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中國人的聰明似乎不容質疑。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問一問，中國人是否在任何一方面都聰明，還是只在一些領域聰明，在另一些領域不那麼聰明。或者在一些領域有無數的小聰明，而不具備大智慧。如果中國人在每一方面都聰明絕頂，大智大覺的話，為甚麼中國人在近代長期被動、挨打，為甚麼長期跳不出充滿暴力和血腥的治亂循環的怪圈？為甚麼經過漫長的五千年，中國至今仍是個發展中國家？為甚麼中國被只有幾百年歷史的國家，甚至幾十年歷史的國家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上遠遠甩在後面？從上述問題看，中國人在聰明的同時一定還在另一些地方不夠聰明，缺乏大智慧，甚至是十分糊涂。如果把這些領域找出來，至少對中國人重新認識自己的聰明是十分有益的。
也許在這裏很難把這些領域一一理遍，但至少從上面的由實物名分到權利自由的轉變這一脈絡中可以找到一些線索。我個人以為，中國人的聰明更多的是體現在私生活中。在琴棋書畫、在詩詞歌賦、在飲食的制作中、在日常交往中。即便在這些領域，有些時候與其說聰明，不如說滑頭；與其說聰明，不如說世故；與其說聰明，不如說犬儒；與其說聰明，不如說沒有遠見，缺乏大智慧。另一方面，在公共領域，中國人的聰明和智慧卻有嚴重的欠缺。普通的中國人貪了經濟小便宜，耍了小聰明，吃了制度上的大虧，上了政治上的大當，而長期不自知。有時作賤到不把自己當人的程度。即使是知識分子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中，也更願意把自己當作受他人所用的“才”，而沒想到把自己當作自己的主人、自己支配自己的命運、自己是自己的目的、自己為自己而活著的個人。
二十年前，中國恢復了高考，其理由是“人才青黃不接，國家需要人才”，我也曾深為自己有機會能站出來讓國家挑選感到驕傲，因被國家當成人才而感恩不盡。對“人才”的觀念從沒有任何質疑。二十年後，當我從電視片中再次看到、聽到恢復高考的這一理由時，我突然間產生了一種疑惑﹕如果國家不需要人才，那麼，就可以不恢復高考嗎？就不需要青年去學習、去受教育了嗎？或者說，如果這一理由成立，如果受教育不是每個青年獨立於國家的權利，如果國家感到人才充足或是過剩，或是培養的人才有問題，那麼，就像曾經發生過的那樣，高考就可以隨時被堂堂正正地終止了嗎？當時最流行的比喻是“伯樂與千里馬”。難道每個青年活著的目的就是去充當國家馬廄中的一匹“好馬”嗎？如果國家不需要“馬”了，青年成為“馬”的機會也就喪失了。如果自己把自己當馬的話，別人根本就沒有必要把你當人。這裏國家被看成了至高無上的人格神，而作為人才的個人不過是供其騎乘的好馬。然而，如果個人僅僅是“國家”（其實是統治者）的工具，每麼個人的自由尊嚴、獨立的人格怎能得到保障？這種以國家的需要為最高的需要，以國家的理由為最高的理由的國家主義觀念早在數世紀前就被駁得體無完膚，而在今天的中國仍大行其道。如果二十年前這一觀念未可厚非的話，那麼，我們今天還能如此坦然地重述、堅持這一觀念嗎？如果個人僅僅是抽象“國家”的工具，個人的生命還有其獨立的尊嚴和價值嗎？
也許中國人真的聰明、智慧。但是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很少有人把這種聰明和智慧大規模地集中用於去探索聰明的制度。也許在另外一些地方，人們或許不如中國人精明，但是，他們把最稀缺的智慧用在了最寶貴的地方。早在公元前的世紀，古希臘人的智慧就發現，享有絕對權力的政府是變態的政體，靠用政府的力量來消滅私人財產來實現正義的想法是愚蠢的念頭。早在十三世紀，中國人以外的一些人的智慧就找到了用法律來限制王權，在十七、十八世紀的舊大陸和新大陸的一些國家實現了市場經濟及與之相配套的有限政府。而在離二十一世紀還短短幾年的今天，我們仍然在為是否要實行市場經濟爭論不休。連那些最堅定的擁護市場經濟的人在鼓吹市場經濟的時候也不得不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談到財產權和經濟自由時，更是腰不直、氣不壯。由於中國人在一些最重要的領域沒有表現出大智慧，落後的制度與聰明的中國人之間的尷尬就毫不令人驚訝了。
中國人向來以精於商業核算著稱。從歷史上看，中國人的政治頭腦也不簡單。尤其擅長鑽營與算計。但是，對不同政治制度的不同成本卻從未用其商業頭腦作過認真周密地核算，以致世世代代吃盡無窮的苦頭、付出無盡的代價而不自知。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吾土與吾民》的作者林語堂先生就指出，中國人只期待仁慈的領袖而不關心構建捍衛其權利與自由的制度，以致有千千萬萬這樣的事例﹕“人民圍著一位剛剛離任的，坐轎子的長官，跪在地上，眼裏浸滿了感激的淚水。這就是中國人感恩戴德最好的證明，是中國官吏所施恩惠的最好例子。人民只知道這是恩惠，不知道這是中國官吏們應該做的事。”他還發現中國人對無限政府與暴政的寬容與耐心就像中國的景泰藍一樣舉世無雙。不知道這種寬容與耐心是出自大度，還是出自無知。如果是出自大度，為甚麼一向斤斤計較的人在這一方面卻反於常態；如果是無知的話，又怎麼能說中國人聰明？如果中國人真的聰明的話，為甚麼不關心政治，不關心政義？為甚麼不在意自由與權利，只關心沒有權利便朝夕不保的財產與權力？為甚麼不去探索能夠發揮而不是壓制所有中國人聰明才智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
在聰明與愚笨、人與制度之間有一些常被人們忽略的重要搭配。有愚笨的人與高明的制度相搭配，也有聰明的人與低劣的制度相搭配。當然，最好的搭配是聰明的人與高明的制度相搭配，最壞的搭配則是愚笨的人與低劣的制度相搭配。在中國，人與制度的搭配雖不是最壞的，但也絕不是最好的。如果最壞的搭配很容易避免，而最好的搭配又很難實現的話，那我個人以為，寧願選擇愚笨的人與高明的制度之間的搭配。以對待聰明的態度來衡量，最愚笨的制度是那些讓個別人的聰明才智壓過所有人的聰明才智的制度，中國有一句形象的說法用於形容這種制度最恰當不過﹕“武大郎開店”。高明的制度是那些讓每一個似乎是不太高明的普通人把自己的才智都充分地發揮出來的制度。如此看來，人的聰明與愚笨遠遠不如制度的高明與低劣重要。再聰明的民族，一旦這種聰明才智被壓制了，或者在最重要的方面沒有表現出來，這種聰明如果不是形同虛設的話，那麼，也只是聊勝於無。而在高明的制度下，不管人聰明與否，若能把僅有的才智充分調動出來，倒也蔚為可觀，受益良多。如果中國人真的聰明，必須拿出最重要的證據來，這就是演化出一套高明的制度。聰明的最重要的表現應當是善於把稀缺的智慧用在制度的刀刃上。憲政與法治之下的自由民主以及有限政府則是迄今為止被人類的智慧所發現的最為高明的政治制度。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也許在這裏很難把這些領域一一理遍，但至少從上面的由實物名分到權利自由的轉變這一脈絡中可以找到一些線索。我個人以為，中國人的聰明更多的是體現在私生活中。在琴棋書畫、在詩詞歌賦、在飲食的制作中、在日常交往中。即便在這些領域，有些時候與其說聰明，不如說滑頭；與其說聰明，不如說世故；與其說聰明，不如說犬儒；與其說聰明，不如說沒有遠見，缺乏大智慧。另一方面，在公共領域，中國人的聰明和智慧卻有嚴重的欠缺。普通的中國人貪了經濟小便宜，耍了小聰明，吃了制度上的大虧，上了政治上的大當，而長期不自知。有時作賤到不把自己當人的程度。即使是知識分子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中，也更願意把自己當作受他人所用的“才”，而沒想到把自己當作自己的主人、自己支配自己的命運、自己是自己的目的、自己為自己而活著的個人。
二十年前，中國恢復了高考，其理由是“人才青黃不接，國家需要人才”，我也曾深為自己有機會能站出來讓國家挑選感到驕傲，因被國家當成人才而感恩不盡。對“人才”的觀念從沒有任何質疑。二十年後，當我從電視片中再次看到、聽到恢復高考的這一理由時，我突然間產生了一種疑惑﹕如果國家不需要人才，那麼，就可以不恢復高考嗎？就不需要青年去學習、去受教育了嗎？或者說，如果這一理由成立，如果受教育不是每個青年獨立於國家的權利，如果國家感到人才充足或是過剩，或是培養的人才有問題，那麼，就像曾經發生過的那樣，高考就可以隨時被堂堂正正地終止了嗎？當時最流行的比喻是“伯樂與千里馬”。難道每個青年活著的目的就是去充當國家馬廄中的一匹“好馬”嗎？如果國家不需要“馬”了，青年成為“馬”的機會也就喪失了。如果自己把自己當馬的話，別人根本就沒有必要把你當人。這裏國家被看成了至高無上的人格神，而作為人才的個人不過是供其騎乘的好馬。然而，如果個人僅僅是“國家”（其實是統治者）的工具，每麼個人的自由尊嚴、獨立的人格怎能得到保障？這種以國家的需要為最高的需要，以國家的理由為最高的理由的國家主義觀念早在數世紀前就被駁得體無完膚，而在今天的中國仍大行其道。如果二十年前這一觀念未可厚非的話，那麼，我們今天還能如此坦然地重述、堅持這一觀念嗎？如果個人僅僅是抽象“國家”的工具，個人的生命還有其獨立的尊嚴和價值嗎？
也許中國人真的聰明、智慧。但是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很少有人把這種聰明和智慧大規模地集中用於去探索聰明的制度。也許在另外一些地方，人們或許不如中國人精明，但是，他們把最稀缺的智慧用在了最寶貴的地方。早在公元前的世紀，古希臘人的智慧就發現，享有絕對權力的政府是變態的政體，靠用政府的力量來消滅私人財產來實現正義的想法是愚蠢的念頭。早在十三世紀，中國人以外的一些人的智慧就找到了用法律來限制王權，在十七、十八世紀的舊大陸和新大陸的一些國家實現了市場經濟及與之相配套的有限政府。而在離二十一世紀還短短幾年的今天，我們仍然在為是否要實行市場經濟爭論不休。連那些最堅定的擁護市場經濟的人在鼓吹市場經濟的時候也不得不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談到財產權和經濟自由時，更是腰不直、氣不壯。由於中國人在一些最重要的領域沒有表現出大智慧，落後的制度與聰明的中國人之間的尷尬就毫不令人驚訝了。
中國人向來以精於商業核算著稱。從歷史上看，中國人的政治頭腦也不簡單。尤其擅長鑽營與算計。但是，對不同政治制度的不同成本卻從未用其商業頭腦作過認真周密地核算，以致世世代代吃盡無窮的苦頭、付出無盡的代價而不自知。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吾土與吾民》的作者林語堂先生就指出，中國人只期待仁慈的領袖而不關心構建捍衛其權利與自由的制度，以致有千千萬萬這樣的事例﹕“人民圍著一位剛剛離任的，坐轎子的長官，跪在地上，眼裏浸滿了感激的淚水。這就是中國人感恩戴德最好的證明，是中國官吏所施恩惠的最好例子。人民只知道這是恩惠，不知道這是中國官吏們應該做的事。”他還發現中國人對無限政府與暴政的寬容與耐心就像中國的景泰藍一樣舉世無雙。不知道這種寬容與耐心是出自大度，還是出自無知。如果是出自大度，為甚麼一向斤斤計較的人在這一方面卻反於常態；如果是無知的話，又怎麼能說中國人聰明？如果中國人真的聰明的話，為甚麼不關心政治，不關心政義？為甚麼不在意自由與權利，只關心沒有權利便朝夕不保的財產與權力？為甚麼不去探索能夠發揮而不是壓制所有中國人聰明才智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
在聰明與愚笨、人與制度之間有一些常被人們忽略的重要搭配。有愚笨的人與高明的制度相搭配，也有聰明的人與低劣的制度相搭配。當然，最好的搭配是聰明的人與高明的制度相搭配，最壞的搭配則是愚笨的人與低劣的制度相搭配。在中國，人與制度的搭配雖不是最壞的，但也絕不是最好的。如果最壞的搭配很容易避免，而最好的搭配又很難實現的話，那我個人以為，寧願選擇愚笨的人與高明的制度之間的搭配。以對待聰明的態度來衡量，最愚笨的制度是那些讓個別人的聰明才智壓過所有人的聰明才智的制度，中國有一句形象的說法用於形容這種制度最恰當不過﹕“武大郎開店”。高明的制度是那些讓每一個似乎是不太高明的普通人把自己的才智都充分地發揮出來的制度。如此看來，人的聰明與愚笨遠遠不如制度的高明與低劣重要。再聰明的民族，一旦這種聰明才智被壓制了，或者在最重要的方面沒有表現出來，這種聰明如果不是形同虛設的話，那麼，也只是聊勝於無。而在高明的制度下，不管人聰明與否，若能把僅有的才智充分調動出來，倒也蔚為可觀，受益良多。如果中國人真的聰明，必須拿出最重要的證據來，這就是演化出一套高明的制度。聰明的最重要的表現應當是善於把稀缺的智慧用在制度的刀刃上。憲政與法治之下的自由民主以及有限政府則是迄今為止被人類的智慧所發現的最為高明的政治制度。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