐到一起,以致从普林斯顿大学刚到哈佛的张会也以为纳富中是中国人。
纳富中是日本军官,军衔是陆上自卫队即陆军中佐,已在日本前线部队和东京日军总部共服役十四年,在肯尼迪学院学习一年,1999年夏天毕业获得公共事务管理硕士学位,留下来从事国际安全研究,这样便成了我的同事。纳富中的简历显示他越来越走红运,我们认识时(1999秋)他三十七岁,早年他在日本国防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在日本学完陆上自卫队指挥和参谋课程,被选送到日本外交部从事欧洲安全问题研究,并被派往布鲁塞尔任欧洲安全分析专家,他在欧洲密切注视欧洲多边安全框架的发展,两年后返回东京日军总参谋部军备控制处。他参与军备控制项目,负责同周边国家包括中国的军事交流。此外,他还作为双边工作组的核心成员之一全力参与“日美防务合作大纲”的修订。1999-2000年在肯尼迪学院作研究员期间,他主要研究东北亚特别是日-美-中三边安全关系的前景。
研究针对中国
在办公地点,纳富中的桌子和我的桌子相距只有十几步远,同其它研究员同事相比,我们两人交道要多一些,都有去找对方的习惯。纳富中懂得一点中文,能写一手漂亮的汉字。而我则不懂日文,大学时期学了若干平假名片假名之类,都已还给老师了。好在日文里有很多汉字,所以书名大致还是看得懂的。我注意到他的书架上的日文书有《中国的安全战略》、《日本史》、《最终战争时代论》、《日中关系》、《世界史》、《预防外交》、《国际条约集》、《日本国宪法资料集》、《战后日中、美中关系》、《亚洲安全》、《中国的军事力量》、《战争论》和《日本防卫》等,还有若干关于朝鲜半岛的日文书和一些英文专业书及工具书。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务实的、忠实于自己使命的职业军人。同时,他研究的重心所在可以明显显示,日本实际上仍然将中国当作对手。联想到日本猖獗的反华右翼势力的活动,如鼓吹再度“征服”中国,参拜靖国神社,强占中国领土钓鱼岛,积极扩军备战,呼应美国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心头不免沉重。还有,日本的许多战略研究和作战演习,矛头都针对中国,这对在二战中饱受日军蹂躏、丧生三千八百万之多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把高高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我和纳富中的分歧
在一次国际安全研究例会前的交谈中,我向纳富中提出了一个许多中国人都关心的问题:日本的经济实力已经十分雄厚,高居世界第二位,日本军国主义是否会籍此再度崛起侵略中国,重蹈二战覆辙?纳富中沉吟了一下,说:“不会。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日本的民主化程度和教育水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高了许多,新一代军人有觉悟,对过去的惨痛教训多有反思;二是战后虽然保留了天皇,但天皇权力不大,日本执政党派系多,构成互相制约机制,不利于极端主义政客操纵全国政局;三是中国现在的实力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有很大不同。”我又举出日本常有极端右翼分子、有时甚至是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例,说明右翼分子仍然图谋复活军国主义,如果这类人得势执掌国柄,形势堪忧。纳富中说,靖国神社中供奉的虽有战犯,但更多的是一般军人,他们上战场只是执行命令,是无辜的。他还说,如果可能,最好把两者分开祭祀,祭祀一般军人,这样中国就不会反对了。
说实在话,我对纳富中所说不敢苟同。第一,我认为一个国家是否要侵略别国,与年轻人接受的教育水平高低无关,而与国民价值观和国家利益息息相关。日本的制度,天皇只是一个象征,策划战争的是内阁、军部。至于日本执政党派系多也不是始于战后,战前也是如此,而且派系争斗还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化的进程。中国军事实力同二战之前有很大不同倒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这从另一方面也招致日本嫉恨,日本右翼势力总想搞垮中国。
从我们参加名目繁多的学术研讨会的情况看,纳富中对中美、中俄、俄美、中日、朝鲜半岛局势等主题极其感兴趣,总是尽量参加,对非洲、拉美、中亚、中东问题研讨则不感兴趣,几乎从不参加这类活动。有一次,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沈国放到麻省理工学院演讲,他也去参加,回来后还简单地告诉我会场上的情形。
纳富中对中餐很有兴趣,多次对我说中餐既便宜又好吃,他和他的太太每周都要找一个中餐馆大快朵颐一两次。有时还问我波士顿哪些中餐馆做的菜比较道地,我告诉他,我去中餐馆次数不多,就我的经验而言,美国的中餐菜肴风味同中国相差较大,我认为这倒不是移居海外的中国厨师厨技欠佳,而是因为要适合当地老美的口味而不得已“改良”所致。中餐不止是在美国变了味,在我去过的中东非洲一些国家以及西欧的比利时、荷兰等国,中餐的味道也与中国内地有明显差别,这是当地的市场决定的。
身着戎装陪上司
纳富中平常身着便服,只有一次例外,是我们所在的哈佛大学贝尔法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邀请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山口登少将来作题为“日本的导弹防御”的演讲。演讲那天中午他特地对我说,希望我去参加这次活动。(我早就从计算机中看到中心发出的通知,原本就准备参加),他本人则要早走一会到旅馆去接山口登少将。那天的演讲从下午2:30开始,当我进入演讲地点贝尔法中心图书馆时,马上就看到身着戎装的纳富中坐在椭圆型桌子一端的侧面,一声不响地看着他的长官。我在山口登的对面坐定,当天参加研讨会的人不少,图书馆内坐满了人。
贝尔法中心国际安全研究主任米勒主持了这次研讨会,山口登首先讲到日本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情况。1993年9月,美国和日本就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工作小组达成一致,95年1月双方开始进行建立该系统的协商工作,是年5月展开全面研究。到98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同美国进行海军战区导弹系统方面的合作。山口登深知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对日本扩充军备的担忧和反对,所以用不少时间对日美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辩护。他说,弹道导弹防御对日本至关重要,因为弹道导弹正在不断扩散,而日本则没有有效的措施防防御弹道导弹的袭击,由于日本“对中国的行动感到担忧”,所以在96年和99年两次大幅度增加军费。山口登辩解说,日本的防卫政策“纯粹是防御性质”的,日本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有助于日本国防,同时也是反扩散的一种应对措施。他说,朝鲜发射“劳动1号”和“劳动2号”导弹成功,是对日本的威胁,日本要做好反威胁的准备,同美国结盟起到威慑的作用。他还说,尽管东亚地区的“复杂性”干扰日本,但日本今后将继续寻求参与本地区之外的包括维和行动的多边国际活动。总之,他讲的内容除了介绍日本的导弹计划之外,大抵都是为其增加军费扩充军备辩护的。山口登英文不算好,讲话速度也慢,他的陈述用去预定的大部分时间,留给随后的问答时间不多了。
抨击日本将军
主持人米勒提问和评论之后,我开始向山口登提问:“一、你说的东亚地区的‘复杂性’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中国?二、日本的侵略中国的战争给中国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造成千百万中国人死亡,而日本对此毫无反省的表示,还明目张胆在教科书中篡改侵略历史,右翼分子年年参拜靖国神社战犯亡灵,这不仅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也引起了中国人民对日本未来政策走向的忧虑,给未来的中日关系蒙上阴影。鉴于日本过去的侵华罪行,中国人有理由对日本扩军备战的一切行动表示反对并保持警惕。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三、你说日本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目的是针对北朝鲜,但北朝鲜军事力量比日本弱得多,而且朝鲜半岛上还有朝鲜南北关系国家统一的大事,北朝鲜自顾不暇,哪还能对日本构成什为威胁?”
山口登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避开了“东亚地区复杂性”的问题,含含糊糊说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就算过去了。对二战中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他说重要的是向前看,不要老提历史旧账,对国家发展的地区和平才有好处。对右翼势力猖獗和日本内阁中有的阁员参拜靖国身社的问题,他说日本是民主国家,有表达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的自由,且右翼分子数量很少,中国不必过虑。至于北朝鲜,他承认北朝鲜的国力和军事力量都弱于日本,但这并不能说明北朝鲜不会袭击日本,北朝鲜是“无赖国家”,其100多枚导弹对日本构成威胁,日本要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人民,就必须发展导弹防御系统。
我提问之后,另一中国学者张会从导弹技术角度发表评论,说明日本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对付中国。由于我们两个中国人先后提出问题对他的观点进行质疑,主持会议的米勒赶忙限制我们问答的时间,说“不要把学术讨论变成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对话”,要留些时间给别人提问。
那此研讨会上,纳富中坐在我的左侧,始终没说话。大约东方人有这个习惯,上司在座时不宜下属置喙,下属当作谦卑状,以木讷寡言为上策,以博得上司好感。在我看来,他那天就象山口登的侍卫副官。不知是否因为我那天提问过于尖锐,使少将难于应对,纳富中在以后一段时期跟我的谈话明显减少了。
过了2000年寒假,纳富中不断向我诉苦,说作为研究员必须作一次讲座。“这是个问题,”他说,“你知道我的英语多糟糕。”我明白他说的这一点是实情。他的英语特别是口语不好,所以一般来说他在研讨会上很少提问,包括我们这个专业每周一次的“面饼圈会议”(Doughnut Meeting)。
纳富中再论“日本导弹防御”
所谓“面饼圈会议”,是指除寒暑假外每星期三上午10-11时在教堂街50号会议室举行的聚会,该聚会是哈佛国际安全研究专业的内部的松散型会议,可参加也可不参加,大家一边谈一边喝咖啡吃面饼圈和点心,“面饼圈会议”由此得名。会议的内容很杂,有时有主题,由本专业的某个研究员讲一通,然后别人提问,大家讨论。有时没有主题,大家就闲聊一阵。有几次还从别的地方请个学者或教授讲点国际安全范围之外的题目。总之,没有一定之规。我记得开始时,因为不太清楚这种聚会的性质,我和纳富中都不大吭声,而别的人总在那里高谈阔论。随着时间推移,我讲话逐渐增多,好象张狂起来,不时发一番宏论;而纳富中则大体上继续作恭听状。
2000年春季学期一开始,主任助理克里斯蒂娜小姐用电子邮件发出通知,征集本学期每周一次的演讲人,让报名作讲座的人各自报上自己的演讲题目,她要在哈佛大学的网络系统上发布学术活动预告。我当即报上自己准备的题目,被定于2月中旬讲座,开始紧张的研究准备。纳富中问我讲什么题目,我说是“中国人的角度:中东和平进程的困境和前景”。我问他讲什么题目,他说还是日本的导弹防御,但他的文章刚刚开了个头,所以短期内不能作讲座。后来,他的讲座定到了3月中旬,题目是“日本的弹道导弹防御”,讲的还是他的上司山口登少将讲过的题目,只不过加了“弹道”一词。
少将和中佐都在哈佛大学讲同一个题目,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日本军方对弹道导弹的重视以及为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而排除阻力的努力。我认为这个意义大于学术讨论价值本身。
有一段时间,纳富中在家里准备这篇文章,很少到办公室。为了文章的事,他还去了一次华盛顿,访问了一些专家,大概还包括他的那位作日本驻美大使馆武官的上司。3月初的一天,他告诉我说文章已经基本完成了,还需要修改。他说,讲座是个头痛的事,不知谁会提出什么刁钻的问题,而且美国人讲话速度快,对他的英文听力构成一个“挑战”。
纳富中开讲座的那天上午去了办公室一趟,对我说已经准备就绪,作了几次“彩排”,结果表明用52分钟方能讲完。他希望我能去参加,我说一定去捧场,实际上我早就决定要去听他怎么讲,同他的上司有无不同。
纳富中用PowerPoint在屏幕上打出他的文章题目和要点,然后宣读有关章节。我很快发现他讲的内容较其上司大为充实,要点包括:
──弹道导弹的运用;
──冷战期间日本的安全政策;
──冷战后日本的安全政策;
──弹道导弹防御的需要(存在现实而日益严峻的弹道导弹威胁);
──选择方面的考虑(对军备控制的冲击、东北亚安全的困境、北朝鲜导弹威胁、日中关系下滑的可能、迫使中国加强核力量的前景);
──可能产生的冲击;
──经济成本(近期内每年将花费100亿美元购买主要设备)。
在随后的问答中,我从中国对安全关注的角度对山口登的讲座作了一番评论。
再度抨击日本扩充军备
我说,首先,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罪行乃有人类历史以来最残暴者,中国八年抗战,军民伤亡38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因此,中国对日本扩军备战的关切和担忧无论如何都有充足的理由;中国不只是有理由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而且根据国际法有权提出战争索赔。中国有句俗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更何况日本至今不仅拒不认错道歉,而且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表明日本有重新走上军国主义扩张老路的危险。第二,整军备战必定有所针对,必定有假想敌。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力量大大高于日本,而且美国是日本的盟国和保护伞,所以日本针对美国没有可能,美国首先可以排除在外。其次是俄罗斯。俄罗斯虽然比不上原苏联,但其武库比日本仍然大得多、强得多,俄罗斯幅员日本更不可比,因此日本北向异动的可能性也可排除。剩下的是中国和北朝鲜。北朝鲜力量与日本相比太弱,且其有限武力均在统一朝鲜半岛,北朝鲜不是日本的对手,不可能以卵击石主动进攻日本,所以纳富中所说日本针对北朝鲜发展弹道防御乃妄言也。
我的国际安全研究的同事吉姆·瓦尔什(其专业为原子武器管理)等人在发言提问中支持我的观点,说我的分析很有道理,日本的导弹系统明显是针对中国。从力量大小看,朝鲜只有100多个常规弹头,而中国有核武器。纳富中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强调,虽然朝鲜弱,但无人敢保证朝鲜不会用导弹袭击日本。至于其它问题,他仍旧照原来的框架作了一点解释,说“中国朋友过于敏感了,二次世界大战已过去50多年,已经成为历史了。”但他对日本不认罪、否认南京大屠杀等未置一言。
另一中国学者张会对纳富中的陈述评论说,日本面临的威胁并不象所说的那样严重,日本方面提出北朝鲜的导弹威胁,但北朝鲜的军事力量要比日本弱得多,日本的军费世界第二,常规武器处于领先地位,并有美国的核保护伞;而北朝鲜不仅武器装备不如日本,经济状况更是不佳,说北朝鲜对日本构成威胁不能令人信服。此外,1994年美国和北朝鲜达成协议,冻结了北朝鲜的核武器计划,限制北朝鲜的导弹计划,因此北朝鲜构不成威胁。1998年日本发表新的安保战略指针,主要目的是遏制中国。日本说它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用于防御,但这样的导弹系统很容易变成进攻性系统。日本拥有大量的民用钋,很容易制成核武器,日本还有先进的火箭技术,有了核材料,又有运载工具,具备了进攻手段,再建立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使中国的核威慑失去作用,战略失去平衡会带来严重后果。中国人民在二战中备受日本蹂躏,吃尽苦头,面对日本如此扩大军事力量,非常担心是很有道理的。日本说它的防务包括日本和周边地区,但“周边地区”范围不明,没有说是否包括台湾;如果美国和日本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把台湾也包括进去,就会给中国统一造成困难。还有,纳富中认为日本发展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不影响美俄于1972年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并认为美俄条约不影响中国。但实际上不然,日本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影响全球核裁军进程,中国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全球失去战略平衡,美俄两国不再继续裁军。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刘易斯提出质疑,从技术角度看,如果日本真的认为北朝鲜的导弹威胁迫在眉睫,那么日本应该发展萨德系统(即“高层陆基拦截系统”),而不应该搞海上战区防御体系。刘易斯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核武器专家,他的提问戳穿了日本关于建立导弹系统只是针对朝鲜的烟幕。研讨会开始之前纳富中就跟我讲过,刘易斯提出的问题很可能很难解答,结果不出所料。
别人发言评论时,纳富中将问题要点记下来;他还要求提问者讲话速度慢,以便他听清楚。此后,他集中作答,对一些问题作了解释,对另外一些问题则回避了,也许他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而是不便说明。结束的时间很快到了,纳富中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
出了图书馆,走到肯尼迪学院的院子里时,我还在想,纵观历史,人们往往发现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发表这一篇短文能或多或少唤起我国国民的安全忧患意识,但愿历史悲剧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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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办公领地,给我钥匙后就离开了。所谓工作平面,是指办公空间和桌椅文件柜计算机等物。我给国内的几个朋友发了一些电子邮件,草草熟悉了一下环境就离开了。第二次去办公室时见到纳富中,一开口讲话,我就明白他是日本人,因为日本人讲英语有一种我说不清楚但能分辨清楚的语音和语调。
当时9月上旬天气,纳富中身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衫,留着短发,浓眉方脸,非常精神。一看到我,马上迎上来打招呼,告诉我他的英文名字,然后补充说,他的名字翻译成中文是“纳富中”三个字。
我初到哈佛,除了克里斯蒂娜小姐以外,谁也不认识,纳富中给我的印象是相当热情。他首先简单介绍了自己,然后才问我的情况,我作了简短的介绍,就此相识了。第二天,贝尔法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举行午餐会,从主任阿里森开始,包括负责研究的主任约翰·雷帕特将军以及下属各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济济一堂。大家按照座位次序依次作简短的自我介绍。我和纳富中互相招呼着坐到一起,以致从普林斯顿大学刚到哈佛的张会也以为纳富中是中国人。
纳富中是日本军官,军衔是陆上自卫队即陆军中佐,已在日本前线部队和东京日军总部共服役十四年,在肯尼迪学院学习一年,1999年夏天毕业获得公共事务管理硕士学位,留下来从事国际安全研究,这样便成了我的同事。纳富中的简历显示他越来越走红运,我们认识时(1999秋)他三十七岁,早年他在日本国防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在日本学完陆上自卫队指挥和参谋课程,被选送到日本外交部从事欧洲安全问题研究,并被派往布鲁塞尔任欧洲安全分析专家,他在欧洲密切注视欧洲多边安全框架的发展,两年后返回东京日军总参谋部军备控制处。他参与军备控制项目,负责同周边国家包括中国的军事交流。此外,他还作为双边工作组的核心成员之一全力参与“日美防务合作大纲”的修订。1999-2000年在肯尼迪学院作研究员期间,他主要研究东北亚特别是日-美-中三边安全关系的前景。
研究针对中国
在办公地点,纳富中的桌子和我的桌子相距只有十几步远,同其它研究员同事相比,我们两人交道要多一些,都有去找对方的习惯。纳富中懂得一点中文,能写一手漂亮的汉字。而我则不懂日文,大学时期学了若干平假名片假名之类,都已还给老师了。好在日文里有很多汉字,所以书名大致还是看得懂的。我注意到他的书架上的日文书有《中国的安全战略》、《日本史》、《最终战争时代论》、《日中关系》、《世界史》、《预防外交》、《国际条约集》、《日本国宪法资料集》、《战后日中、美中关系》、《亚洲安全》、《中国的军事力量》、《战争论》和《日本防卫》等,还有若干关于朝鲜半岛的日文书和一些英文专业书及工具书。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务实的、忠实于自己使命的职业军人。同时,他研究的重心所在可以明显显示,日本实际上仍然将中国当作对手。联想到日本猖獗的反华右翼势力的活动,如鼓吹再度“征服”中国,参拜靖国神社,强占中国领土钓鱼岛,积极扩军备战,呼应美国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心头不免沉重。还有,日本的许多战略研究和作战演习,矛头都针对中国,这对在二战中饱受日军蹂躏、丧生三千八百万之多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把高高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我和纳富中的分歧
在一次国际安全研究例会前的交谈中,我向纳富中提出了一个许多中国人都关心的问题:日本的经济实力已经十分雄厚,高居世界第二位,日本军国主义是否会籍此再度崛起侵略中国,重蹈二战覆辙?纳富中沉吟了一下,说:“不会。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日本的民主化程度和教育水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高了许多,新一代军人有觉悟,对过去的惨痛教训多有反思;二是战后虽然保留了天皇,但天皇权力不大,日本执政党派系多,构成互相制约机制,不利于极端主义政客操纵全国政局;三是中国现在的实力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有很大不同。”我又举出日本常有极端右翼分子、有时甚至是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例,说明右翼分子仍然图谋复活军国主义,如果这类人得势执掌国柄,形势堪忧。纳富中说,靖国神社中供奉的虽有战犯,但更多的是一般军人,他们上战场只是执行命令,是无辜的。他还说,如果可能,最好把两者分开祭祀,祭祀一般军人,这样中国就不会反对了。
说实在话,我对纳富中所说不敢苟同。第一,我认为一个国家是否要侵略别国,与年轻人接受的教育水平高低无关,而与国民价值观和国家利益息息相关。日本的制度,天皇只是一个象征,策划战争的是内阁、军部。至于日本执政党派系多也不是始于战后,战前也是如此,而且派系争斗还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化的进程。中国军事实力同二战之前有很大不同倒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这从另一方面也招致日本嫉恨,日本右翼势力总想搞垮中国。
从我们参加名目繁多的学术研讨会的情况看,纳富中对中美、中俄、俄美、中日、朝鲜半岛局势等主题极其感兴趣,总是尽量参加,对非洲、拉美、中亚、中东问题研讨则不感兴趣,几乎从不参加这类活动。有一次,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沈国放到麻省理工学院演讲,他也去参加,回来后还简单地告诉我会场上的情形。
纳富中对中餐很有兴趣,多次对我说中餐既便宜又好吃,他和他的太太每周都要找一个中餐馆大快朵颐一两次。有时还问我波士顿哪些中餐馆做的菜比较道地,我告诉他,我去中餐馆次数不多,就我的经验而言,美国的中餐菜肴风味同中国相差较大,我认为这倒不是移居海外的中国厨师厨技欠佳,而是因为要适合当地老美的口味而不得已“改良”所致。中餐不止是在美国变了味,在我去过的中东非洲一些国家以及西欧的比利时、荷兰等国,中餐的味道也与中国内地有明显差别,这是当地的市场决定的。
身着戎装陪上司
纳富中平常身着便服,只有一次例外,是我们所在的哈佛大学贝尔法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邀请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山口登少将来作题为“日本的导弹防御”的演讲。演讲那天中午他特地对我说,希望我去参加这次活动。(我早就从计算机中看到中心发出的通知,原本就准备参加),他本人则要早走一会到旅馆去接山口登少将。那天的演讲从下午2:30开始,当我进入演讲地点贝尔法中心图书馆时,马上就看到身着戎装的纳富中坐在椭圆型桌子一端的侧面,一声不响地看着他的长官。我在山口登的对面坐定,当天参加研讨会的人不少,图书馆内坐满了人。
贝尔法中心国际安全研究主任米勒主持了这次研讨会,山口登首先讲到日本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情况。1993年9月,美国和日本就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工作小组达成一致,95年1月双方开始进行建立该系统的协商工作,是年5月展开全面研究。到98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同美国进行海军战区导弹系统方面的合作。山口登深知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对日本扩充军备的担忧和反对,所以用不少时间对日美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辩护。他说,弹道导弹防御对日本至关重要,因为弹道导弹正在不断扩散,而日本则没有有效的措施防防御弹道导弹的袭击,由于日本“对中国的行动感到担忧”,所以在96年和99年两次大幅度增加军费。山口登辩解说,日本的防卫政策“纯粹是防御性质”的,日本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有助于日本国防,同时也是反扩散的一种应对措施。他说,朝鲜发射“劳动1号”和“劳动2号”导弹成功,是对日本的威胁,日本要做好反威胁的准备,同美国结盟起到威慑的作用。他还说,尽管东亚地区的“复杂性”干扰日本,但日本今后将继续寻求参与本地区之外的包括维和行动的多边国际活动。总之,他讲的内容除了介绍日本的导弹计划之外,大抵都是为其增加军费扩充军备辩护的。山口登英文不算好,讲话速度也慢,他的陈述用去预定的大部分时间,留给随后的问答时间不多了。
抨击日本将军
主持人米勒提问和评论之后,我开始向山口登提问:“一、你说的东亚地区的‘复杂性’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中国?二、日本的侵略中国的战争给中国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造成千百万中国人死亡,而日本对此毫无反省的表示,还明目张胆在教科书中篡改侵略历史,右翼分子年年参拜靖国神社战犯亡灵,这不仅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也引起了中国人民对日本未来政策走向的忧虑,给未来的中日关系蒙上阴影。鉴于日本过去的侵华罪行,中国人有理由对日本扩军备战的一切行动表示反对并保持警惕。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三、你说日本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目的是针对北朝鲜,但北朝鲜军事力量比日本弱得多,而且朝鲜半岛上还有朝鲜南北关系国家统一的大事,北朝鲜自顾不暇,哪还能对日本构成什为威胁?”
山口登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避开了“东亚地区复杂性”的问题,含含糊糊说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就算过去了。对二战中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他说重要的是向前看,不要老提历史旧账,对国家发展的地区和平才有好处。对右翼势力猖獗和日本内阁中有的阁员参拜靖国身社的问题,他说日本是民主国家,有表达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的自由,且右翼分子数量很少,中国不必过虑。至于北朝鲜,他承认北朝鲜的国力和军事力量都弱于日本,但这并不能说明北朝鲜不会袭击日本,北朝鲜是“无赖国家”,其100多枚导弹对日本构成威胁,日本要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人民,就必须发展导弹防御系统。
我提问之后,另一中国学者张会从导弹技术角度发表评论,说明日本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对付中国。由于我们两个中国人先后提出问题对他的观点进行质疑,主持会议的米勒赶忙限制我们问答的时间,说“不要把学术讨论变成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对话”,要留些时间给别人提问。
那此研讨会上,纳富中坐在我的左侧,始终没说话。大约东方人有这个习惯,上司在座时不宜下属置喙,下属当作谦卑状,以木讷寡言为上策,以博得上司好感。在我看来,他那天就象山口登的侍卫副官。不知是否因为我那天提问过于尖锐,使少将难于应对,纳富中在以后一段时期跟我的谈话明显减少了。
过了2000年寒假,纳富中不断向我诉苦,说作为研究员必须作一次讲座。“这是个问题,”他说,“你知道我的英语多糟糕。”我明白他说的这一点是实情。他的英语特别是口语不好,所以一般来说他在研讨会上很少提问,包括我们这个专业每周一次的“面饼圈会议”(Doughnut Meeting)。
纳富中再论“日本导弹防御”
所谓“面饼圈会议”,是指除寒暑假外每星期三上午10-11时在教堂街50号会议室举行的聚会,该聚会是哈佛国际安全研究专业的内部的松散型会议,可参加也可不参加,大家一边谈一边喝咖啡吃面饼圈和点心,“面饼圈会议”由此得名。会议的内容很杂,有时有主题,由本专业的某个研究员讲一通,然后别人提问,大家讨论。有时没有主题,大家就闲聊一阵。有几次还从别的地方请个学者或教授讲点国际安全范围之外的题目。总之,没有一定之规。我记得开始时,因为不太清楚这种聚会的性质,我和纳富中都不大吭声,而别的人总在那里高谈阔论。随着时间推移,我讲话逐渐增多,好象张狂起来,不时发一番宏论;而纳富中则大体上继续作恭听状。
2000年春季学期一开始,主任助理克里斯蒂娜小姐用电子邮件发出通知,征集本学期每周一次的演讲人,让报名作讲座的人各自报上自己的演讲题目,她要在哈佛大学的网络系统上发布学术活动预告。我当即报上自己准备的题目,被定于2月中旬讲座,开始紧张的研究准备。纳富中问我讲什么题目,我说是“中国人的角度:中东和平进程的困境和前景”。我问他讲什么题目,他说还是日本的导弹防御,但他的文章刚刚开了个头,所以短期内不能作讲座。后来,他的讲座定到了3月中旬,题目是“日本的弹道导弹防御”,讲的还是他的上司山口登少将讲过的题目,只不过加了“弹道”一词。
少将和中佐都在哈佛大学讲同一个题目,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日本军方对弹道导弹的重视以及为建立“弹道导弹防御体系”而排除阻力的努力。我认为这个意义大于学术讨论价值本身。
有一段时间,纳富中在家里准备这篇文章,很少到办公室。为了文章的事,他还去了一次华盛顿,访问了一些专家,大概还包括他的那位作日本驻美大使馆武官的上司。3月初的一天,他告诉我说文章已经基本完成了,还需要修改。他说,讲座是个头痛的事,不知谁会提出什么刁钻的问题,而且美国人讲话速度快,对他的英文听力构成一个“挑战”。
纳富中开讲座的那天上午去了办公室一趟,对我说已经准备就绪,作了几次“彩排”,结果表明用52分钟方能讲完。他希望我能去参加,我说一定去捧场,实际上我早就决定要去听他怎么讲,同他的上司有无不同。
纳富中用PowerPoint在屏幕上打出他的文章题目和要点,然后宣读有关章节。我很快发现他讲的内容较其上司大为充实,要点包括:
──弹道导弹的运用;
──冷战期间日本的安全政策;
──冷战后日本的安全政策;
──弹道导弹防御的需要(存在现实而日益严峻的弹道导弹威胁);
──选择方面的考虑(对军备控制的冲击、东北亚安全的困境、北朝鲜导弹威胁、日中关系下滑的可能、迫使中国加强核力量的前景);
──可能产生的冲击;
──经济成本(近期内每年将花费100亿美元购买主要设备)。
在随后的问答中,我从中国对安全关注的角度对山口登的讲座作了一番评论。
再度抨击日本扩充军备
我说,首先,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罪行乃有人类历史以来最残暴者,中国八年抗战,军民伤亡38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因此,中国对日本扩军备战的关切和担忧无论如何都有充足的理由;中国不只是有理由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而且根据国际法有权提出战争索赔。中国有句俗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更何况日本至今不仅拒不认错道歉,而且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表明日本有重新走上军国主义扩张老路的危险。第二,整军备战必定有所针对,必定有假想敌。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力量大大高于日本,而且美国是日本的盟国和保护伞,所以日本针对美国没有可能,美国首先可以排除在外。其次是俄罗斯。俄罗斯虽然比不上原苏联,但其武库比日本仍然大得多、强得多,俄罗斯幅员日本更不可比,因此日本北向异动的可能性也可排除。剩下的是中国和北朝鲜。北朝鲜力量与日本相比太弱,且其有限武力均在统一朝鲜半岛,北朝鲜不是日本的对手,不可能以卵击石主动进攻日本,所以纳富中所说日本针对北朝鲜发展弹道防御乃妄言也。
我的国际安全研究的同事吉姆·瓦尔什(其专业为原子武器管理)等人在发言提问中支持我的观点,说我的分析很有道理,日本的导弹系统明显是针对中国。从力量大小看,朝鲜只有100多个常规弹头,而中国有核武器。纳富中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强调,虽然朝鲜弱,但无人敢保证朝鲜不会用导弹袭击日本。至于其它问题,他仍旧照原来的框架作了一点解释,说“中国朋友过于敏感了,二次世界大战已过去50多年,已经成为历史了。”但他对日本不认罪、否认南京大屠杀等未置一言。
另一中国学者张会对纳富中的陈述评论说,日本面临的威胁并不象所说的那样严重,日本方面提出北朝鲜的导弹威胁,但北朝鲜的军事力量要比日本弱得多,日本的军费世界第二,常规武器处于领先地位,并有美国的核保护伞;而北朝鲜不仅武器装备不如日本,经济状况更是不佳,说北朝鲜对日本构成威胁不能令人信服。此外,1994年美国和北朝鲜达成协议,冻结了北朝鲜的核武器计划,限制北朝鲜的导弹计划,因此北朝鲜构不成威胁。1998年日本发表新的安保战略指针,主要目的是遏制中国。日本说它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用于防御,但这样的导弹系统很容易变成进攻性系统。日本拥有大量的民用钋,很容易制成核武器,日本还有先进的火箭技术,有了核材料,又有运载工具,具备了进攻手段,再建立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使中国的核威慑失去作用,战略失去平衡会带来严重后果。中国人民在二战中备受日本蹂躏,吃尽苦头,面对日本如此扩大军事力量,非常担心是很有道理的。日本说它的防务包括日本和周边地区,但“周边地区”范围不明,没有说是否包括台湾;如果美国和日本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把台湾也包括进去,就会给中国统一造成困难。还有,纳富中认为日本发展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不影响美俄于1972年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并认为美俄条约不影响中国。但实际上不然,日本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影响全球核裁军进程,中国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全球失去战略平衡,美俄两国不再继续裁军。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刘易斯提出质疑,从技术角度看,如果日本真的认为北朝鲜的导弹威胁迫在眉睫,那么日本应该发展萨德系统(即“高层陆基拦截系统”),而不应该搞海上战区防御体系。刘易斯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核武器专家,他的提问戳穿了日本关于建立导弹系统只是针对朝鲜的烟幕。研讨会开始之前纳富中就跟我讲过,刘易斯提出的问题很可能很难解答,结果不出所料。
别人发言评论时,纳富中将问题要点记下来;他还要求提问者讲话速度慢,以便他听清楚。此后,他集中作答,对一些问题作了解释,对另外一些问题则回避了,也许他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而是不便说明。结束的时间很快到了,纳富中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
出了图书馆,走到肯尼迪学院的院子里时,我还在想,纵观历史,人们往往发现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发表这一篇短文能或多或少唤起我国国民的安全忧患意识,但愿历史悲剧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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