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我向你们的良知呼唤——何新在北京大学对1990届毕业生的演讲
说明：1990年6月，应北京大学党委及学生工作部邀请， 何新对1990年应届毕业生做了一次毕业前政治演讲。当时学生仍处在较严重的对立情绪中（6月4日曾发生事件）。何新事后说，那次演讲是他生平所经历最惊心动魄，也最艰难的场面之一。
时间：1990年6月24日上午9－12时
地点：北大礼堂
一、开场白
（何新入场登讲台。满场哄闹。有人故意敲椅子，有嘲骂声，大声嘘和吹口哨）
看来大家很不欢迎我。
（学生笑，起哄。有人喊：“那你还来？”）
我没上过大学，可是跟北大好像还真有点缘分，认1985年以来，每年总有机会来此讲一次。
（学生哄笑，嘘。口哨。有人喊：“话筒靠近点，后面听不见”）
（靠近话筒）上一次来，我记得是去年四月份，在那个电教报告厅。从那次到现在，过了一年多。这一年当中，北大、中国、世界都发生了很多事情。今天重来此地，感慨良多。什么感慨呢？我知道，我此时到此地来，不合时宜……（有学生喊：“对！”“你还有自知之明！”鼓掌，笑声、嘘声）
但我今天既然来，就是准备上这个炉子烤。正如《三国演义》里说的……
（嘘声。有人喊：“你想舌战群儒吗？——“他是来单刀赴会！”）
我来之前，曾经有朋友劝我……
（有学生大声喊：“我们也劝你别来！”笑声，哄闹，鼓倒掌）
劝我的人说，你现在到北大干嘛去呀！“六·四”那天刚出了事情。老实讲，临来前，我也忧心忡仲。现在坐在这看着大家。……我心情很沉重。
（学生哄，笑，喊：“你沉重什么呀？”）
说句实在话，我来是想跟你们交流一下想法，刚才那位老师说，请我来是给你们作思想教育……
（学生大哗，笑声，嘘声，鼓倒掌）
你们笑，我也觉得可笑，我这个人自己受的教育还不完备，大学都没读完，我哪有资格教育你们呢？我来，就是想和大家说说心里话……
（有学生喊：“说吧！”有学生喊：“有屁快放！”“看你还能说什么？”……）
我刚才进来时听到有人骂我。骂，对我可不新鲜，我这个人挨骂是挨惯了。现在我的这个骂名呀，似乎传遍了全世界。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一点材料……
（学生大笑，鼓掌）
（举起材料给大家看）这是《纽约时报》。这么大一张照片，世界性的报纸，题目是“A Defender of Deng Tells Why He Is”（一个邓的卫道士陈述他为什么这么做）。
（学生笑，哄闹声）
这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这么大的照片。题目“一个保守主义者如是说。”（学生大笑，叫好，鼓掌）
（也笑）我就知道你们会喝倒彩。我还带来一些信（举信），你们想骂人，骂得可能不痛快。听听这些信，也许正是你们想骂的。先读一封匿名信：“何新，你是中国民主精神的叛徒，你是中国知识界的败类！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审判团，对你从精神到肉体宣判死刑。”
（全场哄笑，大声鼓掌，喝彩）
别急，还没念完呢：“我们要绞死你、砸烂你的狗头！让你下油锅。你做好准备吧！”署名“中国知识分子锄奸团”，1989年8月1日。这是典型的文革语言。
（大声哄笑、鼓掌）
还有更漂亮的呢（又举起一封信）：“何新，你这只卑鄙无耻、卖身投靠的哈巴狗，你将永远被钉在文明的耻辱柱上。如有可能，我操你妈，再生一个人作何新！”
（笑声。台下有人大声说：“这有点太过分了！”）
他还说：“有胆量的话你可以举报。”放心，我不会举报。。这信我得留着，这是宝贝，纪念品。花钱还买不着，哪舍得交公安局？
（举起一张有漫画的信纸）再看这件，这是艺术品！（读：）“何新，不老实的人，即使做了老实的事也不会赢得人的信任（作者是在引用去年8月间上海一张小报上骂我的话）。你的大作我们都在《中国青年报》上拜读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耻笑你，骂你是条疯狗，时机一到就想咬人。而我认为你充其量不过是一条劣等的疯狗。”署名：“一名大学本科读完的人。”这是暗示本人没上完大学。我不知道写这个信的人是否今天在座？
（学生交头接耳，叽喳议论，渐静）
去年到今年这一年当中，发生了这么多的事。让人如何不感慨啊！如果你们有兴趣。我还可以给你们念，看港台和老外的文章怎么骂。如今我里外不是人。这么挨骂，可我还是来了。干嘛来呢？来，当然不是希望来找骂的。有人现在传说，说何某现在做大官了。什么官呢？说鄙人要当社科院的副院长。还有这样那样的说法。我想在座的可能都听说过。这真应了古人一句诗：“于今腐鼠成滋味，猜疑鲲鹏议不休。”
可我告诉你们，如果何新真当上了什么官，你们可以任意拉一帮人，去把我家的大门扒掉。
（学生议论，笑，“这要犯罪啊，谁敢扒呀！”）
敢不敢，那是你的事。我的意思是，第一本人从来不想当官，第二我也不可能当官。其实我的处境是两面受困。洋老爷骂我是邓的走狗；另有人骂我是漏网的“精英”。各种匿名信写给中央，据说还有从美国寄过来的。当然自称不是搞“民主”的精英，署名是“海外爱国人士”。揭发我一贯搞自由化，整理出我所有著作里面的自由化言论，寄给各个有关部门。就我听说的呀，材料至少有这么厚一叠。所以我的日子并不好过。说不定哪天也会点我的名。
可是尽管如此，八面来风，我呢，清夜扪心，问心无愧，还是睡得踏踏实实。检点平生，我是既不懊悔，又无遗憾。仍然坚持我的观点，坚持我的立场。为什么？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的。
（会场稍静）
今天来，我是想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说，一个人不是想当官，不想往上爬，人们就会问：那你干嘛要帮共产党的忙？不是叫“走狗”嘛？为什么要做走狗啊？好吧，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
当然，我不想给大家搞什么思想教育，我也不会。我不是共产党员，也没做过政工干部。退一步说，我从来倒都是受教育的对象。那么有人就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今天坐在这个台子上啊？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啊？
有什么资格？不是以什么学者的资格，什么头衔的资格——这一套我从来蔑视之。就以我是一个中国人的资格！中国今天面临着危险，重大的危险！威胁你们，也威胁到我，威胁到每一个中国人！所以我不能不说话！
（会场稍肃静）
从去年4月到今天，我一直注视着你们。我知道你们有人怨恨我，因为我反对了你们。可是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为谁这样做？谁在为你们鼓掌？——我们民族的敌人！有人要借你们的手，拆碎中国，灭亡中国。而你们，却把他们看作中国的救星。在帮他们，那些为你们叫好的人中，就有这种人！
（学生骚动，交头接耳，议论）
是的。对去年的整个事件，我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和你们不同。不是据说要搞民主吗？思想自由吗？那么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吗？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吗？如果可以，为什么要写那种肮脏的匿名信？为什么要骂街？为什么搞人身攻击？为什么造谣诽谤？为什么威胁要搞暗杀？
（会场静）
我的想法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也不是任何人授意灌输给我的！从1985年以后，我几乎没参加过任何国内学术会议。我从未参加任何小集团。有人说我举报了三千知识分子。可是全中国出大名的知识分子，我平生真正认识的恐怕还没有超过一百人。什么这个圈，那个帮。我一概鄙视之！
我可能是有点知名度。要没有知名度的话，《纽约时报》、《基督教箴言报》，大家都知道，这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大报，不会用那么大的篇幅来扭曲我、来骂我。正是他们这么骂我，我才知道自己可能有点重要性。但骂人？我不在乎。骂吧！我就不信人能被骂死。古人说：千夫所指，无疾而死。那是心里有愧，作了亏心事。或者是懦夫，胆小鬼。自从进入学术界以来，我挨了多年骂，至今没被骂死，照旧是我行我素。
我的知名度哪里来的？我非出身显贵，也没有什么大官人作背景。我知名仅仅就是因为对任何事物，我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我一不屈从．二不盲从。我从不怕什么名人的权威。但我也不怕多数人的另一种权威。我用自己的眼睛看事物，更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就凭着我这一套独立的思想，我坚持自己独立不阿的人格。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我也有屈服的时候，那或是因为我错了，或者就是生存的一种策略，暂时的。
（学生笑声，低声议论）
我追求这种人格的独立。用一生来追求！所以我不会去从政作官。现在孔孟之道名声很臭啊。但是我喜欢孔孟的人格主义。孟子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叫作：“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我欣赏这句话，而且履行这句话。所以今天我到此来了，我告诉你们，不要说这只是一千人的会场，不要说这是一个火炉子，只要道义所在，哪怕千军万马，粉身碎骨，本人照去！
（学生低声议论）
今天在坐的有一位朋友，是某报的一位记者。他是见证。去年6月1日，有一个出版社的朋友，到我家来告诉我：“何新，我在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帐篷外听说，‘革命’成功以后，要把知识分子中的叛徒吊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电线杆子上，据说第一个就是你！你出去躲躲吧。”
（学生交头接耳，议论）
我说老子不躲。我要组织人去广场，跟他们对抗。现在就去！老实说，当时我已经在作对抗的准备，死算什么呀！吓不倒我。
（零星有掌声，低声议论）
在今天有勇气的人，美国人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方励之一类。可依我看，此公是徒有虚名，其实是个懦夫。每个人都知道，从某个时期以来，坐在这个讲台上骂现实、骂这个制度，并不需要勇气，倒能得到国内外的满堂彩。谁敢替这个制度、替这个国家、替这个民族，辩护，讲话，那才真需要一点勇气。
198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北大讲演，说是一种邀请。可我难道不懂嘛？就因为当时我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批评刘索拉、徐星那个无主题变奏的文章，有人就要炼我！
就是从那时起，给我造出无数的谣言。那天刚一进校门，就有人递过来一本刚出的杂志，贵校《研究生学报》的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是《评＜诸神的起源＞的谬误》，我的思想言论中肯定多有谬误。但是，我是不胜荣幸之至！这几年，凡是能臭我的东西，都有资格上头版头条。《历史研究》、《文艺报》，都是最权威的报刊，去查查嘛！
所以那次来，我也是准备好被你们轰下去的。但是我感谢北大的同学们，那天我讲完后，你们还是给了我热烈的掌声。从那以后，我虽和北大人仍是多不相识，可是已成为有缘的朋友。
从那时起，我就感到北大还是有一种精神。我今天到北大，就是要寻找和呼唤这种精神。我来寻找北大同学的良知，寻找你们内心中的理性。不是说这是民主与科学的校园嘛？好啊，我来试试。我跟大家讲真话。也许我说的是对的；也许我说的是错的。但是我保证只说出自内心的真话。
我现在和大家订一个君子协定，如果你们觉得我讲的是瞎话，你们可以采取任何行动。我也自动下台！
（学生议论，有人喊：“快讲吧，我们听你讲！”有嘘声。）
但是如果你们觉得，不管我讲什么，是真话还是假话，人话还是鬼话，根本没有必要听。少跟我们来这一套，滚！那么大家可以举起手来，超过50％，我马上提起包来，自动下台。
（学生议论，有人笑，有人喊：“说嘛，快说你的观点吧！我们想听。”）
（等待片刻）好像没有人举手。
（有学生急，喊：“讲啊，快讲吧，没有人举手。”仍有嘘声，）
我再等几分钟。我又听到几个嘘声。我知道今天有人在底下串好了要整我。这世界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还不懂吗？要论捣乱，我从小就是捣乱分子。你们也许有人读过我的自传。什么起哄架秧子，什么暗杀、匿名信，黑社会，我都见识过。文革时期当反革命，手铐我带了半年多。你那个“嘘”声没意义，吓不倒我。
再说一遍。如果有人说何新，你给我滚蛋，我们根本不想听你讲任何话。就请举起手来。超过全场人数的50％，我马上夹起书包滚蛋！如果没人举手，那么对不起，我就要会场建立秩序！
（有学生喊：“别捣乱了！听他讲！”“我们北大允许你讲。”这时有十来人起身退席）
刚才有同学说，要听我讲。好，谢谢你！有人退场了（笑），我也谢谢你们。有人说，今天你这开场白太长了。干嘛拖这么长还不进入正题啊？我没办法！从我一进场就有人拿火炼我呀！不想让我讲啊！
我也是人，有我的感情。所以清原谅，我有一点动气，有一点激动。刚才的开场白长了，以下进入正题。（会场渐沉静，出现了秩序）
二、动乱的警告
记得去年我在北大报告厅作演讲时，正是动乱前夕（4月5日），当时我好像预言了中国将会发生某种事件，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因为那个时候，我感到，思想文化界中已经出现一种毒化的气氛，动员人们起来激进造反的气氛。
当时我曾对你们说，我有一种预感，感觉这个国家要出事。我说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说我思想中的许多概念，已经越来越糊涂。比如说，对当时人人热衷于谈论的“民主”这个概念，我说我越来越弄不懂了。
记得当时我向同学们提出过一个问题----天到会的同学中，不知是否有那次也在场的？（有学生答：有！）我说，现在大家都说要民主，可是我却不懂，你们说的“民主”到底是什么？我说，我给大家时间，清哪个同学起来具体地告诉我。当你说你需要民主的时候，第一你要的是什么？第二你要的是什么？第三你要的是什么？请站起来回答我。
但是我等了几分钟，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于是我对你们说：我看你们所谓民主，只是对某种政治不满的情绪性宣泄，是政治目标毫不明确的鼓噪。我说这种情绪，是十分有害而危险的。因为它极容易被人所利用，它将使共和国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我担心，巨大的民族灾难就在前面等着我们！这不是事后诸葛亮的见解，当时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
（会场肃静）
我可以说，在很多方面，很深的意义上，我理解在座的每一个人，理解你们经历了去年事件后内心的创伤和悲怆。我也理解当时在街头的所有的人们，所有的老百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你们同样是普通百姓当中的一员。
而如果说区别，区别就在这一点上。我充分意识到1989年事件的复杂政治背景，意识到它可能毁灭中华民族的演化方向。因此我憎恨那些煽动民族分裂、国家动乱的内外挑唆者，痛恨那些准备坐收渔人之利的内外渔翁。
我知道，现在一些同学处于这样一种心态：我什么也不信了。我有的就是情绪，我要的就是斗争。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样下去，这个国家的前途如何？
这里有份材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份材料是我在1988年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上的。从这里面，我想，大家也许可以理解我，理解我为什么对你们的学潮，对所谓“民运”，会持有我现在的观点。
我在这篇文章中说：作为一种假想的政治预测，我们今天有必要考虑如下一种局面在今后十至二十年内发生的可能性。（以下读文章略）也就是说，我预言了街头抗议和暴力运动，预言了第二次文革和天安门事件重演的可能性。最后我断言，如果连续发生社会动乱，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状态，由于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复杂性，那么可以预测，将导致地方政府向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演化。统一的中国将解体。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将进入一个复杂、动荡的分裂时代。
这是对未来形势演变的一种假想。这个假想是我在1988年11月份发表的。但是有人可能反驳我，说我受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影响太深。说中国分裂未必不是好事。各地分散开，可能倒有利于经济发展。
无独有偶，曾经有一位外国人也对我发表过非常类似的看法。他说如果中国分裂，可能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我反问他？为什么美国的各州不搞分裂、反而现在还要与加拿大、与拉丁美洲联合搞区域共同体呢？西欧各国自古倒是分裂的，为什么现在要通过欧共体走向欧联邦呢？
我确信，中国如果发生国家分裂，在数十年内的前途将只有一个，那就是发生割据和频繁的内战。人民将为这种分裂付出生命鲜血和经济倒退的巨大代价。事实上我很怀疑，这一套所谓“大一统”是落伍观念，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就是某些发达国家的战略家有意识地灌输给中国人的。目的，就是要为摧毁中国，分裂中国预先提供思想武器和舆论准备，从而彻底剥夺掉中国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机会。
以上这篇东西是1988年6月写的，于1988年底发表。但这并不是一篇孤立的文章，是一组东西。其中还有一篇《当代中国战略形势分析》，发表时间是在1989年3月，也就是动乱即将发生之前。在文中我明白地预先预告了东欧将变色和苏联将濒临解体。我警告人们，90年代可能不是一个做美梦的时期，而是一个充满前所未遇的巨大危机、困难和挑战的时代。我提出了一个警醒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现代化和美国、日本及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相矛盾”。
我当时认为有必要警告人们：有许多迹象表明，让中国陷入内乱和分裂局面，可能正是世界上一些有争霸世界战略意图的国家所期待看到的。在这类国家中，最应当注意的是美国和日本。
我说，如果认真反省美、日近年来对中国实行的全部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政策，我们就可以很深刻地意识到他们的对华战略始终是深谋远虑、意味深长的。
在他们眼中，中国人仍然是劣等民族，中国文化是弱者文化。而我们近年的所谓文化反思恰恰给外国人提供了蔑视中国的新论据。我们正在心理和政治上从事自我摧毁！
实际上，当中国为谋求现代化和经济高增长目标，而把寻求资金、技术的目光投向美国、日本时，我们忽略了极为重要也是极为关键的一点。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无论对美、日还是对西方列强，都只能意味在东亚形成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延滞或阻遏这一进程，必然成为他们真正追求的世界战略目标。特别是当苏联由一个进攻型的超级大国，衰弱成为地区性国家以后，以中国牵制苏联将不必要。
我对我当时发表的这套东西很感到自豪，我在历史面前没有愧色。它们发表出来在当时的舆论界无疑是一种不和谐音。但它们经受住了近年历史发展的检验。今天我介绍这些，并非意在炫耀。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历史是有逻辑的，是可以预测的。大家可能都还会记得1988年的思想界是什么情况？种种崇洋媚外。主张全盘西化，而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传统自轻、自贱、自虐。自我丑化的各种“新观念”、“新方法”滚滚而来，有势不可挡之势！
这些材料，我想你们的资料室会有。你们可以查阅一下。看看我刚才讲的有没有瞎话。顺便说明，当时我也把它送交了一些领导人。当然，我知道这是不合时宜的。我准备为此吃板子。果然，后来有人传话告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警告我，不要危言耸听！
顺便说一下，这几篇东西，我的一些朋友在去年动乱期间，曾设法把它贴到北大三角地，但当天夜里就被人撕去了。有人怕你们听到我的报警。
（会场极其肃静）
三、什么叫清谈误国？
对去年的事件，我采取了与你们，甚至与整个社会舆论不同的立场。有人以为我是搞投机，或者逞英雄。不，我讲那些话，不是想逞什么英雄。白痴才会在这种复杂、险恶的历史关头逞什么英雄！何况我是一个极普通的庸人。其实，我这人平生最怕热闹，最怕闹动静，最喜欢屏居独处，最喜欢孤独。然而近两年来，我的心境相当悲凉。
为什么悲凉呢？让我告诉你们，去年你们的几次游行我都是旁观者。我曾好多次在广场倘佯停留。6月3日那天晚上我也在街头旁观。而6．4清晨，我曾骑车环绕北京，当我目睹那布满烽火、瓦砾与残骸的长安街时，我的心破碎了！黑格尔说过，只有丧失和平和稳定，人才会知道这种已成为生活自然条件的东西，是多么值得珍重！那些日子，我时时感到一种中啮心的悲凉。我惊讶人性的愚蠢，奔向一场劫难，竟犹如奔赴一场盛大的节日！
我回忆起自己一年前写的那几篇东西，当时只是根据一种理性的推断，根据我掌握的一些材料和数字，根据我以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况与世界历史情况所作的类比，而推导出若干结论。当时说出来，不过是以之作为一种假设。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它们却竟会在眼前成为现实！我惊讶地看到我所预言的一系列局面，似乎都在一步一步清晰地演现。我不能不为之悲哀和恐惧！
但是，最近我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这封信出自广州地区一个匿名的知识分子。信中如是说：
我也不相信什么自由民主，我也不相信什么严家其之流的那一套理论。但是我同样不能支持你。我认为，中国应该大乱一下了！不乱不治。人口那么多，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那么腐败，不死他几亿人，不乱它一百年，不乱深乱透，如何能获得新的生机？让大毁灭早日降临于这个民族吧！毁灭是再生的唯一希望。只有大动乱，才能导致现存社会结构的突破，这是中国的唯一希望。所以我认为你是阻挡历史之潮的反动派！就是经历几十年动乱与战乱，也不像你描绘的那样可怕！
读完此信，我有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冒充上帝的人在说话。这封信现在在《中国青年报》一个编辑手里，我一直建议他们登出来，让人们知道什么叫做冒充学术的狠毒和残酷！好一个“死他几亿人，乱它一百年”！这不是人类的声音，更不是上帝的声音，而是真正的恶魔之声。就发散在我们周围，而人们却还是懵懂不觉！
对这种人，我的答复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由你自己做起，请你首先自杀，为中国人作一个减少人口的楷模！凭什么别人都应该死而你却该活呢？我憎恨清谈误国。这种讲起来头头是道，一实行就要杀人的理论，就是清谈误国的典型样本！这些年社会科学理论很兴旺，种种各样的新理论都出现了。有好的，但也有添乱的。我这人玩世不恭。人家称我是什么学者、什么研究员，我记得过去在北大的讲台上就讲过，此类头衔，渺不足道，不过是混碗饭吃。去年我曾想辞职。这个打算并不作废。
说实在的，我本来没想当什么学者。我读书著文的初衷，本来是想求真知、辨是非，追求致学术于进步，致人生于改善。但殊不料竟触犯了一些学术山门、政治山头的既得利益。有个外国记者和我谈话，他看我为现在中国的政策辩护，说：“你怎么为共产党辩护，你是共产党吗？”我说不是。“为什么不是？”我说我从来没作过申请啊，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无意从政。我对政治本来不感兴趣。那么为什么发表政论？那实在是出于不得已。举个例子。如果我和大家共同住在一个房子里，这个房子破旧了。旁边有阔佬们的高楼大厦。我们存在于这个地方，碍了阔佬们的事，人家就总想拆我们的房子。而这房子里和我合住的伙伴也告诉我，说咱们这个房子太破了，咱把它拆了吧，拆了也盖阔佬那种高楼大厦。我反对，我说：“我们目前还没有钱。我们这个家底还不厚实，我们不应该和那些阔佬攀比。”可是你们已经拆起来了。这时，我能不能站起来喊一声：对不起，我反对你们！而那些阔邻居们却兴高采烈，他们在旁边鼓励和助威，说：“干的好，小伙子们！这破房子是早该拆了。看看我们的高楼大厦，不拆你们就永远不会有！他们帮你们骂我，说我是混蛋，反对你们住新房子。我想你们知道我讲这故事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是现在这个立场？因为我必须维护我们住的这个房子。我无意于政治，我不想当官，我不想给任何人拍什么马屁、当什么走狗。但是有人要拆我们合住的房子，我能不出来讲话吗？！
（学生笑）
所以，如果说为什么我是今天这个立场，我的理由是什么？这理由就这么简单。有人说我帮共产党讲话是想做官。（笑）可我告诉你们一件事。1989年3月，我所在单位有一位领导人，找我做过一次谈话。他向我传达了一些来自“上面”的信息。第一，他告诉我，你写的那一组东西，你送到上面去了，你想知道反应吗？我说我能猜想到。他说，我现在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很靠近、很靠近赵紫阳的一个领导同志，让我转告，不要危言耸听！第二，他又试探我的想法，问是否有意参加能接近“上面”的某种工作？我也回答两点：第一，本人无意从政，也不适合从政。第二，本人观点不变。因为作为学者，我只能服从事实和逻辑。我告诉你们这件事，就是说，我曾有过机会，不只一次，但本人不合适！
四、殷鉴不远
中国的前景如何？两年前人们很乐观。后来连续发生一系列问题，有人说，这些问题都是由于改革不彻底，由于政治改革没有走到前面造成的。真是这样吗？大家可以睁眼看看目前的东欧和苏联。他们的改革不能说不彻底吧？政治改革也走到经济改革的前面了吧？怎么样呢？破产、倒闭、失业浪潮席卷这些地区。国破邦离，饥寒交迫。许多人单纯从政治制度演变的角度评论东欧的变色。但以我的看法，我认为东欧面临的困局，实际是工业破产、经济崩溃。是目前世界性经济大变局、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前景只能是以依附的垂直关系，或作为债务奴隶而隶属于西方发达国家集团。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但有人说，为了民主嘛，总要付出一些代价。目前它们这种情况只不过是一个过渡。这话真是太美妙了！但试问，第一，这苦难的、国家混乱、民族分裂、经济崩溃的“过渡时期”，时间到底需要多长？三年，十年，有希望吗？第二，什么事情不是过渡啊？我也可以跟你们说，中国现在的困难，也是暂时的，是个过渡。但是你们就不爱听吧？那么为什么对那边的情况这样讲，你们就相信呢？人就是喜欢自己骗自己。
刚才我引用了广州那个人的来信，他说中国啊，现在需要一 种变乱、突破，来打碎现存这个结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给中国带来生机，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但我这个人喜欢务实，我是从东北的农民堆里滚出来的。我不会算那么长远的账，我只会算一个眼前的账。你说三十年后世界将如何好我不知道，也许我看不见。我能看的就是眼前。按照他开的那种药方，眼前中国就该发生天下大乱、兵荒马乱、烽烟四起，人们流离失所。你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不都说社会主义如何不好嘛？社会主义究竟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作为现存制度维系着千百万人的衣食住行，生存命运。有人说，一种制度好比一件衣服，感觉不好就可以换上一件。但我看不对！一种制度是长在社会上每个人的骨肉里的。你硬拔掉它，就要流血！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我期待于对现状的改良而不是动乱和推翻。我有个好朋友，去年事件中，他家有人被误伤了。这个事情平定以后，他愤慨之极，他跟我说：他妈的，我是共产党的孩子，但我再也不跟共产党干了！他流眼泪很愤慨。我坐在他身旁，我什么也没说。我们家没死人啊，对不对？我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过去经常交谈，所以他了解我的立场和观点。后来我就讲，我说共产党、社会主义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现在维系着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包括你我。如果真的天下大乱起来，你爹我爹将没处领退休金、养老金，他们住的公房啊，将来产权私有化，又没有秩序，不知道将交给谁。千百万的公务员、工人、市民，在动乱中将失去生计，流离失所。闹吧，大乱以后，社会正常经济联系将破坏，银行将发不出贷款，人民币崩溃、信用崩溃，银行关门，工资停发！现在有些国家就是这种局面。许多人讲，目前经济有困难，一些工厂不景气，停工待料。我知道。但是我还知道一点，乱吧，上街吧，上街的结果，你们现在停工待料，还有人给你发工资。但天下大乱三个月，如果哪个地方还能给你发一分钱，那就是奇迹。也许“美国之音”会给你发钱？也许靠美国的救济面包能养活10亿人？好，如果是这样，我们都到美国人那儿、到美国大使馆磕头去！
我这个人目光狭隘，就认实在的东西，高深的那套玩艺儿我是不懂。我知道的东西就是这么一点普通人过日子的道理。我是农民嘛！（学生笑）
再说去年那个局面，现在许多人都有气啊。我知道。就说对政府，有人气憋得很足，说你这个政府，怎么当时就是不让步啊！有个日本人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是学生和政府为争面子的心理，而酿成去年的偌大事件。这真是肤浅无比的观念。
但是据我观察，去年那个事件后面活动的，恐怕不是只有一种力量，不是只有你们大学生，不是只有你们这些要追求民主。追求光明、追求中国现代化的人。它后面有很深的国内外政治背景，真正揭开事件的全部真相，看来还需要一些年。
有人会讲，你的意思无非就是暗示有外国势力插手。但美国管你中国的事情干吗？中国这么穷，当殖民地都没人要！
也许是当殖民地都没人要。这就更表明，中国的前途只能靠自己！然而如果中国今天的制度解体，如果中国四分五裂，等待中国的将绝不是富裕与光明。如果打个比方的话，那么我可以断言，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如下样板的合成：这就是经济的非洲化（缺水缺粮的荒漠化）！债务问题的拉美化！政治动乱和内战频仍的黎巴嫩化！许多中国人将流离天涯，成为现代巴勒斯坦人。
（会场极其肃静）
我最近这两年啊，真是长见识。说实在的，好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都见过了。去年你们游行的时候，头上怎么都扎着白布条，打着黑布旗子？你们当时难道着不出那也是一种不祥的预兆？我这个人有点迷信呢，我曾经碰上一个和尚。那个和尚是一个知识分子，是我的忘年交，老朋友，不谈他的名字，他不愿意。他在大家游行的时候，也蹲在金水桥旁边看。我走到他身边，问：“你看这事情前景怎么样？”他说：“很不吉祥啊！”我说：“怎么呢？”他说：“你看他们怎么都扎着白布条、挑着丧幡呢？”我说：“对呀，过去是从来没见过。”他说：“可怕呀！京城将有血火之灾！去劝劝这些学生吧！”
（学生议论）
这是迷信，还是他有意的警言啊？但这老头，我讲出名字你们有人会知道，是很有名的，德高望重的一个出家老知识分子。当时他还指给我看纪念碑前面，挂在柱子上的那面黄布旗，大书“绝食”二字。大家知道啊，汉语的多义性，它后面还有很多间接的意义呢。那些日子，我有个朋友也起劲得不得了，狂热兴奋之极，天天上街游行。我就劝他说：“你还游啊？你们家的孩子才这么大，快给他备点奶粉、方便面吧。快了。”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很反感。我说：“你没看见纪念碑前面的那块布帘子吗？天下真大乱，就得断粮了。”我是农民，不懂什么精英政治，关心的就是衣食住行问题。
当然，由于政府果断控制事态，后来这个事情没发展到那么严重。但我告诉你们，对此我只能为中国人额手称幸。历史又给了我们若干时间。但今后几年，三到十年，我可以肯定地说，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中国的前途究竟会怎么样？甚至21世纪的世界上将来是不是还会有中国？两种可能，就是我刚才谈过的——完全取决于国家大局能否实现持久的政治稳定！我两年前在《明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并未作废。如果动乱再度起来，如果社会失控陷入无政府状态，那么不管这是以什么名义发生和动员起来的，国家的前途只有一种，那就必然是兵荒马乱、诸侯割据，老百姓流离失所。
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每个人手中，让大家自己去抉择吧！
五、中国外部环境虎狼在恻
我相信所有的大学生，当你们去年投入到那场运动中时，可能都是抱着一种真诚，一种追求中国振兴、中国进步的热望而投身的。
但是，你们是否看清中国当今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可以说是虎狼在侧！当你们这几年在激动地演讲、鼓动和造反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我在读书。我读了一些书。特别是读了美国罗斯福时代以来关于美中关系，关于美国的世界地位，关于美国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所追求的世界目标的书。
读完这些书以后，我明白了一些问题。这就是最近我和那个法国记者谈话的时候说的：民主也好，人权也好，作为一种价值或理想很宝贵！但人们要警惕，不要让那种有世界图谋的国家，利用它们作为策动他国内乱的口实，达到乱人之国，灭人之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
现在，关于世界的前景问题，你们从各种各样的书刊和报刊上，可以读到很多说法。无非是两种：一种悲观；一种乐观。现在好像是乐观的占主流。西方有人认为，第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即将从地球上永远被清除出去。第二，模仿西方政治模式的民主化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个观点可以从国外的很多报刊杂志上（台湾、香港、美国之音）看到和听到。而这两种信念，也渗透到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我现在先不评论这两个观点，但是明确地说，我不同意它们！我对世界前景，从长期说是乐观的。但从近期看，却很难乐观。我没有看到可以乐观的根据。我看世界正面临前景莫测的巨大变局。世界如此，个人何足道？当然是——“无所谓”。
（学生笑）
（也笑）我说无所谓的意思是，我不怕那种要暗杀我的威胁。当然，如果有一天，把我干掉，有人会高兴。美国有人就会高兴。我给你们讲一件真事。我的一个亲属在某国留学。有一个相当有权威的外国学者请他吃饭。他是打工的自费留学生，时间就在前不久，今年4月间。那位学者说：“何新这个人，我们知道他的能力，我们知道他非常聪明，但是他被共产党收买了。他很危险。我们都是他的朋友，我们替他的命运担心。”
你们知道，“美国之音”播过骂我的文章。法国巴黎电台。英国BBC点过我的名。香港、台湾的刊物就更不用说了。有一个西方记者亲口告诉我，1988年我在《明报月刊》的文章发表，当天就被日本、美国、苏联在港新闻和谍报机关传报各国。他们干嘛这么注意我？无非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站在中国人自己的立场上讲了有利于中国人的话。因为我揭露了他们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战略意图。于是他们就要毁掉我！我今天正式宣告，如果我有一天失踪，被绑架，被暗杀，甚或发生“自杀”，那都将是毫不奇怪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也不要求你们承认我。但是，我的文字，我的作为已经留在了历史上！我对得起你们，无负于这个民族和共和国，也对得起我的良心。这就够了！
（场上发出掌声）
我再告诉你们一件真实的事情。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西方作家，她是我所遇到的真正热爱中国的外国人之一。她在外国读到了我揭露西方对华战略意图的论文，她说：“你写得非常好。但这话只能由你来讲，如果是我讲出来，我就要被悄悄地这个！——她用手作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学生低声议论）
对不起，我无法透露她的姓名，你们也许想不到吧，这就是现代民主的另一面！现实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平等关系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水平的关系，也有垂直的关系，在经济、政治上都是如此。有一个七发达国俱乐部，那就是今日世界经济的七个特权国、主宰国。美国就是他们的头。说到底，美国全球意图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呢？是全球民主吗？是世界各国共同富裕和维护人权吗？美国有一个迪斯尼乐园，而这一套意识形态，也就是美国战略家提供给世界的另一种迪斯尼神话。
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呢？从远期看，最终就是要在全球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和担任政治领导，囊括全球的一体化经济政治体系，也就是“通过拥有一个中心首都即华盛顿的中心大陆——北美大陆，从自然地理上支配全球”。我说这个话，一定有人认为这是耸人听闻，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你们，这句话，是从美国人的书里抄出来的，这本书就是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写的《竞赛方略》。
这本书是写给美国的国会领导人读的，那个时候美苏还在竞争，东欧的阵营还没有解体。这本书中有一章，标题是《争夺欧亚大陆》。你们要想了解美国的世界战略吗，与其去读布什公开的施政文告，不如读些这种书。这本书第一章的题目叫《帝国冲突》。什么叫帝国冲突呢？有一个词，许多人认为已经过时了，就是“帝国主义”。但是这部书的第一章就讲这个问题，而且开宗明义。他告诉美国国会人士；美国和苏联的斗争，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也就是说，冷战的真实涵义，不仅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斗争，说到底是由谁来主宰全球大陆、世界市场，由谁来建立这个世界帝国的斗争。这是两个主要帝国为争夺全球统治权力而战的斗争！这本书里有两张地图，非常有趣，分别是以美国为中心和以苏联为中心看到的世界。世界地图翻了一个角度，就把这个目的非常鲜明地突出来了。
还有一个美国战略家叫斯皮克曼。他早在1944年写的一本书中，就揭示了世界战略斗争的这一内容。这本书的名字有意思，叫《民主与和平的地理学》，1944年出版的。在这本书里，作者试图为美国决策集团设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扩张战略，这就是著名的地缘战略。他清晰描述了美国应追求的世界地位，美国将会遇到的主要对手，以及美国必须拓展的新领地。他说，作为历史上的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美国应当成为民族多元化、太平洋中心区域、世界新秩序的中心枢纽。只有在那个时候．美国立国者的伟大抱负才能实现。“美国的抱负不是追求一个多民族的世界，而在于完成世界统一的使命。”
由此我们可以体会美国人的战略精神。说实在的，我对美国有一种很矛盾的感情。一方面，我很钦佩它，它是那么有力量，那么强大，对吧？它的民族是世界化的，它能容纳很多东西。但是我也非常警惕这个国家。因为它那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哲学，它那种以帮助各国人民实现民主、人权、自由选择为名，而煽动内乱，贯彻自己战略目标的假仁假义和伪善！
去年中国发生的事件，我相信美国的战略家，早在事情发生之前很久就完全清楚地看到了（事实上费正清也在1988年底预测到中国将发生动乱）。而在6月事件以后，如果中国局面未能被政府所控制住的话，中国前景将四分五裂，这也是美国的战略家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推波助澜，就是鼓励事态持续恶化。这一点从“美国之音”的鼓动中可以明白无误地意识到！可恨的是，他们要的实际就是这个前景，要的就是中国的颠覆和分裂局面！我讲得很累，我想休息5至10分钟，以后再和大家继续谈。好，谢谢大家。（全场鼓掌。全场休息，学生除个别上厕所的以外，大都坐在原地未动。大约5分钟以后，学生们开始敲桌椅，催促何新：“快些开始下半场的演讲。”又过了5分钟，何新再次登台，场内一派肃静）
六、美国来信
我刚才抨击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世界战略，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过于偏激。但是这儿还带来了几封美国人写给我的来信。这些信反映了一部分美国人对美国民主和去年中国事件的看法。这些美国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是看到我的文章，有的人还是看了国外骂我的文章而写信的。
下面我摘要读一读，由此，你们可以了解在美国还有不同于“美国之音”的另一种声音。
有一位是华高自然科学工作者。他家人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三代。他的信写得很长，我摘要念。他说：
“最近我们在美国的报刊上陆续看到关于您的观点的零星消息。感到非常有兴趣。过去一年，在中国，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小的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困恼人的事情。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市面上也出现了大量与这种变革有关的书籍，在尽力地添补美国公众对中国人的辅辆饥肠。”
“但是。这些书籍和已发表的报纸文章，却给我们造成一种干篇一律的偏颇印象。对于拥有强烈好奇、而不愿人云亦云的人来说，对那种关于中国民主的空白论，愈来愈有普遍的乏味感 “以鄙人的陋见：一种判断、一种见解，最初不论曾经是多么勇敢、多么深刻，一旦变为被多数人不断重复而噪瞧不休的口头禅，也就可能丧失它可能一度具有的耀眼光彩，甚至存在将善良的人们，引向某种迷雾和灾难的危险。”
来信说：“二十年前的美国流行经过若干修补的左倾思想，曾经变为绝大多数知识青年狂热崇尚的火光。（他是指1970年美国大学生的校园造反运动）但是风云变幻20年后的今天，对于一个在美国生长了三代、受过教育、见过世面的美籍华人的我，却突然发现，在世界的另一角，在我的故土，竟会有那样多的成年人如醉如痴地，叫嚷着印在美国中学课本上那些最平庸、最陈词滥调的几句口号。
在洋洋自得之余，我也油然而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冷嘲之感，历史的螺旋真像一个不解之谜。”
他又说：
“作为海外华人，大多数都不同意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可以适用中国。（其实，日本人、韩国人、新加坡人和国民党人都是这样。战后一群美国人给日本的忠告是：不适于日本人的美国制度就不能予以采用）
在不同的程度上，人们也都同意中国需要安定。国民党50年代强制维持台湾治安，甚至影响他们的声誉也再所不惜，才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
他还说：“从对你思想的评介中，知道你对游行者们把一切罪过归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其实呢，这反映了中美间的文化冲突，实际也是一种政治文化的心理战。”
他说：“每逢读到报刊上外国人称颂日本、南朝鲜人的苦干，教育普及，以及人们的多利等等道德时，都归功于孔夫子的教育。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只感到非常惭愧和受侮辱……”（略）
他的信还很长，我不详细念了。除此之外，我还收到很多外籍华人的来信，他们对我的观点态度和国内人们的想法，确有天壤之别。许多人早已加入了美国籍，但是作为一种根苗所在的故土，他们却仍深深钟情于中国，中国文化。再读一封信，这是三藩市一位纯粹的美国知识分子写给我的。他这样写道：
“您发表的谈话录中所表达的意见和观点，使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您看问题的角度，是大多数美国人很少有机会了解到的。
自从1989年春季以来，美国人得到了大量关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们的消息，如方励之、吾尔开希等等。许多关于1989年北京的游行示威的报道，失之于肤浅和偏颇。实际上，许多美国的新闻机构，并没有准确地报导示威者们所提出的具体要求。这些游行者们差不多总是被描画成要求推翻共产党的英雄。实际上，正如您所说，很多人其实只是要求共产党实现更清明的政治。
美国人从自己的政府和新闻机构那里得到一种片面的消息，这并不是第一次。在整个80年代，美国的电视、报纸、学界和政府，都制造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正因走向资本主义而带来经济的迅猛发展。而这一种解释的基调是一种由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来的沾沾自喜。
这一种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里根和布什的经济政策作了注脚。
由于人们得到的关于中国的消息仅仅是美国的资本家们所想要他们知道的消息，他们自然地把这些消息看成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的证据。（他们也正在运用同一种眼光来看待今天在苏联正发生的一些变化）
在这以前，在冷战的年代，他们制造的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印象：中国被看作是一个头号敌人，一部巨型的共产主义机器，要将这种制度统治全世界。对于共产主义的敌意，加上对于亚洲人种的歧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以及对于其他亚洲国家的干涉。
很清楚，这种左右摇摆的极端印象同真正的中国——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承受着人口膨胀、环境恶化、教育落后、基础薄弱，以及历史、内战和外国入侵所遗留下来的一切问题——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由于您大量地谈到了‘真正’的中国所遭遇的问题，我认为让美国人了解到您这一种观点，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
我也认为您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分析相当恰如其实。很少美国人意识到西方帝国主义和干涉主义在这个世界上造成的不幸。更少的美国人了解这些不幸所留下的感情伤痕。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使发达国家意识到发展中国家所遭遇到的深重的困难。但认识到这一点仅仅是一个开始。发达国家必须意识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要为这些困难负责。并有责任为这些困难付出一定力量。若非如此，我恐怕西方国家有一天要为一些在历史上埋下的错误付出很重的代价（今天在中东的危险形势，就是一个信号）。”
他还说：“您对于美国的批评之所以令人信服，是因为您同样地愿意批评中国政府所犯下的一些严重错误。美国人在他人愿意承认自己的不是的时候，会更愿意接受批评的意见。口号式地谴责帝国主义是无法服人的。但理性的分析却可以让人服气。”
但是，一个美国知识分子认为服气的批评帝国主义的论点，一些中国人却并不认为服气。他们认为帝国主义没有那么坏，自己的祖国没有那么好。这也是近年的怪事之一！
七、爱国主义是否过时了？
现在流行的看法是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外国人对中国人比中国人亲！可是据我知道，那些身在外国的中国人未必有这种体验。事实上中国人到了西方以后，心情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可能钦佩、羡慕别人的发达。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切身的非家园感，缺乏归属感，寄人篱下之感。叫做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你勤奋苦干，也许可以挣个几万美金，但是你却不容易挣到西方人、日本人对你的认同。结果定居了几代，还是被看作外国人。华人参政在美国是个大新闻。它是新闻本身就说明了这很稀罕。我们的传播界对于这类新闻也极乐于传播，似乎以此可以获得某种中国人的尊荣。以别人的价值为价值，以洋人的承认为承认，这本身就是自卑，就不光荣。你们不是有人崇拜尼采吗？可是尼采说过：价值由我出！我创造价值。这话有主观唯心论的色彩。但如果“我”不是只指个人，而是从民族的角度、国家意识的角度，勇于提出和敢于坚持独立的价值观，那么，这就是民族自豪感的基础！这样的民族、这样的个人、这样的精神，无论贫贱还是富贵，顺境还是逆境，弱小还是强大，是永远打不败的！
实际上，在西方人的眼睛里，对中国人在种族和文化上的轻蔑或歧视，始终是存在的。我们赞美李约瑟弘扬中国科学传统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他的这一工作之所以获得重大的意义，恰恰是因为西方主流思想界普遍忽视或轻视古代中国科学。我认识一些西方人，所谓双学家，包括某些自称是非常友好，非常了解中国的汉学家，但我几乎无往不在地注意到，他们只拿中国文明当作一种早就过时的，像那种非洲木雕一类有趣、但却无足轻重的古玩。
这几年我们在国外获奖的一些作品，引起西方发生“轰动效应”或者号称“走向世界”的某一类作品，有些其实是中国人自轻自贱自虐，而且往往是很矫情地自轻自贱的文艺作品，这甚至一时成为时髦的风尚。怕得罪人，我不谈具体作品。
（学生议论）
当然，我也不是说凡在西方获奖的中国作品都是坏作品。西方确有一些知识分子是非常客观的、公正的（比如刚才我读的那些信）。但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总能把握西方舆论的主流。某些西方人认为中国文化只是世界文明的副流、支流，是已经被淘汰或必将被淘汰的！只有他们的希伯来、他们的希腊、罗马传统，才是正宗和主流，是常存不败的精神花朵。他们眼里的中国人，在文化和种族上是低能的，所以他们习惯于对我们用训诫、教诲的口吻说话。而我们这些年来，似乎也习惯了接受他们那一套口吻。
实际中国人应该有自知之明，如果我们不自强，我们是难以走向世界的！难以被世界承认！甚至就是被香港人承认也不容易。
我到香港去。香港大学有一个教授，他约我晚上到香港最热闹的海滩去散步。那里人很多，人挤人。他忽然推推我，说：‘这儿人多吧？”我说：“多。”他说：“比王府井怎么样？”我说：“还多。”他说：“你踢前面那人一脚。”我说：“我踢他干吗？”他说：“你踢他，看看他会不会像你们中国人，回过头来骂人？”我当时一听，觉得很憋气：“难道你不是中国人啊？”他也许是开玩笑。但事实是，甚至某些香港人也觉得他们在文明和价值上比大陆人（即所谓“中国人”）高一头。这一点，看看香港的某些政论刊物也可以证明。那种刊物不是在那里居高临下地骂街，就是在教训或训示中国应该做这个、做那个。其实他们自己未必真高明。20年前他们不敢如此。现在他们眼里的中国人似乎是野蛮人。
这种事多了。我想在座的许多同学，在海外都有当自费留学生的同学、朋友、亲属。他们在国外感觉如何？除极少数外，恐怕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曾去过一个国家，主人临别时间我：“见到什么来前没有想到的？”我说：“我在国内就听说来贵国打工的自费生很苦，特别是那些女孩子。但我没想到有的人处境竟是这么惨！”
上次会见一位外国记者。这位先生上下发散着贵族气。我这人你们都看见了，土头土脑。他伸出两个手指头跟我握手，带着一种傲慢。上来他先跟我侃了一堆闲话：说什么他不关心政治。他只是从文化角度关注中国的民主和政治改革问题。但当我说民主啊，它就是政治！不但是政治，而且是战略问题。在今天的世界上，民主已经成了大国用来在一些国家内制造内乱的战略武器，这时候，他原来是这么坐着——向后仰靠在按发上，可是听到我说这些话时，他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他可能读了一些西方报刊上研究和评论我的文章，好奇而来找我。他想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中，为什么有这样的人，有这样一种观点呢？我知道他的来意，就像今天来北大之前，我也知道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样。但是当我谈完这些观点的时候，却似乎出他意料，他赶快拿起笔来记录，在整个谈话的过程当中，他的姿态和调子，全变了。
他讲外语，不过我有一个非常高级的翻译，那个翻译很棒，一句盯一句。我讲的话很强硬。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的观点是这位老爷没想到的；有的话似乎触到了他的疼处。而在后面他的谈话就似乎变成了一种答辩。说实话，我那天和他谈完话的感觉是，我非常快乐，我跟朋友们说我今天痛快极了，没这么痛快过！我把这位傲慢的老外给炼了！
（学生笑，全场鼓掌）
那次谈话，本来他也许是想教训教训我。结果是我给他上课。而他反反复复在那儿重复的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噢”；一个是法语的“是的”。直到最后谈到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他才试图给我一个反击。他最后的那个答话，我印象很深，我也不得不佩服他还是有水平。中间有一件事，让我很感动，什么事呢？我提到了一位外国作家，是他们国家的人。我刚说完，翻译译过去，他就迅速而本能地反应说：谢谢你提到他！”这很体现了他的民族感情、爱国感情，以本国文化为自豪的感情啊。对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刻。反过来，我就想，要是我们中国人。会如何？假如外国有人对我们提到孔夫子，我们会如何反应？我们可能会说，提他干吗？ 2000年来中国落后，全是这个家伙造成的！别说他了！
（学生议论，笑声）”。
这位记者最后留下一段话，算是给我一个反击，那话也非常耐人寻味。他讲得既傲慢又很有趣，还不失身分。他说：“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现实的中国是并不存在的，我们对它也不感兴趣。对于我们，中国不过就像一个巨大的屏幕。自从17世纪以来．我们带着幻觉来到它面前，然后把我们的各种幻想、愿留和感受．都通通抛到这块屏幕上。”谈完这句话，不容我答复他就站起来，说：“谢谢！”（握手）从而结束了这次交谈。
这个话的含义是耐人寻味的。那里面仍然抱着一种对中国人的冷漠和傲视。你们自己去体会吧。后来报纸发表这次谈话的时候，把那段话删掉了。我觉得不该删。仔细玩味他的这些话，会知道他这里面隐含的意思：你们中国算老几？说实在我们对你们不感兴趣，我们之所以对它感兴趣，是从我们的立场和利益！（防人议论“应该互相利用”）
有人会说，好啊何新，你又把我们引上你这个套了，爱国主义，你不就是讲这个吗？好吧，我这儿还有一个材料，台湾的名人，陈映真。这个杂志是美国的中文杂志《海内外》，题目《记者与陈映真谈民运》。香港记者写的。
陈映真在台湾是个非常有名的不同政见人士。但是刘宾雁到台湾，几次要求见他，他说刘不够资格。他如何看待1989年的中国事件？文章太长，我不能多念，只能挑几段。
文章说：冶湾最近举行选举。记者刚巧碰上陈映真，当时他正在美国驻台协会（也就是美国驻台湾的非正式的官方办事处）门外抗议美国国会议员索拉兹来台监督选举。是啊，台湾搞选举，你美国派人监察什么？
记者趁他喊完“索拉兹，滚回去”从宣传车爬下来时，把他拉到一分。谈及对中国民运的看法。陈映真说：“我懒得讲，我讲的话在香港登出来，一定要挨骂。”陈映真说：像方励之，他根本不应该跑到美国大使馆要求外国庇护他，他是应该这样的。”陈映真摆出双手，作被扣状。陈还说，他尤其痛恨中国知识分子及大学生盲目崇拜美式民主自由思想，及依赖外国势力援助这一点，他激动地说：“这是很混蛋的！现在在国外的反对力量，明显是有外国支持的。这肯定不会有前途，道德上也犯了罪。”他说：“最根美国以人权外交为借口，染指各国的政治活动。”最耐人寻味的是他还说：‘什么自由民主、个人个性发展就好。我想是用科学、冷静态度检讨一下中国几十年来发展的时候了。”
这就是台湾的一个爱国知识分子讲的话。我们在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多分歧。但在爱国这一立场上，应该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停顿，场内鸦雀无声）
我引他的话干什么？因为我知道，有些概念，有些东西，明它是对的，但是它现在居然臭了，包括“爱国”这样的字眼。
爱国这样的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全世界各国、在各种意识形态下都不能反对。但在我们这里，这些年，它居然会臭！谁提起来谁头疼，而且谁讲它就被嘘出去、赶下台。这本身就已经说明，国家已经危险到何等程度了。你们可以说我何新是共产党走狗，那么陈映真不是吧？他也是这么看问题。而且他认为今天应该冷静地、深刻地反省中国的发展进程。我赞同。
我们都关注中国的发展，关注中国的前途，但是我们应不应该让我们的这种热情、这种追求，把中国引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局面当中去？这是我今天必须提请大家深思的。
八、中国人何处是家园？
有人说，中国那么穷，美国要你干吗？现在世界上最后一个殖民地都独立了，世界上现在还有殖民主义吗？现在世界是什么潮流？对，20世纪的一个历史特点：政治的殖民主义垮台。正是由于出现了以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为前驱的一系列历史运动以后，政治军事的殖民主义已经垮台了。但是今天，经济的殖民主义，却依然存在，只是换了新的形态。经济殖民主义，在西方人的著作里面有一个观念，叫做“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关系”。就是中心发达国家用经济手段加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剥削外自不发达国家的关系。这么一个世界经济关系，正在全球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地发生。这一个新的历史动向，很值得深思和注意！
谈到爱国主义这个问题呀，方励之讲的那个话有点玄妙的意思。他说呀，爱国主义这个观念过时了，老讲爱国主义非常狭隘。今天的人应该是世界主义者。为什么呢？他说你看现在的跨国公司、资本都是世界化的。你看现在世界整个经济潮流，全球都在趋向一体化。还讲什么爱国主义呀！而且，人到这个国家定居、到那个国家定居，似乎很方便，很自由。世界正在变成地球村，还什么爱国不爱国。观念多么陈旧！
我注意到了这些情况。但是资本无祖国，利益有没有祖国啊？利润有没有祖国呀？！投资哪儿都可以去投，利润也能随便流吗？最大多数的利润往哪儿流啊？是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这是有统计数字的。没有回流的利润，发达国家会来投资吗？对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一方面，你不能不要发达国家的先进的技术和资金，因为你要搞现代化、工业化，资金不够，技术水平低下。但是另一方面，你眼看着这个血，大量的回流到发达国家去。这是一种新的世界范围的斗争。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对于后起的要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面临着，第一不得不引进资本和技术；第二，要计算流多少血给他？流到什么时候？流到什么程度？是否会得不偿失？面对这么一个问题，这也是一种选择。你光看到那些跨国公司、资本的世界化，你还必须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香港有多少人吃大陆饭？说香港富足，我们不去谈别的背景，有多少人是赚你大陆的钱！空手道！白手起家而成了百万富翁？知道吗？几年前我去过香港。我认识一些人，十年前还是皮包公司，十年后巨富，吃谁的？靠什么？靠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吗？
中国一些青年人今天到世界各国去搞洋插队。但混得不错的能有多少？主流社会有几个能够打入？比如说在美国定居的华人里面，有多少人可以打入他们的精英文化？打入那里的高级精英文化圈子？我们可以开个表，统计一下。美国多少人口？华人占的比例多大？这个华人精英的比例和那个华人在美国的总体比例，相称吗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说明：1990年6月，应北京大学党委及学生工作部邀请， 何新对1990年应届毕业生做了一次毕业前政治演讲。当时学生仍处在较严重的对立情绪中（6月4日曾发生事件）。何新事后说，那次演讲是他生平所经历最惊心动魄，也最艰难的场面之一。
时间：1990年6月24日上午9－12时
地点：北大礼堂
一、开场白
（何新入场登讲台。满场哄闹。有人故意敲椅子，有嘲骂声，大声嘘和吹口哨）
看来大家很不欢迎我。
（学生笑，起哄。有人喊：“那你还来？”）
我没上过大学，可是跟北大好像还真有点缘分，认1985年以来，每年总有机会来此讲一次。
（学生哄笑，嘘。口哨。有人喊：“话筒靠近点，后面听不见”）
（靠近话筒）上一次来，我记得是去年四月份，在那个电教报告厅。从那次到现在，过了一年多。这一年当中，北大、中国、世界都发生了很多事情。今天重来此地，感慨良多。什么感慨呢？我知道，我此时到此地来，不合时宜……（有学生喊：“对！”“你还有自知之明！”鼓掌，笑声、嘘声）
但我今天既然来，就是准备上这个炉子烤。正如《三国演义》里说的……
（嘘声。有人喊：“你想舌战群儒吗？——“他是来单刀赴会！”）
我来之前，曾经有朋友劝我……
（有学生大声喊：“我们也劝你别来！”笑声，哄闹，鼓倒掌）
劝我的人说，你现在到北大干嘛去呀！“六·四”那天刚出了事情。老实讲，临来前，我也忧心忡仲。现在坐在这看着大家。……我心情很沉重。
（学生哄，笑，喊：“你沉重什么呀？”）
说句实在话，我来是想跟你们交流一下想法，刚才那位老师说，请我来是给你们作思想教育……
（学生大哗，笑声，嘘声，鼓倒掌）
你们笑，我也觉得可笑，我这个人自己受的教育还不完备，大学都没读完，我哪有资格教育你们呢？我来，就是想和大家说说心里话……
（有学生喊：“说吧！”有学生喊：“有屁快放！”“看你还能说什么？”……）
我刚才进来时听到有人骂我。骂，对我可不新鲜，我这个人挨骂是挨惯了。现在我的这个骂名呀，似乎传遍了全世界。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一点材料……
（学生大笑，鼓掌）
（举起材料给大家看）这是《纽约时报》。这么大一张照片，世界性的报纸，题目是“A Defender of Deng Tells Why He Is”（一个邓的卫道士陈述他为什么这么做）。
（学生笑，哄闹声）
这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这么大的照片。题目“一个保守主义者如是说。”（学生大笑，叫好，鼓掌）
（也笑）我就知道你们会喝倒彩。我还带来一些信（举信），你们想骂人，骂得可能不痛快。听听这些信，也许正是你们想骂的。先读一封匿名信：“何新，你是中国民主精神的叛徒，你是中国知识界的败类！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审判团，对你从精神到肉体宣判死刑。”
（全场哄笑，大声鼓掌，喝彩）
别急，还没念完呢：“我们要绞死你、砸烂你的狗头！让你下油锅。你做好准备吧！”署名“中国知识分子锄奸团”，1989年8月1日。这是典型的文革语言。
（大声哄笑、鼓掌）
还有更漂亮的呢（又举起一封信）：“何新，你这只卑鄙无耻、卖身投靠的哈巴狗，你将永远被钉在文明的耻辱柱上。如有可能，我操你妈，再生一个人作何新！”
（笑声。台下有人大声说：“这有点太过分了！”）
他还说：“有胆量的话你可以举报。”放心，我不会举报。。这信我得留着，这是宝贝，纪念品。花钱还买不着，哪舍得交公安局？
（举起一张有漫画的信纸）再看这件，这是艺术品！（读：）“何新，不老实的人，即使做了老实的事也不会赢得人的信任（作者是在引用去年8月间上海一张小报上骂我的话）。你的大作我们都在《中国青年报》上拜读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耻笑你，骂你是条疯狗，时机一到就想咬人。而我认为你充其量不过是一条劣等的疯狗。”署名：“一名大学本科读完的人。”这是暗示本人没上完大学。我不知道写这个信的人是否今天在座？
（学生交头接耳，叽喳议论，渐静）
去年到今年这一年当中，发生了这么多的事。让人如何不感慨啊！如果你们有兴趣。我还可以给你们念，看港台和老外的文章怎么骂。如今我里外不是人。这么挨骂，可我还是来了。干嘛来呢？来，当然不是希望来找骂的。有人现在传说，说何某现在做大官了。什么官呢？说鄙人要当社科院的副院长。还有这样那样的说法。我想在座的可能都听说过。这真应了古人一句诗：“于今腐鼠成滋味，猜疑鲲鹏议不休。”
可我告诉你们，如果何新真当上了什么官，你们可以任意拉一帮人，去把我家的大门扒掉。
（学生议论，笑，“这要犯罪啊，谁敢扒呀！”）
敢不敢，那是你的事。我的意思是，第一本人从来不想当官，第二我也不可能当官。其实我的处境是两面受困。洋老爷骂我是邓的走狗；另有人骂我是漏网的“精英”。各种匿名信写给中央，据说还有从美国寄过来的。当然自称不是搞“民主”的精英，署名是“海外爱国人士”。揭发我一贯搞自由化，整理出我所有著作里面的自由化言论，寄给各个有关部门。就我听说的呀，材料至少有这么厚一叠。所以我的日子并不好过。说不定哪天也会点我的名。
可是尽管如此，八面来风，我呢，清夜扪心，问心无愧，还是睡得踏踏实实。检点平生，我是既不懊悔，又无遗憾。仍然坚持我的观点，坚持我的立场。为什么？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的。
（会场稍静）
今天来，我是想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说，一个人不是想当官，不想往上爬，人们就会问：那你干嘛要帮共产党的忙？不是叫“走狗”嘛？为什么要做走狗啊？好吧，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
当然，我不想给大家搞什么思想教育，我也不会。我不是共产党员，也没做过政工干部。退一步说，我从来倒都是受教育的对象。那么有人就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今天坐在这个台子上啊？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啊？
有什么资格？不是以什么学者的资格，什么头衔的资格——这一套我从来蔑视之。就以我是一个中国人的资格！中国今天面临着危险，重大的危险！威胁你们，也威胁到我，威胁到每一个中国人！所以我不能不说话！
（会场稍肃静）
从去年4月到今天，我一直注视着你们。我知道你们有人怨恨我，因为我反对了你们。可是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为谁这样做？谁在为你们鼓掌？——我们民族的敌人！有人要借你们的手，拆碎中国，灭亡中国。而你们，却把他们看作中国的救星。在帮他们，那些为你们叫好的人中，就有这种人！
（学生骚动，交头接耳，议论）
是的。对去年的整个事件，我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和你们不同。不是据说要搞民主吗？思想自由吗？那么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吗？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吗？如果可以，为什么要写那种肮脏的匿名信？为什么要骂街？为什么搞人身攻击？为什么造谣诽谤？为什么威胁要搞暗杀？
（会场静）
我的想法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地下挖出来的，也不是任何人授意灌输给我的！从1985年以后，我几乎没参加过任何国内学术会议。我从未参加任何小集团。有人说我举报了三千知识分子。可是全中国出大名的知识分子，我平生真正认识的恐怕还没有超过一百人。什么这个圈，那个帮。我一概鄙视之！
我可能是有点知名度。要没有知名度的话，《纽约时报》、《基督教箴言报》，大家都知道，这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大报，不会用那么大的篇幅来扭曲我、来骂我。正是他们这么骂我，我才知道自己可能有点重要性。但骂人？我不在乎。骂吧！我就不信人能被骂死。古人说：千夫所指，无疾而死。那是心里有愧，作了亏心事。或者是懦夫，胆小鬼。自从进入学术界以来，我挨了多年骂，至今没被骂死，照旧是我行我素。
我的知名度哪里来的？我非出身显贵，也没有什么大官人作背景。我知名仅仅就是因为对任何事物，我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我一不屈从．二不盲从。我从不怕什么名人的权威。但我也不怕多数人的另一种权威。我用自己的眼睛看事物，更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就凭着我这一套独立的思想，我坚持自己独立不阿的人格。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我也有屈服的时候，那或是因为我错了，或者就是生存的一种策略，暂时的。
（学生笑声，低声议论）
我追求这种人格的独立。用一生来追求！所以我不会去从政作官。现在孔孟之道名声很臭啊。但是我喜欢孔孟的人格主义。孟子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叫作：“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我欣赏这句话，而且履行这句话。所以今天我到此来了，我告诉你们，不要说这只是一千人的会场，不要说这是一个火炉子，只要道义所在，哪怕千军万马，粉身碎骨，本人照去！
（学生低声议论）
今天在坐的有一位朋友，是某报的一位记者。他是见证。去年6月1日，有一个出版社的朋友，到我家来告诉我：“何新，我在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帐篷外听说，‘革命’成功以后，要把知识分子中的叛徒吊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电线杆子上，据说第一个就是你！你出去躲躲吧。”
（学生交头接耳，议论）
我说老子不躲。我要组织人去广场，跟他们对抗。现在就去！老实说，当时我已经在作对抗的准备，死算什么呀！吓不倒我。
（零星有掌声，低声议论）
在今天有勇气的人，美国人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方励之一类。可依我看，此公是徒有虚名，其实是个懦夫。每个人都知道，从某个时期以来，坐在这个讲台上骂现实、骂这个制度，并不需要勇气，倒能得到国内外的满堂彩。谁敢替这个制度、替这个国家、替这个民族，辩护，讲话，那才真需要一点勇气。
198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北大讲演，说是一种邀请。可我难道不懂嘛？就因为当时我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批评刘索拉、徐星那个无主题变奏的文章，有人就要炼我！
就是从那时起，给我造出无数的谣言。那天刚一进校门，就有人递过来一本刚出的杂志，贵校《研究生学报》的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是《评＜诸神的起源＞的谬误》，我的思想言论中肯定多有谬误。但是，我是不胜荣幸之至！这几年，凡是能臭我的东西，都有资格上头版头条。《历史研究》、《文艺报》，都是最权威的报刊，去查查嘛！
所以那次来，我也是准备好被你们轰下去的。但是我感谢北大的同学们，那天我讲完后，你们还是给了我热烈的掌声。从那以后，我虽和北大人仍是多不相识，可是已成为有缘的朋友。
从那时起，我就感到北大还是有一种精神。我今天到北大，就是要寻找和呼唤这种精神。我来寻找北大同学的良知，寻找你们内心中的理性。不是说这是民主与科学的校园嘛？好啊，我来试试。我跟大家讲真话。也许我说的是对的；也许我说的是错的。但是我保证只说出自内心的真话。
我现在和大家订一个君子协定，如果你们觉得我讲的是瞎话，你们可以采取任何行动。我也自动下台！
（学生议论，有人喊：“快讲吧，我们听你讲！”有嘘声。）
但是如果你们觉得，不管我讲什么，是真话还是假话，人话还是鬼话，根本没有必要听。少跟我们来这一套，滚！那么大家可以举起手来，超过50％，我马上提起包来，自动下台。
（学生议论，有人笑，有人喊：“说嘛，快说你的观点吧！我们想听。”）
（等待片刻）好像没有人举手。
（有学生急，喊：“讲啊，快讲吧，没有人举手。”仍有嘘声，）
我再等几分钟。我又听到几个嘘声。我知道今天有人在底下串好了要整我。这世界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还不懂吗？要论捣乱，我从小就是捣乱分子。你们也许有人读过我的自传。什么起哄架秧子，什么暗杀、匿名信，黑社会，我都见识过。文革时期当反革命，手铐我带了半年多。你那个“嘘”声没意义，吓不倒我。
再说一遍。如果有人说何新，你给我滚蛋，我们根本不想听你讲任何话。就请举起手来。超过全场人数的50％，我马上夹起书包滚蛋！如果没人举手，那么对不起，我就要会场建立秩序！
（有学生喊：“别捣乱了！听他讲！”“我们北大允许你讲。”这时有十来人起身退席）
刚才有同学说，要听我讲。好，谢谢你！有人退场了（笑），我也谢谢你们。有人说，今天你这开场白太长了。干嘛拖这么长还不进入正题啊？我没办法！从我一进场就有人拿火炼我呀！不想让我讲啊！
我也是人，有我的感情。所以清原谅，我有一点动气，有一点激动。刚才的开场白长了，以下进入正题。（会场渐沉静，出现了秩序）
二、动乱的警告
记得去年我在北大报告厅作演讲时，正是动乱前夕（4月5日），当时我好像预言了中国将会发生某种事件，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因为那个时候，我感到，思想文化界中已经出现一种毒化的气氛，动员人们起来激进造反的气氛。
当时我曾对你们说，我有一种预感，感觉这个国家要出事。我说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说我思想中的许多概念，已经越来越糊涂。比如说，对当时人人热衷于谈论的“民主”这个概念，我说我越来越弄不懂了。
记得当时我向同学们提出过一个问题----天到会的同学中，不知是否有那次也在场的？（有学生答：有！）我说，现在大家都说要民主，可是我却不懂，你们说的“民主”到底是什么？我说，我给大家时间，清哪个同学起来具体地告诉我。当你说你需要民主的时候，第一你要的是什么？第二你要的是什么？第三你要的是什么？请站起来回答我。
但是我等了几分钟，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于是我对你们说：我看你们所谓民主，只是对某种政治不满的情绪性宣泄，是政治目标毫不明确的鼓噪。我说这种情绪，是十分有害而危险的。因为它极容易被人所利用，它将使共和国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我担心，巨大的民族灾难就在前面等着我们！这不是事后诸葛亮的见解，当时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
（会场肃静）
我可以说，在很多方面，很深的意义上，我理解在座的每一个人，理解你们经历了去年事件后内心的创伤和悲怆。我也理解当时在街头的所有的人们，所有的老百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你们同样是普通百姓当中的一员。
而如果说区别，区别就在这一点上。我充分意识到1989年事件的复杂政治背景，意识到它可能毁灭中华民族的演化方向。因此我憎恨那些煽动民族分裂、国家动乱的内外挑唆者，痛恨那些准备坐收渔人之利的内外渔翁。
我知道，现在一些同学处于这样一种心态：我什么也不信了。我有的就是情绪，我要的就是斗争。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样下去，这个国家的前途如何？
这里有份材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份材料是我在1988年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上的。从这里面，我想，大家也许可以理解我，理解我为什么对你们的学潮，对所谓“民运”，会持有我现在的观点。
我在这篇文章中说：作为一种假想的政治预测，我们今天有必要考虑如下一种局面在今后十至二十年内发生的可能性。（以下读文章略）也就是说，我预言了街头抗议和暴力运动，预言了第二次文革和天安门事件重演的可能性。最后我断言，如果连续发生社会动乱，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状态，由于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复杂性，那么可以预测，将导致地方政府向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演化。统一的中国将解体。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将进入一个复杂、动荡的分裂时代。
这是对未来形势演变的一种假想。这个假想是我在1988年11月份发表的。但是有人可能反驳我，说我受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影响太深。说中国分裂未必不是好事。各地分散开，可能倒有利于经济发展。
无独有偶，曾经有一位外国人也对我发表过非常类似的看法。他说如果中国分裂，可能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我反问他？为什么美国的各州不搞分裂、反而现在还要与加拿大、与拉丁美洲联合搞区域共同体呢？西欧各国自古倒是分裂的，为什么现在要通过欧共体走向欧联邦呢？
我确信，中国如果发生国家分裂，在数十年内的前途将只有一个，那就是发生割据和频繁的内战。人民将为这种分裂付出生命鲜血和经济倒退的巨大代价。事实上我很怀疑，这一套所谓“大一统”是落伍观念，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就是某些发达国家的战略家有意识地灌输给中国人的。目的，就是要为摧毁中国，分裂中国预先提供思想武器和舆论准备，从而彻底剥夺掉中国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机会。
以上这篇东西是1988年6月写的，于1988年底发表。但这并不是一篇孤立的文章，是一组东西。其中还有一篇《当代中国战略形势分析》，发表时间是在1989年3月，也就是动乱即将发生之前。在文中我明白地预先预告了东欧将变色和苏联将濒临解体。我警告人们，90年代可能不是一个做美梦的时期，而是一个充满前所未遇的巨大危机、困难和挑战的时代。我提出了一个警醒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现代化和美国、日本及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相矛盾”。
我当时认为有必要警告人们：有许多迹象表明，让中国陷入内乱和分裂局面，可能正是世界上一些有争霸世界战略意图的国家所期待看到的。在这类国家中，最应当注意的是美国和日本。
我说，如果认真反省美、日近年来对中国实行的全部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政策，我们就可以很深刻地意识到他们的对华战略始终是深谋远虑、意味深长的。
在他们眼中，中国人仍然是劣等民族，中国文化是弱者文化。而我们近年的所谓文化反思恰恰给外国人提供了蔑视中国的新论据。我们正在心理和政治上从事自我摧毁！
实际上，当中国为谋求现代化和经济高增长目标，而把寻求资金、技术的目光投向美国、日本时，我们忽略了极为重要也是极为关键的一点。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无论对美、日还是对西方列强，都只能意味在东亚形成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延滞或阻遏这一进程，必然成为他们真正追求的世界战略目标。特别是当苏联由一个进攻型的超级大国，衰弱成为地区性国家以后，以中国牵制苏联将不必要。
我对我当时发表的这套东西很感到自豪，我在历史面前没有愧色。它们发表出来在当时的舆论界无疑是一种不和谐音。但它们经受住了近年历史发展的检验。今天我介绍这些，并非意在炫耀。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历史是有逻辑的，是可以预测的。大家可能都还会记得1988年的思想界是什么情况？种种崇洋媚外。主张全盘西化，而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传统自轻、自贱、自虐。自我丑化的各种“新观念”、“新方法”滚滚而来，有势不可挡之势！
这些材料，我想你们的资料室会有。你们可以查阅一下。看看我刚才讲的有没有瞎话。顺便说明，当时我也把它送交了一些领导人。当然，我知道这是不合时宜的。我准备为此吃板子。果然，后来有人传话告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警告我，不要危言耸听！
顺便说一下，这几篇东西，我的一些朋友在去年动乱期间，曾设法把它贴到北大三角地，但当天夜里就被人撕去了。有人怕你们听到我的报警。
（会场极其肃静）
三、什么叫清谈误国？
对去年的事件，我采取了与你们，甚至与整个社会舆论不同的立场。有人以为我是搞投机，或者逞英雄。不，我讲那些话，不是想逞什么英雄。白痴才会在这种复杂、险恶的历史关头逞什么英雄！何况我是一个极普通的庸人。其实，我这人平生最怕热闹，最怕闹动静，最喜欢屏居独处，最喜欢孤独。然而近两年来，我的心境相当悲凉。
为什么悲凉呢？让我告诉你们，去年你们的几次游行我都是旁观者。我曾好多次在广场倘佯停留。6月3日那天晚上我也在街头旁观。而6．4清晨，我曾骑车环绕北京，当我目睹那布满烽火、瓦砾与残骸的长安街时，我的心破碎了！黑格尔说过，只有丧失和平和稳定，人才会知道这种已成为生活自然条件的东西，是多么值得珍重！那些日子，我时时感到一种中啮心的悲凉。我惊讶人性的愚蠢，奔向一场劫难，竟犹如奔赴一场盛大的节日！
我回忆起自己一年前写的那几篇东西，当时只是根据一种理性的推断，根据我掌握的一些材料和数字，根据我以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况与世界历史情况所作的类比，而推导出若干结论。当时说出来，不过是以之作为一种假设。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它们却竟会在眼前成为现实！我惊讶地看到我所预言的一系列局面，似乎都在一步一步清晰地演现。我不能不为之悲哀和恐惧！
但是，最近我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这封信出自广州地区一个匿名的知识分子。信中如是说：
我也不相信什么自由民主，我也不相信什么严家其之流的那一套理论。但是我同样不能支持你。我认为，中国应该大乱一下了！不乱不治。人口那么多，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那么腐败，不死他几亿人，不乱它一百年，不乱深乱透，如何能获得新的生机？让大毁灭早日降临于这个民族吧！毁灭是再生的唯一希望。只有大动乱，才能导致现存社会结构的突破，这是中国的唯一希望。所以我认为你是阻挡历史之潮的反动派！就是经历几十年动乱与战乱，也不像你描绘的那样可怕！
读完此信，我有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冒充上帝的人在说话。这封信现在在《中国青年报》一个编辑手里，我一直建议他们登出来，让人们知道什么叫做冒充学术的狠毒和残酷！好一个“死他几亿人，乱它一百年”！这不是人类的声音，更不是上帝的声音，而是真正的恶魔之声。就发散在我们周围，而人们却还是懵懂不觉！
对这种人，我的答复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由你自己做起，请你首先自杀，为中国人作一个减少人口的楷模！凭什么别人都应该死而你却该活呢？我憎恨清谈误国。这种讲起来头头是道，一实行就要杀人的理论，就是清谈误国的典型样本！这些年社会科学理论很兴旺，种种各样的新理论都出现了。有好的，但也有添乱的。我这人玩世不恭。人家称我是什么学者、什么研究员，我记得过去在北大的讲台上就讲过，此类头衔，渺不足道，不过是混碗饭吃。去年我曾想辞职。这个打算并不作废。
说实在的，我本来没想当什么学者。我读书著文的初衷，本来是想求真知、辨是非，追求致学术于进步，致人生于改善。但殊不料竟触犯了一些学术山门、政治山头的既得利益。有个外国记者和我谈话，他看我为现在中国的政策辩护，说：“你怎么为共产党辩护，你是共产党吗？”我说不是。“为什么不是？”我说我从来没作过申请啊，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无意从政。我对政治本来不感兴趣。那么为什么发表政论？那实在是出于不得已。举个例子。如果我和大家共同住在一个房子里，这个房子破旧了。旁边有阔佬们的高楼大厦。我们存在于这个地方，碍了阔佬们的事，人家就总想拆我们的房子。而这房子里和我合住的伙伴也告诉我，说咱们这个房子太破了，咱把它拆了吧，拆了也盖阔佬那种高楼大厦。我反对，我说：“我们目前还没有钱。我们这个家底还不厚实，我们不应该和那些阔佬攀比。”可是你们已经拆起来了。这时，我能不能站起来喊一声：对不起，我反对你们！而那些阔邻居们却兴高采烈，他们在旁边鼓励和助威，说：“干的好，小伙子们！这破房子是早该拆了。看看我们的高楼大厦，不拆你们就永远不会有！他们帮你们骂我，说我是混蛋，反对你们住新房子。我想你们知道我讲这故事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是现在这个立场？因为我必须维护我们住的这个房子。我无意于政治，我不想当官，我不想给任何人拍什么马屁、当什么走狗。但是有人要拆我们合住的房子，我能不出来讲话吗？！
（学生笑）
所以，如果说为什么我是今天这个立场，我的理由是什么？这理由就这么简单。有人说我帮共产党讲话是想做官。（笑）可我告诉你们一件事。1989年3月，我所在单位有一位领导人，找我做过一次谈话。他向我传达了一些来自“上面”的信息。第一，他告诉我，你写的那一组东西，你送到上面去了，你想知道反应吗？我说我能猜想到。他说，我现在可以负责地告诉你，很靠近、很靠近赵紫阳的一个领导同志，让我转告，不要危言耸听！第二，他又试探我的想法，问是否有意参加能接近“上面”的某种工作？我也回答两点：第一，本人无意从政，也不适合从政。第二，本人观点不变。因为作为学者，我只能服从事实和逻辑。我告诉你们这件事，就是说，我曾有过机会，不只一次，但本人不合适！
四、殷鉴不远
中国的前景如何？两年前人们很乐观。后来连续发生一系列问题，有人说，这些问题都是由于改革不彻底，由于政治改革没有走到前面造成的。真是这样吗？大家可以睁眼看看目前的东欧和苏联。他们的改革不能说不彻底吧？政治改革也走到经济改革的前面了吧？怎么样呢？破产、倒闭、失业浪潮席卷这些地区。国破邦离，饥寒交迫。许多人单纯从政治制度演变的角度评论东欧的变色。但以我的看法，我认为东欧面临的困局，实际是工业破产、经济崩溃。是目前世界性经济大变局、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前景只能是以依附的垂直关系，或作为债务奴隶而隶属于西方发达国家集团。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但有人说，为了民主嘛，总要付出一些代价。目前它们这种情况只不过是一个过渡。这话真是太美妙了！但试问，第一，这苦难的、国家混乱、民族分裂、经济崩溃的“过渡时期”，时间到底需要多长？三年，十年，有希望吗？第二，什么事情不是过渡啊？我也可以跟你们说，中国现在的困难，也是暂时的，是个过渡。但是你们就不爱听吧？那么为什么对那边的情况这样讲，你们就相信呢？人就是喜欢自己骗自己。
刚才我引用了广州那个人的来信，他说中国啊，现在需要一 种变乱、突破，来打碎现存这个结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给中国带来生机，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但我这个人喜欢务实，我是从东北的农民堆里滚出来的。我不会算那么长远的账，我只会算一个眼前的账。你说三十年后世界将如何好我不知道，也许我看不见。我能看的就是眼前。按照他开的那种药方，眼前中国就该发生天下大乱、兵荒马乱、烽烟四起，人们流离失所。你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不都说社会主义如何不好嘛？社会主义究竟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作为现存制度维系着千百万人的衣食住行，生存命运。有人说，一种制度好比一件衣服，感觉不好就可以换上一件。但我看不对！一种制度是长在社会上每个人的骨肉里的。你硬拔掉它，就要流血！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我期待于对现状的改良而不是动乱和推翻。我有个好朋友，去年事件中，他家有人被误伤了。这个事情平定以后，他愤慨之极，他跟我说：他妈的，我是共产党的孩子，但我再也不跟共产党干了！他流眼泪很愤慨。我坐在他身旁，我什么也没说。我们家没死人啊，对不对？我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过去经常交谈，所以他了解我的立场和观点。后来我就讲，我说共产党、社会主义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现在维系着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包括你我。如果真的天下大乱起来，你爹我爹将没处领退休金、养老金，他们住的公房啊，将来产权私有化，又没有秩序，不知道将交给谁。千百万的公务员、工人、市民，在动乱中将失去生计，流离失所。闹吧，大乱以后，社会正常经济联系将破坏，银行将发不出贷款，人民币崩溃、信用崩溃，银行关门，工资停发！现在有些国家就是这种局面。许多人讲，目前经济有困难，一些工厂不景气，停工待料。我知道。但是我还知道一点，乱吧，上街吧，上街的结果，你们现在停工待料，还有人给你发工资。但天下大乱三个月，如果哪个地方还能给你发一分钱，那就是奇迹。也许“美国之音”会给你发钱？也许靠美国的救济面包能养活10亿人？好，如果是这样，我们都到美国人那儿、到美国大使馆磕头去！
我这个人目光狭隘，就认实在的东西，高深的那套玩艺儿我是不懂。我知道的东西就是这么一点普通人过日子的道理。我是农民嘛！（学生笑）
再说去年那个局面，现在许多人都有气啊。我知道。就说对政府，有人气憋得很足，说你这个政府，怎么当时就是不让步啊！有个日本人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是学生和政府为争面子的心理，而酿成去年的偌大事件。这真是肤浅无比的观念。
但是据我观察，去年那个事件后面活动的，恐怕不是只有一种力量，不是只有你们大学生，不是只有你们这些要追求民主。追求光明、追求中国现代化的人。它后面有很深的国内外政治背景，真正揭开事件的全部真相，看来还需要一些年。
有人会讲，你的意思无非就是暗示有外国势力插手。但美国管你中国的事情干吗？中国这么穷，当殖民地都没人要！
也许是当殖民地都没人要。这就更表明，中国的前途只能靠自己！然而如果中国今天的制度解体，如果中国四分五裂，等待中国的将绝不是富裕与光明。如果打个比方的话，那么我可以断言，中国的前途只能是如下样板的合成：这就是经济的非洲化（缺水缺粮的荒漠化）！债务问题的拉美化！政治动乱和内战频仍的黎巴嫩化！许多中国人将流离天涯，成为现代巴勒斯坦人。
（会场极其肃静）
我最近这两年啊，真是长见识。说实在的，好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都见过了。去年你们游行的时候，头上怎么都扎着白布条，打着黑布旗子？你们当时难道着不出那也是一种不祥的预兆？我这个人有点迷信呢，我曾经碰上一个和尚。那个和尚是一个知识分子，是我的忘年交，老朋友，不谈他的名字，他不愿意。他在大家游行的时候，也蹲在金水桥旁边看。我走到他身边，问：“你看这事情前景怎么样？”他说：“很不吉祥啊！”我说：“怎么呢？”他说：“你看他们怎么都扎着白布条、挑着丧幡呢？”我说：“对呀，过去是从来没见过。”他说：“可怕呀！京城将有血火之灾！去劝劝这些学生吧！”
（学生议论）
这是迷信，还是他有意的警言啊？但这老头，我讲出名字你们有人会知道，是很有名的，德高望重的一个出家老知识分子。当时他还指给我看纪念碑前面，挂在柱子上的那面黄布旗，大书“绝食”二字。大家知道啊，汉语的多义性，它后面还有很多间接的意义呢。那些日子，我有个朋友也起劲得不得了，狂热兴奋之极，天天上街游行。我就劝他说：“你还游啊？你们家的孩子才这么大，快给他备点奶粉、方便面吧。快了。”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很反感。我说：“你没看见纪念碑前面的那块布帘子吗？天下真大乱，就得断粮了。”我是农民，不懂什么精英政治，关心的就是衣食住行问题。
当然，由于政府果断控制事态，后来这个事情没发展到那么严重。但我告诉你们，对此我只能为中国人额手称幸。历史又给了我们若干时间。但今后几年，三到十年，我可以肯定地说，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中国的前途究竟会怎么样？甚至21世纪的世界上将来是不是还会有中国？两种可能，就是我刚才谈过的——完全取决于国家大局能否实现持久的政治稳定！我两年前在《明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并未作废。如果动乱再度起来，如果社会失控陷入无政府状态，那么不管这是以什么名义发生和动员起来的，国家的前途只有一种，那就必然是兵荒马乱、诸侯割据，老百姓流离失所。
国家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每个人手中，让大家自己去抉择吧！
五、中国外部环境虎狼在恻
我相信所有的大学生，当你们去年投入到那场运动中时，可能都是抱着一种真诚，一种追求中国振兴、中国进步的热望而投身的。
但是，你们是否看清中国当今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可以说是虎狼在侧！当你们这几年在激动地演讲、鼓动和造反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我在读书。我读了一些书。特别是读了美国罗斯福时代以来关于美中关系，关于美国的世界地位，关于美国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所追求的世界目标的书。
读完这些书以后，我明白了一些问题。这就是最近我和那个法国记者谈话的时候说的：民主也好，人权也好，作为一种价值或理想很宝贵！但人们要警惕，不要让那种有世界图谋的国家，利用它们作为策动他国内乱的口实，达到乱人之国，灭人之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
现在，关于世界的前景问题，你们从各种各样的书刊和报刊上，可以读到很多说法。无非是两种：一种悲观；一种乐观。现在好像是乐观的占主流。西方有人认为，第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即将从地球上永远被清除出去。第二，模仿西方政治模式的民主化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个观点可以从国外的很多报刊杂志上（台湾、香港、美国之音）看到和听到。而这两种信念，也渗透到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我现在先不评论这两个观点，但是明确地说，我不同意它们！我对世界前景，从长期说是乐观的。但从近期看，却很难乐观。我没有看到可以乐观的根据。我看世界正面临前景莫测的巨大变局。世界如此，个人何足道？当然是——“无所谓”。
（学生笑）
（也笑）我说无所谓的意思是，我不怕那种要暗杀我的威胁。当然，如果有一天，把我干掉，有人会高兴。美国有人就会高兴。我给你们讲一件真事。我的一个亲属在某国留学。有一个相当有权威的外国学者请他吃饭。他是打工的自费留学生，时间就在前不久，今年4月间。那位学者说：“何新这个人，我们知道他的能力，我们知道他非常聪明，但是他被共产党收买了。他很危险。我们都是他的朋友，我们替他的命运担心。”
你们知道，“美国之音”播过骂我的文章。法国巴黎电台。英国BBC点过我的名。香港、台湾的刊物就更不用说了。有一个西方记者亲口告诉我，1988年我在《明报月刊》的文章发表，当天就被日本、美国、苏联在港新闻和谍报机关传报各国。他们干嘛这么注意我？无非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站在中国人自己的立场上讲了有利于中国人的话。因为我揭露了他们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战略意图。于是他们就要毁掉我！我今天正式宣告，如果我有一天失踪，被绑架，被暗杀，甚或发生“自杀”，那都将是毫不奇怪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也不要求你们承认我。但是，我的文字，我的作为已经留在了历史上！我对得起你们，无负于这个民族和共和国，也对得起我的良心。这就够了！
（场上发出掌声）
我再告诉你们一件真实的事情。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西方作家，她是我所遇到的真正热爱中国的外国人之一。她在外国读到了我揭露西方对华战略意图的论文，她说：“你写得非常好。但这话只能由你来讲，如果是我讲出来，我就要被悄悄地这个！——她用手作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学生低声议论）
对不起，我无法透露她的姓名，你们也许想不到吧，这就是现代民主的另一面！现实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平等关系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水平的关系，也有垂直的关系，在经济、政治上都是如此。有一个七发达国俱乐部，那就是今日世界经济的七个特权国、主宰国。美国就是他们的头。说到底，美国全球意图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呢？是全球民主吗？是世界各国共同富裕和维护人权吗？美国有一个迪斯尼乐园，而这一套意识形态，也就是美国战略家提供给世界的另一种迪斯尼神话。
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呢？从远期看，最终就是要在全球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和担任政治领导，囊括全球的一体化经济政治体系，也就是“通过拥有一个中心首都即华盛顿的中心大陆——北美大陆，从自然地理上支配全球”。我说这个话，一定有人认为这是耸人听闻，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你们，这句话，是从美国人的书里抄出来的，这本书就是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写的《竞赛方略》。
这本书是写给美国的国会领导人读的，那个时候美苏还在竞争，东欧的阵营还没有解体。这本书中有一章，标题是《争夺欧亚大陆》。你们要想了解美国的世界战略吗，与其去读布什公开的施政文告，不如读些这种书。这本书第一章的题目叫《帝国冲突》。什么叫帝国冲突呢？有一个词，许多人认为已经过时了，就是“帝国主义”。但是这部书的第一章就讲这个问题，而且开宗明义。他告诉美国国会人士；美国和苏联的斗争，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也就是说，冷战的真实涵义，不仅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斗争，说到底是由谁来主宰全球大陆、世界市场，由谁来建立这个世界帝国的斗争。这是两个主要帝国为争夺全球统治权力而战的斗争！这本书里有两张地图，非常有趣，分别是以美国为中心和以苏联为中心看到的世界。世界地图翻了一个角度，就把这个目的非常鲜明地突出来了。
还有一个美国战略家叫斯皮克曼。他早在1944年写的一本书中，就揭示了世界战略斗争的这一内容。这本书的名字有意思，叫《民主与和平的地理学》，1944年出版的。在这本书里，作者试图为美国决策集团设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扩张战略，这就是著名的地缘战略。他清晰描述了美国应追求的世界地位，美国将会遇到的主要对手，以及美国必须拓展的新领地。他说，作为历史上的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美国应当成为民族多元化、太平洋中心区域、世界新秩序的中心枢纽。只有在那个时候．美国立国者的伟大抱负才能实现。“美国的抱负不是追求一个多民族的世界，而在于完成世界统一的使命。”
由此我们可以体会美国人的战略精神。说实在的，我对美国有一种很矛盾的感情。一方面，我很钦佩它，它是那么有力量，那么强大，对吧？它的民族是世界化的，它能容纳很多东西。但是我也非常警惕这个国家。因为它那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哲学，它那种以帮助各国人民实现民主、人权、自由选择为名，而煽动内乱，贯彻自己战略目标的假仁假义和伪善！
去年中国发生的事件，我相信美国的战略家，早在事情发生之前很久就完全清楚地看到了（事实上费正清也在1988年底预测到中国将发生动乱）。而在6月事件以后，如果中国局面未能被政府所控制住的话，中国前景将四分五裂，这也是美国的战略家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推波助澜，就是鼓励事态持续恶化。这一点从“美国之音”的鼓动中可以明白无误地意识到！可恨的是，他们要的实际就是这个前景，要的就是中国的颠覆和分裂局面！我讲得很累，我想休息5至10分钟，以后再和大家继续谈。好，谢谢大家。（全场鼓掌。全场休息，学生除个别上厕所的以外，大都坐在原地未动。大约5分钟以后，学生们开始敲桌椅，催促何新：“快些开始下半场的演讲。”又过了5分钟，何新再次登台，场内一派肃静）
六、美国来信
我刚才抨击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世界战略，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过于偏激。但是这儿还带来了几封美国人写给我的来信。这些信反映了一部分美国人对美国民主和去年中国事件的看法。这些美国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是看到我的文章，有的人还是看了国外骂我的文章而写信的。
下面我摘要读一读，由此，你们可以了解在美国还有不同于“美国之音”的另一种声音。
有一位是华高自然科学工作者。他家人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三代。他的信写得很长，我摘要念。他说：
“最近我们在美国的报刊上陆续看到关于您的观点的零星消息。感到非常有兴趣。过去一年，在中国，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小的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困恼人的事情。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市面上也出现了大量与这种变革有关的书籍，在尽力地添补美国公众对中国人的辅辆饥肠。”
“但是。这些书籍和已发表的报纸文章，却给我们造成一种干篇一律的偏颇印象。对于拥有强烈好奇、而不愿人云亦云的人来说，对那种关于中国民主的空白论，愈来愈有普遍的乏味感 “以鄙人的陋见：一种判断、一种见解，最初不论曾经是多么勇敢、多么深刻，一旦变为被多数人不断重复而噪瞧不休的口头禅，也就可能丧失它可能一度具有的耀眼光彩，甚至存在将善良的人们，引向某种迷雾和灾难的危险。”
来信说：“二十年前的美国流行经过若干修补的左倾思想，曾经变为绝大多数知识青年狂热崇尚的火光。（他是指1970年美国大学生的校园造反运动）但是风云变幻20年后的今天，对于一个在美国生长了三代、受过教育、见过世面的美籍华人的我，却突然发现，在世界的另一角，在我的故土，竟会有那样多的成年人如醉如痴地，叫嚷着印在美国中学课本上那些最平庸、最陈词滥调的几句口号。
在洋洋自得之余，我也油然而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冷嘲之感，历史的螺旋真像一个不解之谜。”
他又说：
“作为海外华人，大多数都不同意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可以适用中国。（其实，日本人、韩国人、新加坡人和国民党人都是这样。战后一群美国人给日本的忠告是：不适于日本人的美国制度就不能予以采用）
在不同的程度上，人们也都同意中国需要安定。国民党50年代强制维持台湾治安，甚至影响他们的声誉也再所不惜，才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
他还说：“从对你思想的评介中，知道你对游行者们把一切罪过归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其实呢，这反映了中美间的文化冲突，实际也是一种政治文化的心理战。”
他说：“每逢读到报刊上外国人称颂日本、南朝鲜人的苦干，教育普及，以及人们的多利等等道德时，都归功于孔夫子的教育。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只感到非常惭愧和受侮辱……”（略）
他的信还很长，我不详细念了。除此之外，我还收到很多外籍华人的来信，他们对我的观点态度和国内人们的想法，确有天壤之别。许多人早已加入了美国籍，但是作为一种根苗所在的故土，他们却仍深深钟情于中国，中国文化。再读一封信，这是三藩市一位纯粹的美国知识分子写给我的。他这样写道：
“您发表的谈话录中所表达的意见和观点，使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您看问题的角度，是大多数美国人很少有机会了解到的。
自从1989年春季以来，美国人得到了大量关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们的消息，如方励之、吾尔开希等等。许多关于1989年北京的游行示威的报道，失之于肤浅和偏颇。实际上，许多美国的新闻机构，并没有准确地报导示威者们所提出的具体要求。这些游行者们差不多总是被描画成要求推翻共产党的英雄。实际上，正如您所说，很多人其实只是要求共产党实现更清明的政治。
美国人从自己的政府和新闻机构那里得到一种片面的消息，这并不是第一次。在整个80年代，美国的电视、报纸、学界和政府，都制造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正因走向资本主义而带来经济的迅猛发展。而这一种解释的基调是一种由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来的沾沾自喜。
这一种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里根和布什的经济政策作了注脚。
由于人们得到的关于中国的消息仅仅是美国的资本家们所想要他们知道的消息，他们自然地把这些消息看成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的证据。（他们也正在运用同一种眼光来看待今天在苏联正发生的一些变化）
在这以前，在冷战的年代，他们制造的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印象：中国被看作是一个头号敌人，一部巨型的共产主义机器，要将这种制度统治全世界。对于共产主义的敌意，加上对于亚洲人种的歧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以及对于其他亚洲国家的干涉。
很清楚，这种左右摇摆的极端印象同真正的中国——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承受着人口膨胀、环境恶化、教育落后、基础薄弱，以及历史、内战和外国入侵所遗留下来的一切问题——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由于您大量地谈到了‘真正’的中国所遭遇的问题，我认为让美国人了解到您这一种观点，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
我也认为您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分析相当恰如其实。很少美国人意识到西方帝国主义和干涉主义在这个世界上造成的不幸。更少的美国人了解这些不幸所留下的感情伤痕。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使发达国家意识到发展中国家所遭遇到的深重的困难。但认识到这一点仅仅是一个开始。发达国家必须意识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要为这些困难负责。并有责任为这些困难付出一定力量。若非如此，我恐怕西方国家有一天要为一些在历史上埋下的错误付出很重的代价（今天在中东的危险形势，就是一个信号）。”
他还说：“您对于美国的批评之所以令人信服，是因为您同样地愿意批评中国政府所犯下的一些严重错误。美国人在他人愿意承认自己的不是的时候，会更愿意接受批评的意见。口号式地谴责帝国主义是无法服人的。但理性的分析却可以让人服气。”
但是，一个美国知识分子认为服气的批评帝国主义的论点，一些中国人却并不认为服气。他们认为帝国主义没有那么坏，自己的祖国没有那么好。这也是近年的怪事之一！
七、爱国主义是否过时了？
现在流行的看法是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外国人对中国人比中国人亲！可是据我知道，那些身在外国的中国人未必有这种体验。事实上中国人到了西方以后，心情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可能钦佩、羡慕别人的发达。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切身的非家园感，缺乏归属感，寄人篱下之感。叫做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你勤奋苦干，也许可以挣个几万美金，但是你却不容易挣到西方人、日本人对你的认同。结果定居了几代，还是被看作外国人。华人参政在美国是个大新闻。它是新闻本身就说明了这很稀罕。我们的传播界对于这类新闻也极乐于传播，似乎以此可以获得某种中国人的尊荣。以别人的价值为价值，以洋人的承认为承认，这本身就是自卑，就不光荣。你们不是有人崇拜尼采吗？可是尼采说过：价值由我出！我创造价值。这话有主观唯心论的色彩。但如果“我”不是只指个人，而是从民族的角度、国家意识的角度，勇于提出和敢于坚持独立的价值观，那么，这就是民族自豪感的基础！这样的民族、这样的个人、这样的精神，无论贫贱还是富贵，顺境还是逆境，弱小还是强大，是永远打不败的！
实际上，在西方人的眼睛里，对中国人在种族和文化上的轻蔑或歧视，始终是存在的。我们赞美李约瑟弘扬中国科学传统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他的这一工作之所以获得重大的意义，恰恰是因为西方主流思想界普遍忽视或轻视古代中国科学。我认识一些西方人，所谓双学家，包括某些自称是非常友好，非常了解中国的汉学家，但我几乎无往不在地注意到，他们只拿中国文明当作一种早就过时的，像那种非洲木雕一类有趣、但却无足轻重的古玩。
这几年我们在国外获奖的一些作品，引起西方发生“轰动效应”或者号称“走向世界”的某一类作品，有些其实是中国人自轻自贱自虐，而且往往是很矫情地自轻自贱的文艺作品，这甚至一时成为时髦的风尚。怕得罪人，我不谈具体作品。
（学生议论）
当然，我也不是说凡在西方获奖的中国作品都是坏作品。西方确有一些知识分子是非常客观的、公正的（比如刚才我读的那些信）。但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总能把握西方舆论的主流。某些西方人认为中国文化只是世界文明的副流、支流，是已经被淘汰或必将被淘汰的！只有他们的希伯来、他们的希腊、罗马传统，才是正宗和主流，是常存不败的精神花朵。他们眼里的中国人，在文化和种族上是低能的，所以他们习惯于对我们用训诫、教诲的口吻说话。而我们这些年来，似乎也习惯了接受他们那一套口吻。
实际中国人应该有自知之明，如果我们不自强，我们是难以走向世界的！难以被世界承认！甚至就是被香港人承认也不容易。
我到香港去。香港大学有一个教授，他约我晚上到香港最热闹的海滩去散步。那里人很多，人挤人。他忽然推推我，说：‘这儿人多吧？”我说：“多。”他说：“比王府井怎么样？”我说：“还多。”他说：“你踢前面那人一脚。”我说：“我踢他干吗？”他说：“你踢他，看看他会不会像你们中国人，回过头来骂人？”我当时一听，觉得很憋气：“难道你不是中国人啊？”他也许是开玩笑。但事实是，甚至某些香港人也觉得他们在文明和价值上比大陆人（即所谓“中国人”）高一头。这一点，看看香港的某些政论刊物也可以证明。那种刊物不是在那里居高临下地骂街，就是在教训或训示中国应该做这个、做那个。其实他们自己未必真高明。20年前他们不敢如此。现在他们眼里的中国人似乎是野蛮人。
这种事多了。我想在座的许多同学，在海外都有当自费留学生的同学、朋友、亲属。他们在国外感觉如何？除极少数外，恐怕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曾去过一个国家，主人临别时间我：“见到什么来前没有想到的？”我说：“我在国内就听说来贵国打工的自费生很苦，特别是那些女孩子。但我没想到有的人处境竟是这么惨！”
上次会见一位外国记者。这位先生上下发散着贵族气。我这人你们都看见了，土头土脑。他伸出两个手指头跟我握手，带着一种傲慢。上来他先跟我侃了一堆闲话：说什么他不关心政治。他只是从文化角度关注中国的民主和政治改革问题。但当我说民主啊，它就是政治！不但是政治，而且是战略问题。在今天的世界上，民主已经成了大国用来在一些国家内制造内乱的战略武器，这时候，他原来是这么坐着——向后仰靠在按发上，可是听到我说这些话时，他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他可能读了一些西方报刊上研究和评论我的文章，好奇而来找我。他想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中，为什么有这样的人，有这样一种观点呢？我知道他的来意，就像今天来北大之前，我也知道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样。但是当我谈完这些观点的时候，却似乎出他意料，他赶快拿起笔来记录，在整个谈话的过程当中，他的姿态和调子，全变了。
他讲外语，不过我有一个非常高级的翻译，那个翻译很棒，一句盯一句。我讲的话很强硬。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的观点是这位老爷没想到的；有的话似乎触到了他的疼处。而在后面他的谈话就似乎变成了一种答辩。说实话，我那天和他谈完话的感觉是，我非常快乐，我跟朋友们说我今天痛快极了，没这么痛快过！我把这位傲慢的老外给炼了！
（学生笑，全场鼓掌）
那次谈话，本来他也许是想教训教训我。结果是我给他上课。而他反反复复在那儿重复的就是两个字：一个是“噢”；一个是法语的“是的”。直到最后谈到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他才试图给我一个反击。他最后的那个答话，我印象很深，我也不得不佩服他还是有水平。中间有一件事，让我很感动，什么事呢？我提到了一位外国作家，是他们国家的人。我刚说完，翻译译过去，他就迅速而本能地反应说：谢谢你提到他！”这很体现了他的民族感情、爱国感情，以本国文化为自豪的感情啊。对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刻。反过来，我就想，要是我们中国人。会如何？假如外国有人对我们提到孔夫子，我们会如何反应？我们可能会说，提他干吗？ 2000年来中国落后，全是这个家伙造成的！别说他了！
（学生议论，笑声）”。
这位记者最后留下一段话，算是给我一个反击，那话也非常耐人寻味。他讲得既傲慢又很有趣，还不失身分。他说：“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现实的中国是并不存在的，我们对它也不感兴趣。对于我们，中国不过就像一个巨大的屏幕。自从17世纪以来．我们带着幻觉来到它面前，然后把我们的各种幻想、愿留和感受．都通通抛到这块屏幕上。”谈完这句话，不容我答复他就站起来，说：“谢谢！”（握手）从而结束了这次交谈。
这个话的含义是耐人寻味的。那里面仍然抱着一种对中国人的冷漠和傲视。你们自己去体会吧。后来报纸发表这次谈话的时候，把那段话删掉了。我觉得不该删。仔细玩味他的这些话，会知道他这里面隐含的意思：你们中国算老几？说实在我们对你们不感兴趣，我们之所以对它感兴趣，是从我们的立场和利益！（防人议论“应该互相利用”）
有人会说，好啊何新，你又把我们引上你这个套了，爱国主义，你不就是讲这个吗？好吧，我这儿还有一个材料，台湾的名人，陈映真。这个杂志是美国的中文杂志《海内外》，题目《记者与陈映真谈民运》。香港记者写的。
陈映真在台湾是个非常有名的不同政见人士。但是刘宾雁到台湾，几次要求见他，他说刘不够资格。他如何看待1989年的中国事件？文章太长，我不能多念，只能挑几段。
文章说：冶湾最近举行选举。记者刚巧碰上陈映真，当时他正在美国驻台协会（也就是美国驻台湾的非正式的官方办事处）门外抗议美国国会议员索拉兹来台监督选举。是啊，台湾搞选举，你美国派人监察什么？
记者趁他喊完“索拉兹，滚回去”从宣传车爬下来时，把他拉到一分。谈及对中国民运的看法。陈映真说：“我懒得讲，我讲的话在香港登出来，一定要挨骂。”陈映真说：像方励之，他根本不应该跑到美国大使馆要求外国庇护他，他是应该这样的。”陈映真摆出双手，作被扣状。陈还说，他尤其痛恨中国知识分子及大学生盲目崇拜美式民主自由思想，及依赖外国势力援助这一点，他激动地说：“这是很混蛋的！现在在国外的反对力量，明显是有外国支持的。这肯定不会有前途，道德上也犯了罪。”他说：“最根美国以人权外交为借口，染指各国的政治活动。”最耐人寻味的是他还说：‘什么自由民主、个人个性发展就好。我想是用科学、冷静态度检讨一下中国几十年来发展的时候了。”
这就是台湾的一个爱国知识分子讲的话。我们在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多分歧。但在爱国这一立场上，应该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停顿，场内鸦雀无声）
我引他的话干什么？因为我知道，有些概念，有些东西，明它是对的，但是它现在居然臭了，包括“爱国”这样的字眼。
爱国这样的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全世界各国、在各种意识形态下都不能反对。但在我们这里，这些年，它居然会臭！谁提起来谁头疼，而且谁讲它就被嘘出去、赶下台。这本身就已经说明，国家已经危险到何等程度了。你们可以说我何新是共产党走狗，那么陈映真不是吧？他也是这么看问题。而且他认为今天应该冷静地、深刻地反省中国的发展进程。我赞同。
我们都关注中国的发展，关注中国的前途，但是我们应不应该让我们的这种热情、这种追求，把中国引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局面当中去？这是我今天必须提请大家深思的。
八、中国人何处是家园？
有人说，中国那么穷，美国要你干吗？现在世界上最后一个殖民地都独立了，世界上现在还有殖民主义吗？现在世界是什么潮流？对，20世纪的一个历史特点：政治的殖民主义垮台。正是由于出现了以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为前驱的一系列历史运动以后，政治军事的殖民主义已经垮台了。但是今天，经济的殖民主义，却依然存在，只是换了新的形态。经济殖民主义，在西方人的著作里面有一个观念，叫做“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关系”。就是中心发达国家用经济手段加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剥削外自不发达国家的关系。这么一个世界经济关系，正在全球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地发生。这一个新的历史动向，很值得深思和注意！
谈到爱国主义这个问题呀，方励之讲的那个话有点玄妙的意思。他说呀，爱国主义这个观念过时了，老讲爱国主义非常狭隘。今天的人应该是世界主义者。为什么呢？他说你看现在的跨国公司、资本都是世界化的。你看现在世界整个经济潮流，全球都在趋向一体化。还讲什么爱国主义呀！而且，人到这个国家定居、到那个国家定居，似乎很方便，很自由。世界正在变成地球村，还什么爱国不爱国。观念多么陈旧！
我注意到了这些情况。但是资本无祖国，利益有没有祖国啊？利润有没有祖国呀？！投资哪儿都可以去投，利润也能随便流吗？最大多数的利润往哪儿流啊？是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这是有统计数字的。没有回流的利润，发达国家会来投资吗？对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一方面，你不能不要发达国家的先进的技术和资金，因为你要搞现代化、工业化，资金不够，技术水平低下。但是另一方面，你眼看着这个血，大量的回流到发达国家去。这是一种新的世界范围的斗争。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对于后起的要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面临着，第一不得不引进资本和技术；第二，要计算流多少血给他？流到什么时候？流到什么程度？是否会得不偿失？面对这么一个问题，这也是一种选择。你光看到那些跨国公司、资本的世界化，你还必须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香港有多少人吃大陆饭？说香港富足，我们不去谈别的背景，有多少人是赚你大陆的钱！空手道！白手起家而成了百万富翁？知道吗？几年前我去过香港。我认识一些人，十年前还是皮包公司，十年后巨富，吃谁的？靠什么？靠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吗？
中国一些青年人今天到世界各国去搞洋插队。但混得不错的能有多少？主流社会有几个能够打入？比如说在美国定居的华人里面，有多少人可以打入他们的精英文化？打入那里的高级精英文化圈子？我们可以开个表，统计一下。美国多少人口？华人占的比例多大？这个华人精英的比例和那个华人在美国的总体比例，相称吗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